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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到乾隆朝为止的《左传》研究著作，《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收录在“春秋类四”和“春秋类存目二”中。《总目》作为一部目录学巨著，本身具有学术史的性质，可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同时，《总目》也在总序、小序和提要中渗透了编撰者的学术思想。考察《总目》收录的清初《左传》研究著作，我们可以看出清初《左传》研究之状况，编撰者的学术思想及其对清代中后期《左传》研究所产生的影响。 一 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对《总目》的价值评述说：“今《四库提要》叙作者之爵里，详典籍之源流，别白是非，旁通曲证，使瑕瑜不掩，淄渑以别，持比向、歆，殆无多让；至于剖析条流，斟酌古今，辨章学术，高悒群言，尤非王尧臣、晁公武等所能望其项背，故曰自《别录》以来才有此书，非过论也。”[1]（48） 余先生恰当精辟的评述道出了《总目》的学术史价值。《总目》“春秋类”著录的清代《左传》研究著作，就是一部清初百余年间的《左传》研究史；而且，这一时期的《左传》研究以考证为主。 （一）具有官学指导意义的《左传》研究之作。“春秋类四”著录这类作品有三部，它们分别是《日讲春秋解义六十四卷》、《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三十八卷》和《御纂春秋直解十五卷》。这几部书都主张扬朱抑胡，以朱熹的平允通达相标榜，鼓吹自己能剔出以胡《传》为代表的宋人穿凿附会之见，正如“春秋类存目二”最后的“案”所说：“《钦定春秋传说汇纂》，总括众说，折衷圣言，凡安国迂谬之谈，悉一一驳正”；实际上，它们只是大体参照朱熹之说又结合古代注疏，去掉宋人托讽时事的攘夷之辞而突出尊卑君臣之理，其凭主观偏好删改古书的治学方法并不比宋人高明，而《钦定春秋传说汇纂》提要对其“挽数百年积重之势”的歌颂，以及《直解》提要“然学者恭读《御纂春秋传说汇纂》以辨订其是非，复恭读是编以融会其精要，《春秋》之学已更无余蕴矣”的评价，明显为溢美之词；这类官学之书的意义类似于明代的《五经大全》，学术价值不高，但代表了官方的声音，为私家著述奠定了基调。仿官书之意以解经的著作有俞汝言的《春秋四传纠正一卷》，“书中摘列《春秋》三传及胡安国《传》之失，随事辨正，区为六类”；朱鹤龄的《读左日钞十二卷补二卷》，“是书采诸家之说，以补正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之阙讹”；张尚瑗的《三传折诸四十四卷》，“尚瑗是书虽未能刊削浮文，颇乖体要，而搜罗荟粹，犹为摭实之言。”这几部著作与钦定之书一样，对胡传大加伐挞；此时的《左传》研究虽然官学色彩浓厚，但取朱熹对《春秋》简洁合理的解释自然胜过牵强穿凿的胡《传》，学术上有一定的合理性。 （二）考据学派的《左传》研究。顾炎武是清代从义理转向考据的开山祖，他在考据学上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方法的发凡起例上；他提出的“读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及博求佐证的方法基本上概括了清代考据学的内容。[2]（284）他的《左传杜解补正三卷》开清代以考据学研究《左传》之滥觞，体现了顾炎武的独创精神和深厚的学识素养。四库馆臣在提要中赞扬他说：“博极群书，精于考证，国初称学有根柢者，以炎武为最”；又说：“是书以杜预《左传集解》时有缺失，而贾逵、服虔之注、乐逊之《春秋序义》今又不传，于是博稽载籍，作为此书”；“凡此之类，皆有根据。其他推求文义，研究训诂，亦多得《左氏》之意”；“炎武甚重杜《解》，而又能弥缝其阙失，可谓扫除门户，能持是非之平矣”，以考据为主但又能吸取宋明人的意见研究《左传》，体现了顾炎武通达的一面。受其影响，毛奇龄的《春秋简书刊误二卷》，由书名可知其于校勘经文上用力颇深。提要说：“是书刊正三传经文之误，其以《简书》为名者，盖仍执其‘传据策书经据简书’之说也。大旨以《左传》为主，而附载《公》、《谷》之异文，辨证其谬”，“考《左传》虽晚出，而其文实竹帛相传，《公》、《谷》虽先立于学官，而其初皆经师口授，或记忆之失真，或方音之递转，势所必然，不足为怪”，从声音角度考文字之误，颇具慧眼；惠栋的《左传补注六卷》，“是书皆援引旧训，以补杜预《左传集解》之遗”；沈彤的《春秋左氏传小疏一卷》，“是编以赵汸、顾炎武所补《左传杜注》为未尽，更为订正”。 （三）《左传》的专题研究。