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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2年12月24日在光明日报发表《重新认识古书辨疑》，到2005年7月19日在该报发表《汉代对先秦典籍的全面改造》，前后经历了三到四年，现在又过了四年。在此期间，有一些学者赞同笔者提出的“改造”说，如李振宏同志在此基础上展开了自己的论说（见《河南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近日读了日本学者浅野裕一的《新 出土文献与思想史的改写》（《文史哲》2009年第1期），觉得有些话还值得谈一谈。我曾对人说，出土先秦文献越多，我的“改造”说越“正确”。下面我想就此再谈几个问题。 如何看待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异同 浅野先生根据新出土文献提出思想史要改写，并批评了许多日本学者的所谓“疑古派与释古派的观点”，从中可以看出，日本学者的“观点”是与上世纪中国“古史辨”派的“观点”有关系的，这些问题本文暂不讨论。其实我恰恰是受“古史辨”汉人伪造说的启发，结合新出土文献提出“改造”说，同时也解决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矛盾问题。一般来说，两者的相同之处是主要的，这也正说明它们的渊源关系。《诗经》就是《诗经》，《老子》就是《老子》，从出现之日起流传下来。这种典籍的流传必须有典有据，哪怕是“造说”或者“托之于神农黄帝”，也会另有根据。而相异之处，就是传世文献在“传授”、“流传”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不同。先秦时期因“百家争鸣”的大环境，典籍的传授和流传相对要原始、真实，但也有书写之不便、口耳相传之误等局限。秦统一之后经历“焚书坑儒”，到汉代的“独尊儒术”，典籍传授、流传的情况就发生更大的变化了。汉代的“改造”就是一个最大的变化。今之所谓“传世文献”，主要是在汉代定型的，特别是“群经”和几个大学派的“诸子”。当然，汉以后也还有不同程度的变化，但相对而言要小得多。 许多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有相同之处，但也有很多不同之处，实际上这是极大的好事，可以开阔人们的视野，可以从多方面进行研究，如从文献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包括版本、文字音韵等等文献学分支，特别是可以从思想史的角度进行研究，乃至改写思想史。对这些文献进行重新认识、重新研究，是当代传统学术研究的新任务。 汉人怎样改造先秦典籍 先秦典籍的传世本，应该都是汉人“改造”过的本子，不过，这个“改造”有大小之分、多少之别。“改造”定型的时间，应该主要是西汉末年的刘向校书，《汉书·艺文志》反映了这个结果。汉人为什么和怎样“改造”呢？这当然又与秦之“焚书”有关，如司马迁在《六国表》中所说：“秦既得意，烧天下之《诗书》……《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书籍大量被毁，私藏甚至是壁藏的终究是少数，汉初“除挟书令”乃至搜求图书，也不那么容易，当时是书少而且不全，伏生壁藏《尚书》，“汉定”，“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就是一个例子。当时主要以竹简写成的书籍，私人很难全有，也很难保存，零零星星、陆陆续续搜集起来的书籍，就必须整理、校定，这个过程就是一个“改造”过程。我们曾经指出，刘向校书是一次大的“改造”，包括为有些书如《战国策》定名，对有些书如《晏子》确定编目，等等，并且这种有计划有组织的校书还不只一次。 这里再谈谈民间流传、传授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的“改造”。谨以《尚书》为例，据《汉书·儒林传》记载，汉初寻找治《尚书》者，“天下亡有”，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伏生，“老不能行”，派晁错“往受之”，当时的情况是“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晓了，使其女传言教错。齐人语多与颍川异，错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属读而已。”这样以意“属读”，能够保证晁错所录回的本子百分之百是伏生的吗？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本子，“伏生教济南张生及欧阳生……而伏生孙以治《尚书》徵，弗能明定。