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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清三代，是古代文学目录学取得重要成就并形成明显特色的时期。 图书目录事业缓慢发展的元代一百年间，最值得注意的文学目录，一是元初马端临别具特点的《文献通考·经籍考》之集部，一是元末钟嗣成系统载录元杂剧作家作品的戏曲文学专目《录鬼簿》，其中《录鬼簿》的问世标志着我国古典文学书目真正进入了独立发展的阶段，对明清时期文学目录在戏曲领域的繁荣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明、清两朝，是我国传统目录学发展的鼎盛之世，同时也是文学目录极有成绩之时：史志目录如《明史·艺文志》、《清史稿·艺文志》及清代学者众多的补史志目录等，均继续设有集部著录文学文献；种类繁富、数量众多的私人藏书目录，不仅大都著录了文学著作，而且还载入许多为当时士大夫阶级视为卑贱的白话小说和戏剧作品，弥补了正统目录的不足，反映了古代文学目录的新进展；专科、专题性的文学目录也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如专集一书篇目或引书目录的清汪师韩《文选李注引群书目录》、蒋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晋南北朝文编目》，专录个人著述的明杨慎《著述目录》(载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清钱大昭《可庐著述十种叙例》和俞樾《春在堂全书录要》等，都很有影响；而乾隆年间著名学者兼目录学家章学诚对目录学的理论探讨和《四库全书总目》集部空前丰富的文学文献著录及其体例完备、精彩纷呈的类序、提要等，更是这一时期文学目录方面的重要成果。 章学诚在他的《校雠通义》和《文史通义》等著述中，提出目录学应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校雠通义》“叙曰”)，图书目录的作用是“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校雠通义·互著第三》)，以及他对书目的类叙和提要、互著和别裁、辑逸和编索引等的论述，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很大的影响。在文学目录学方面，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集》篇中，专论“文集”的源流及集部类目“楚词”、“总集”和“别集”；在《校雠通义·汉志诗赋第十五》篇内，论述《汉书艺文志·诗赋略》的价值得失及分类原由等，直至今天，仍为人们所参考或引用。 一、“辑录体”的《文献通考·经籍考》及三代史志中的文学目录 (一)“辑录体”的《文献通考·经籍考》 《文献通考》记载了从上古到宋末宁宗时典章制度的沿革。其自序谓：“引古经史谓之文，参以唐宋以来诸臣之奏疏、诸儒之议论谓之献，故名曰《文献通考》。” 《经籍考》76卷，为该书中的第十八考，是一部通史的史志目录。马端临尽录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二家解题，并兼引汉、隋、新唐书三史《艺文志》(或《经籍志》)以及宋朝的四部国史艺文志、《崇文总目》、《通志·艺文略》及有关著述，分书辑存。如其《经籍考》自序所说：“今所录，先以四代史志列其目。其存于近世而可考者，则采诸家书目所评，并旁搜史传、文集、杂说、诗话，凡议论所及，可以经其著作之本末、考其流传之真伪、订其文理之纯驳者，则具载焉。” 《经籍考》的文学目录主要在《集部》。集部下分“别集”、“诗集”、“歌词”、“章奏”、“总集”、“文史”六类。从前集部所设的楚辞一类则已并入“别集”之中。除集部著录文学书籍外，《子部》“小说家”以及《经部》、《史部》的有关类目也著录了一些小说、诗歌和史传类文学著作。 《经籍考》的四部及每部所分的子目内，都有类序，但各部类之序都是引用或节引四代史志的类序而成。