从《总目》看，由于求实征验的考据学风，清代很多学者摒弃空疏义理，致力于《左传》的专题研究。[3] 一是对礼制的研究，有惠士奇《半农春秋说十五卷》，“于《三礼》核辨尤精。是书以礼为纲，而纬以《春秋》之事，比类相从，约取《三传》附于下，亦间以《史记》诸书佐之。大抵事实多据《左氏》，而论断多采《公》、《谷》”；毛奇龄的《春秋毛氏传三十六卷》和《春秋属辞比事记四卷》，前者“其义例皆有征据，而典礼尤所该洽”，后者“盖奇龄长于辨礼，《春秋》据礼立制，而是书据礼以断《春秋》，宜其秩然有纪也”。二是对历史的研究，有马骕《左传事纬十二卷附录八卷》，“是书取《左传》事类分为百有八篇，篇加论断”，认为“三传之中，《左氏》亲观国史，事迹为真，而褒贬则多参俗议”；陈厚耀《春秋世族谱一卷》，从世系入手，“此书则于经传所载之人，只称官爵及字者，悉胪采无遗”，有一定史学价值；三是对地理的研究，有王夫之《春秋稗疏二卷》，“是编论《春秋》书法及仪象、典制之类，仅十之一。而考证地理者居十之九”；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十四卷》，“其书以《春秋》经、传地名，分国编次，皆先列国都，次及诸邑。每地名之下，皆先列经文、传文及杜预《注》，而复博引诸书，考究其异同，砭正其疏舛，颇为精核”；江永《春秋地理考实四卷》，“是编所列《春秋》山川、国邑、地名，悉从经传之次”，“意主简明，不事旁摭远引，故名曰‘考实’”；四是对历法的研究，有陈耀厚《春秋长历十卷》，“是书补杜预《长历》而作”，“耀厚明于历法，故所推较预为密。盖非惟补其阙佚，并能正其讹舛，与考证之学极为有裨，治《春秋》者固不可少此编矣”，《总目》对其评价较高。 （四）对《左传》的综合性研究之作。清代前期对《左传》进行综合研究的著作，《总目》录有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五十卷舆图一卷附录一卷》，“是书以《春秋》列国诸事比而为表”，共列五十表，简直就是一幅春秋社会画卷；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其《辨论》诸篇，皆引据博洽，议论精确，多发前人所未发，亦非公说所可及”，使此书不同于一般的考证之作，表现了史家的远见卓识。 二 《总目》在客观反映学术研究发展面貌的同时，也在总序、小序和提要中渗透了编撰者的学术思想。朱自清在《诗文评的发展》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各条，从一方面看，也不失为系统的文学批评，这里纪昀的意见为多。”[4] （75）其实，经、史、子各部都是如此。《总目》收录清初《左传》研究著作的“春秋类四”部分，其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本文原文 （一）尊经思想。如同《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一样，《总目》将《左传》著录于“经部”而不是“史部”，这本身就体现了《总目》的尊经思想；“春秋类”小序说：“说经家之有门户，自《春秋三传》始，然迄能并立于世”，足可说明《总目》在维护《左传》的经学正宗地位；《总目》主张对“经”进行精要而核实的研究。宋代的《春秋》、《左传》研究，基本上可用“舍传求经”、“穿凿随意”来概括，正如《总目》中刘敞的《春秋传十五卷》提要所说：“盖北宋以来，出新意解《春秋》者，自孙复与敞始。复沿啖、赵之余波，几乎尽废三传”；《总目》对宋人的经传研究持强烈的批评态度。《御纂春秋直解十五卷》提要说：“自啖助、赵匡倡废传解经之说，使人人各以臆见私相揣度，务为新奇以相胜，而《春秋》以荒。自孙复倡为有贬无褒之说，说《春秋》者必事事求其所以贬，求其所以贬而不得，则锻炼周内以成其罪，而《春秋》益荒。俞汝言《春秋平议序》谓：‘传经之失不在于浅，而在于深，《春秋》尤甚。’可谓片言居要矣”，《总目》认为不精研经传导致了宋学的空凿议论。《总目》对明代胡《传》孤行、经义荒废的局面非常不满，在“春秋类存目二”最后的“案”说：“是《春秋》虽列在学官，实以胡《传》当一经，孔子特拥其虚名而已。经义之荒，又何足怪乎！”所以《总目》称誉驳正胡《传》“迂谬之谈”的《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为“挽数百年积重之势，而反之于正也”。 （二）复古与征实。与“明代说经，喜骋虚辨”（《毛诗稽古编》提要）的风气不同，清代学风大变，概括起来，不外乎复古与征实。对于学术史上的汉学宋学之争，《总目》似乎表现出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如“经部总叙”说：“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但是，《总目》表面上尊重宋学，实际上倾向重视名物考据的汉学之说，这在《总目》很多书目提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一点。