是后鲁周霜、洛阳贾嘉颇能言尚书云。”一传再传，不知有多少传本，如后世辑佚之《欧阳章句》、《大小夏侯章句》之类。民间还有一些散篇，如河内女子献《泰誓》一篇。当然更有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所得之《古文尚书》。刘向校书时，一方面整理了《经》二十九卷，另外把《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也加以保留，只可惜有关的“书录”没有保留，其所整理的书籍也都亡佚了。现在传世的本子是东晋以后的事了，又当别论。由此看来，先秦的《尚书》究竟是什么样子，至少孔子所删《诗》、《书》的原貌究竟如何？是可以进一步思考、讨论的。伏生所壁藏的《尚书》是否仅仅29篇，有没有佚书呢？我曾盼望是否会有如《郭店简》、《上博简》中那样的“佚诗”现象。听说《清华简》中可能有《尚书》的消息，我十分高兴。等整理出来了，我们或许可以更好地研究汉人是如何改造《尚书》的。现在学者们出于慎重考虑，对于《保训》是否属于《尚书》类尚未得出定论。但是我想，和“佚诗”现象一样，“佚书”——被汉人编掉了的《尚书》的存在，也不是不可能的。 进一步可作的一些研究 过去所谓“疑古派”，因为发现传世的先秦经典中有些问题是汉以后才有的，所以产生了汉人伪造说。如前面提到的浅野先生所说，这种影响，使得有些日本学者在研究出土先秦文献时把时间也拉到汉代。另外，对《上博简》、《清华简》也有人提出伪造说。其中很重要的一点，都是就传世本与出土文献相比较而言的，如果考虑到汉人“改造”说，有些问题其实是可以不必讨论的，这里包括我曾指出的，汉人“改造”典籍时会打上汉人的时代与思想烙印，但是不能反过来，见到与汉代思想相近的东西，就断言是汉代作品。浅野就列举了这方面的例子，思想分析的结论，往往被新的出土材料所否定。 这中间关键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我们可以根据“改造”说，从具体比较中作比较深入的分析。例如，浅野先生认为，战国时期有《老子》、郭店简《太一生水》、上博简《恒先》各自独立的宇宙生成论，三者并立，因此思想史应该改写。这是不错的，但是，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在具体比较三者的基础上，看它们在汉代发生了怎样的影响？汉人如何选择，如何采纳，并在其基础上又如何进一步形成自己的宇宙观？本来“道”、“太一”、“恒”也可能只是名词的不同，但后二者加进了“水”、加进了“气”、加进了“神明”等内容，和《老子》抽象为一、二、三不同，所以形成了不同的宇宙生成论。“太一”、“恒”可以与“道”等同，《老子》中“道”和“一”本来也可以说是一回事。但是，“太一”在汉代变成了天神，《史记·封禅书》中有“天神贵者太一”，更不用说后来道教的太一神了。至于“恒”字，我想到了一点，帛书《老子》中的“常道”、“常名”作“恒道”、“恒名”，有人还就此做过文章，“恒”的演变，是否还可以探寻点什么？ 又例如，在清华简《保训》的讨论中，有学者就书写笔法、文句等提出疑问。这里我想说，讨论这一问题时是否也应考虑汉人“改造”这一因素。即便是经过汉人“改造”过的《尚书》，如韩愈《进学解》所说：“《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文字艰涩，语句拗口。可以这样说，几乎所有的出土文献，在文字、语句方面都比汉人整理过后的《诗》、《书》更难读难懂。先秦所有典籍，变成汉以后的传世本，至少经过文字和语句上的改造，使用汉代通行的文字，调整语句以便传授，等等。 再以《诗经》为例作更具体一点的说明。汉有齐、鲁、韩三家《诗》，还有《毛诗》，实际上还不止这些，至少《汉书·艺文志》就说有“六家”。学界对此有分别的、有综合的、也有比较的研究，成果已然不少。我的学生葛立斌就曾试图进一步具体研究汉人对《诗经》的改造，他初步研究认为，传世的《毛诗》与三家诗比较，有一个“版本上的漫长的形成过程，这种版本发展主要体现在文字使用、某些篇目的删改、篇名的改变以及类序的编纂次序等多方面的改变。”他统计了从《墨子》、《论语》、《荀子》到《吕氏春秋》等先秦文献中引用的佚诗，以及“上博简”提到《诗经》文本中的佚诗，比较其异同，指出：“佚诗的现象到汉代文献中却较少出现了，如四家《诗》尽管存在诸多方面的差异，但在《诗》的篇目上实际是相同的。而汉武帝以后的各种文献引《诗》更是没有佚诗现象。”因此，在这些具体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汉人“改造”问题，能够更好、更全面地认识传世文献，对推进相关研究将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原载：《光明日报》2009-08-0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