每书皆有解题，这些解题也是辑录众家书目和其他有关书籍的议论、资料而成，从而形成了一种极有特色的新的解题编辑体例——“辑录体”。这种不自撰解题而辑录众说于一书的解题体例，既便检读，又能保存丰富的目录资料，的确如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所评：“览此一篇而各说俱备，虽多引成文，无甚新解，然征文考献者，利莫大焉。较诸郑樵之仅列书目者，有用多矣。” 《经籍考》集部六类所著录的文学书籍，以当时现存者为主，大都是唐宋时代所流通的文学集。各书解题，不仅辑录了有关官私目录的评述、议论，有的还博采了作家传志、原书序跋、他人笔记、语录、诗话等书中的有关资料，因而极有参考价值。例如宋梅尧臣《宛陵集》提要云： 梅圣俞《宛陵集》六十卷《外集》十卷。 晁氏曰：梅尧臣字圣俞，宛陵人，少以荫补吏。累举进士，辄抑于有司。幼习为诗，出语已惊人。既长，学《六经》仁义之说，其为文章简古纯粹。然最乐为诗。欧阳永叔与之友善，其意如韩愈之待郊、岛云。 陈氏曰：凡五十九卷为诗，他文赋才一卷而已，谢景初所集，欧阳公为之序。《外集》者，吴郡宋绩臣所序，谓皆前集所不载。今考之首卷：“诸赋已载前集矣”，不可晓也…… 欧阳氏序略曰：圣俞文章简古纯粹，不苟求说于世，世之人徒知其诗而已。然时无贤愚，语诗者必求之圣俞，圣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乐于诗而发之，故其平生所作，于诗尤多……，圣俞诗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谢景初，惧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阳至于吴兴已来所作，次为十卷。予尝嗜圣俞诗而患不能尽得之，遽喜谢氏之能类次也，辄序而藏之。其后十五年，圣俞以疾卒于京师，余既哭而铭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遗稿千余篇，并旧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为一十五卷。 又《诗话》曰：子美笔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各极其长。虽善论者，不能优劣也…… 《渔隐丛话》：圣俞诗工于平淡，自成一家……须细味之，方见其用意也。 这则“辑录体”的梅尧臣《宛陵集》解题，不仅尽录晁公武、陈振孙二家所评，还历引了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六一诗话》，胡仔《渔隐丛话》，以及张浮休、许彦周、刘克庄等人关于梅尧臣诗歌创作的议论，资料极为丰富，颇便于读者对梅尧臣文集编辑流传及其文学创作情况的了解。 总之，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以其“辑录”体的解题形式，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唐宋时代的文学书籍，成为研究唐宋文学者的重要参考目录。其作用或许正如《经籍考》序文所言：“俾览之者如入群玉之府而阅天木之藏，不持有其书者稍加研究，即可以洞究旨趣；虽无其书者，味滋品题，亦可以粗窥端倪，盖殚见洽闻之一也。” (二)三代史志中的文学目录 元代末期顺帝至正年间，诏修辽、金、宋三史，由元朝翰林国史院组织修撰，元中书右丞相总裁脱脱主持。三史中，《辽史》、《金史》未设“艺文志”，唯《宋史》设“艺文志”著录宋代文献。宋朝制度，历世统治者都重视修撰本朝的历史，是为“国史”。而每朝国史皆有“艺文志”，且每类皆有小序，每书皆有解题。据记载，宋朝的《国史艺文志》共有七种，除其中三种在南宋时已废用或不传外，尚有《三朝国史艺文志》、《两朝国史艺文志》等四种为《玉海》、《文献通考》等引用。《宋史·艺文志》主要就是根据宋代所修的国史艺文志，删其重复而成。 《宋志》共著录宋代藏书9819部、119972卷，比以往各史志目录都要多，比《汉书·艺文志》则几乎增加了十倍，故此志成为现代查考宋代藏书及宋人著述的主要依据。《宋志》以四部分类，《集类》分楚辞、别集、总集、文史四类，著录文学类书籍2369部、34965卷。