《总目》对重考据的《左传》研究之作多持肯定态度。 复古倾向是《总目》的总体思想。按照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说法，编撰《总目》的乾隆时期属清代经学的第二期，该时期复古的特点是“由宋以复汉唐之古”。[5] （134）《左传》研究的复古，主要是研究方法上的复古，一是采用汉唐时期的用名物训诂的方法研究《左传》；二是文献材料的复古，主张采用古义旧说来研究《左传》，主张言而有据；复古的目的在于扭转空疏游谈的宋学，使《左传》研究走向以训诂考据为方法的征实之学，即《总目》所说的汉学。“经部总叙”说：“（宋明理学）空谈臆断，考证必疏，于是博雅之儒引古义以抵其隙，国初诸家，其学征实不诬。”说明早在清初便开始恢复重名物训诂、重考据的汉学传统。在“春秋类四”“案”语中《总目》评价三传，谓“《左氏》说经所谓‘君子曰’者，往往不甚得经意，然其失也，不过肤浅而已”，而“《公羊》、《谷梁》二家，钩棘月日以为例，辨别名字以为褒贬，乃或至穿凿而难通”，“三家皆源出圣门，何其所见之异哉？左氏亲见国史，古人之始末具存，故据事而言，即其识有不逮者，亦不至大有所出入。《公羊》、《谷梁》则前后经师递相附意，推寻于字句之间，故凭心而断，各徇其意见之所偏也。”于是得出结论，“然则证实迹者，其失小，骋虚论者，其失大矣。后来诸家之是非，均持此断之可也。”左氏“失小”，公、谷“失大”，《总目》汉学倾向一目了然。《总目》尊崇汉学的同时排斥宋学。《总目》在春秋类序中说：“中唐以前，则《左氏》胜，啖助、赵匡以逮北宋，则《公羊》、《谷梁》胜。孙复、刘敞之流，名为弃传从经，所弃者特《左氏》事迹，《公羊》、《谷梁》月日例耳。其推阐讥贬，少可多否，实阴本《公羊》、《谷梁》法。”这里不仅以“少可多否”一贬宋学派之孙复、刘敞，且其咎追及《公羊》、《谷梁》。 《总目》多称誉重考据的《左传》研究之作。《总目》称赞顾炎武“博极群书，精于考证，国初称学有根柢者，以炎武为最”，称誉其《左传杜解补正三卷》“凡此之类，皆有根据。其他推求文义，研究训诂，亦多得《左氏》之意”；称马骕《左传事纬十二卷附录八卷》“皆考证精详，可以知专门之学与涉猎者相去远矣”；认为张尚瑗的《三传折诸四十四卷》“搜罗荟粹，犹为摭实之言”，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皆引据博洽”，陈耀厚《春秋长历十卷》“盖非惟补其阙佚，并能正其讹舛，与考证之学极为有裨”，吴鼐的《三正考二卷》“虽篇帙无多，而引证详明……于经学亦为有功矣。”《总目》批评以臆说研究《左传》之作，此类作品多放入存目；《总目》讥毛奇龄《春秋条贯》“欲理之而反棼之，殆无取焉”。但《总目》提倡训诂考据的同时，也反对考据烦琐、引证芜杂者，如评毛奇龄《春秋简书刊误》“盖琐屑矣”，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贪多炫博，转致琐屑”甚至是“过求详备”。 （三）反对门户之见。《总目》虽倾向汉学，但并未形成严格的汉宋壁垒，在一定的程度上能够综合汉学宋学，反对门户之见，主张各取所长。如“经部总叙”所说：“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今参稽众说，务取持平”；“春秋类”小序也说：“虽旧说流传，不能尽废，要以切实有征，平易近理者为本。其瑕瑜互见者，则别白而存之”；《总目》痛斥宋学开门户之争，卷首凡例说：“汉唐儒者谨守师说而已，自南宋自明，凡说经、讲学、论文、皆各立门户，大抵树名人为之主，而依草附木者，嚣然助之。朋党一分，千秋吴越，渐流渐远，并其本师之宗旨，亦失其传。而雠隙相寻，操戈不已，名为争是非，而是则正胜负也。人心世道之害，莫甚于斯。”关于清初《左传》研究之作，《总目》对存门户之见者大加指责，对不存门户之见者大加称赞，表现出一种兼并包纳的博大气象。《总目》称赞顾炎武的《左传杜解补正》“甚重杜《解》，而又能弥缝其阙失，可谓扫除门户，能持是非之平矣”；称《钦定春秋传说汇纂》“能荡除门户，辨别是非”；《总目》称誉顾栋高《春秋大事表》考据周全而又汉宋兼采：“其《辨论》诸篇，皆引据博洽，议论精确，多发前人所未发”。《总目》批评回护师说而存门户之见的刘荫枢《春秋蓄疑》“而或并《左传》事实疑之，则师心太过矣”。 三 四库馆臣极一时之选，《总目》代表了18世纪中国第一流学者的高见卓识。始终其事的纪昀博学卓识，李元度说他“评骘精审，识力在王仲宝、阮孝绪之上，可谓通儒也。” [6]（1）其余纂修人员如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等人都是清代硕儒，无怪乎《总目》能够久享美誉。清人周中孚评价它说：“窃谓自汉以后薄录之书，无论官撰私著，凡卷第之繁富，门类之允当，考证之精审，议论之公平，蔑有过于是编矣。” [7]（1）毋庸置疑，《总目》有关清初《左传》研究的学术思想对清代中后期的《左传》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总目》推崇以训诂考据的方法来研究《左传》，推动了清代汉学的兴盛。明末清初，汉学宋学并没有那么对立，学术上曾一度出现汉学宋学并立的局面；乾嘉以降，宋学派落下帷幕，汉学派开始独霸舞台，《左传》研究呈现出重训诂考据而轻义理、重古义古说的总体倾向。在《总目》的影响下，乾嘉以后的学者莫不以考据为方法，从文字、音韵、训诂、名物等方面对《左传》进行研究。这时《左传》研究的成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校勘文本正误，二是修正杜注孔疏并产生新注新疏。段玉裁的《春秋左氏古经》，赵坦的《春秋异文笺》，侯康的《春秋古经说》是校勘之作；王引之的《左传述闻》，李富孙的《春秋左传异文释》是校理之作，卢文弨的《春秋左传注疏》，阮元的《左传校勘记》是对校之作。清代考据学对《左传》的整理研究，最后落脚于新注疏的出现，这便是李贻德的《左传贾服注辑述》和刘文淇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两书以全面恢复汉代经说古训作为创新的手段，采取了一种复古的形式，以否定杜注孔疏。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是清代考据学对《左传》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无论是资料搜集之全，还是持论之平当公允，以及对名物典章考辨之精审，都雄迈前人。这些成就不能不说是受到《总目》中《左传》研究的复古倾向、尊经思想以及重考据轻义理的学术思想的影响。但由于《总目》中《左传》经学正宗思想，使得《左传》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被忽略了，清代没有出现从史学和文学角度来研究《左传》的著作，这也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这也是《总目》所处时代的局限性所致。 清代晚期，《左传》研究中突出义理之学的今文学派重新崛起，也与《总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今文学派刘逢禄、康有为的《左传》研究成果影响深远。刘逢禄著有《左氏春秋考证》，康有为著有《新学伪经考》，他们关于《左传》的意见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即《左传》是西汉末刘歆伪作之书，其目的在于推翻《左传》作为“传”的地位。但是他们不再像汉代今文博士那样简单武断，而是把否定《左传》为经建立在周密考证的基础之上。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后序》中说：“以《史记》为主，遍考《汉书》而辨之；以今文为主，遍考古文而辨之。遍考周、秦、西汉群书，无不合者，虽间有窜乱，或儒家以外杂史有之，则刘歆采撷之所自初也。于是涣然冰释，怡然理顺，万里千条，纵横皆合矣。”这种博求佐证、钩稽学说源流的考据精神和治学方法，应该说受到了《总目》所提倡的征实考据之风的影响；“以今文为主，遍考古文而辨之”，说明康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吸收古文学派的观点，这也与《总目》提倡的不守门户之见的治学精神一脉相承。 参考文献： [1]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3]沈玉成，刘宁.春秋左传学史稿[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4]郭丹.《四库全书总目》中的《诗经》批评[J].福建师大学报，2002，（4）. [5]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6][7]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序）[M].北京:中华书局，1997. [8]何海燕.从《四库全书总目》看清初《诗经》研究之状况[J].湖北大学学报，2005，（3）. 原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7年第0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