其著录十分简略，如别集类下各家作品集，不按原集名详尽著录，只在作家姓名下加一“集”字，再列卷数(如“《董仲舒集》一卷”，“《庾信集》二十卷、又《哀江南赋》一卷”之类)。各类、各家都没有小序与叙录，只有书名卷数。史志目录中，《宋志》集类最先立“文史类”，从其著录内容来看，即是诗文评一类著作，收录自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至无名氏《诗谈》、《韩文会览》等，共98部、600卷，比较集中地著录了南朝至宋的文学批评著作。《宋志》子类“小说家”收《燕丹子》以下359部，大量收录魏晋以来志怪、志人小说及唐代传奇、宋人野史传记小说集等；但收录太宽，将诗文评著作如苏轼《东坡诗话》、陈师道《后山诗话》及花木谱录如蔡襄《荔枝谱》、张宗海《草木录》等也并收不遗，而对宋代话本小说则不收录。这仍反映了编撰者对小说概念的理解不够确切或在分类类目上的混乱。因而，鲁迅在指出《新唐志》小说家收录过宽时，又指出：“元修《宋史》，亦无变革，仅增芜杂而已。”(《中国小说史略》) 明代所修《元史》，既无“文学传”又无“艺文志”。清人所修《明史·艺文志》，则一改以前史志纪一代藏书之盛、兼录古今载籍的通例，而只收明代人的著述，共著录明人著作4633种、105970卷。《明志》“集类”分别集、总集、文史三类著录明代的文学书籍，“子类”的小说家类亦著录了不少明人笔记小说，但《明志》只著录书名，没有类序和解题，故其学术性和参考价值也相对减少了。 1914年，北洋军阀政府罗致清朝遗老，设立清史馆，着手编写清史。到1928年，全书编写完成，定名为《清史稿》，共536卷。《清史稿·艺文志》只录清代人著作，共著录图书9633种、138078卷，对于清代三百年学术文化遗产不无网罗收聚之功。《清志》集部凡分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之属4子目)5类，集中著录清人文学类书籍；另外，子部“小说类”著录有清人笔记、小说集四十余种。综观《清志》集部及子部“小说”诸部类，所记载的各类文学文献还是相当丰富的，对整理研究清代文学遗产有参考价值。但《清志》不设类序和各书提要，只载书名、卷数及作者姓名，著录内容比较简略；又集部对当时产生的许多小说戏曲作品，如《聊斋志异》、《红楼梦》、《长生殿》、《桃花扇》等都不予记载，因而受到后来学者的批评。 二、《录鬼簿》的出现与我国古代戏曲文学书目的繁荣 随着戏曲文学的兴起和发展，在戏曲作品不被官修目录和正史艺文志著录的背景下，元明清三代不少戏剧作家自编目录，不少私人藏书目录也纷纷载录戏曲作品，从而使戏曲目录在古代文学目录学史上独树一帜，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先是南宋末年周密《武林旧事》卷十载录的《官本杂剧段数》，记有280种宋杂剧剧目；后来关于金院本，又有元末明初学者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十五的《院本名目》载录690余种，陶宗仪还说明金院本即是全国行院所演的杂剧脚本，所谓“院本、杂剧，其实一也”。 然而，以上两种关于宋金戏剧的记载，都只是各家笔记中的一部分，还不是专门的戏剧书目。我国古代专门的戏曲文学目录，是从元钟嗣成的《录鬼簿》开始的。 钟嗣成(字继先)是元末戏曲家，所作杂剧今知有《章台柳》、《钱神论》等七种。其《录鬼簿》二卷，最初完成于元至顺元年(1300)，此后不久又在正统、至正年间修订过。这是第一部系统地载录元代杂剧家生平事迹和作品目录的重要资料。 “录鬼簿”，当取意于“鬼录”一词而又有所不同。三国时曹丕《与吴质书》云：“观其姓名，已成鬼录。”晋陶渊明《拟挽歌辞》亦曰：“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所谓“鬼录”，即死者的名册。钟氏在写于至顺元年的《录鬼簿序》中说：“人之生斯世也，但知以已死者为鬼，而未知未死者亦鬼也”，然“亘古迄今，自有不死之鬼在”，“余亦鬼也，使已死未死之鬼，得以传远”，故“名之曰《录鬼簿》”。可知，钟氏“录鬼簿”既录死者之作，又载未死者之篇。全书共载录作家150余人、作品名目458种。 《录鬼簿》一书的版本很多，大约可以分为钟嗣成原著、明人增补、近人校注三类。现传者有明代无名氏辑录的丛书《说集》所收本、明末戏曲作家孟称舜校刻本(《古今名剧酹江集》附)、清初万贞起钞本、清曹寅校辑《楝亭藏书十二种》所刊本、近人刘世珩校辑《暖红室汇刻传奇》所收本等，各本著录不一。 钟氏此书，丰富地记载了中国古代戏曲繁盛时期——元代的重要杂剧、散曲作家小传及其作品。全书以作家为中心，旁及当时的戏剧活动，而这些剧作家，有些就是钟嗣成相知、亲自接触过的，因而所载资料较近真实。故《录鬼簿》历来受到金元戏曲研究者的重视，被视为第一手资料。近代戏曲研究名著，如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吴梅《中国戏曲概论》等，就多取资于此书。 继《录鬼簿》之后，明清两代各类戏曲目录纷纷问世、盛极一时，构成了我国古代目录学史上前所未有的戏曲文学书目繁荣局面。 首先是元末明初戏曲作家贾仲明(“明”，《太和正音谱》作“名”)增补《录鬼簿》。增补本与钟氏原著本内容有所不同：第一，钟氏原著对戏曲作家作品按时代先后划分为七类，增补本则归并为“前辈名公乐章传于世者”、“前辈才人有所编传奇于世者”、“方今才人相知者”三类；第二，原著本自关汉卿至高安道82个作家都没有《凌波仙》曲吊挽，增补本则“各各勉强次前曲以缀之”(贾仲明《录鬼簿后序》语)；第三，原著本载录杂剧目录大多用杂剧正名，增补本则改用简名并在简名下标注杂剧题目和正名。此外，增补本对剧作家的排列顺序及其姓、名、字、号或生平事迹的叙述，也与原著本有不同之处。所以增补本《录鬼簿》很受历来研究者重视。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校辑出版的《录鬼簿》(外四种)即以天一阁旧藏的贾仲明增补本为主。 又有明无名氏《录鬼簿续编》一卷(一说就是贾仲明所撰)，附于天一阁抄本《录鬼簿》后。著录元末至明初戏剧作家71人、杂剧150种，并略载作家生平事迹，如钟嗣成、罗贯中、贾仲明等皆有所载叙，是研究元末明初杂剧的重要文献。 然后是明初戏曲理论家、剧作家朱权的《太和正音谱》(一名《北雅》)。《太和正音谱》二卷，是研究元明戏曲理论、北曲曲谱和史料的重要著作，包括“乐府体式”、“古今英贤乐府格势”、“杂剧十二科”、“群英所编杂剧”等几个部分。其中，《群英所编杂剧》著录元明杂剧作家和无名氏杂剧作品达600多本，依次列入“元五百三十五”(著录元代马致远、王实甫、关汉卿等人的杂剧剧目535种)、“国朝三十三本”(即明代丹丘先生、王子一等人的杂剧剧目33种)、“古今无名氏杂剧一百一十本”、“娼夫不入群英四人共十一本”。所列大抵以作家为纲，列出剧目简名，可视为一部著录丰富的元明杂剧目录。 此后专录杂剧的书目，还有明末戏曲评论家祁彪佳的《远山堂剧品》，分妙品、雅品、逸品、艳品、能品、具品6类，著录明人杂剧242种(其中有少数元人杂剧)；清代著名藏书家黄丕烈《也是园藏书古今杂剧目录》，著录元明古今杂剧300余种。 由于在宋元南戏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传奇是明清两代戏曲的主要形式，作家写作和书坊刻印的传奇作品众多，明清两代以南曲为主的传奇目录也有了很快的发展。明中叶著名剧作家徐渭《南词叙录》所附“宋元旧篇”及“本朝”(明代)南戏一百余种剧本名目，是现知较早记载南戏的目录。自此而后，还有明后期万历年间戏曲作家吕天成《曲品》载录明代天启(1621-1627)以前传奇及散曲作家一百余人的192种作品名目，祁彪佳《远山堂曲品》专门著录明代传奇467种；还有清缺名《传奇汇考标目》收录元明清传奇剧目，笠阁渔翁《笠阁批评旧戏目》著录明清传奇179种，高奕《新传奇品》著录明代及清初传奇27家209种等。 兼收杂剧、传奇的戏曲总目录也多有问世。如清乾隆年间所刻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五所载当时戏曲家黄文的《曲海目》，著录元明至清乾隆以前杂剧、传奇名目约千余种；同治时管廷芬重编此目，题为《重订曲海总目》；此外，尚有清文丰宜编著录元明清杂剧、传奇剧目和作家的《曲目新编》，姚燮撰著录元明清杂剧、传奇作家512人和作品2066种的《今乐考证》，近代王国维承先启后的《曲录》等，都是著录丰富、体例较严的综合性戏曲目录。其中如王国维《曲录》六卷，兼收宋金元明清历代杂剧、传奇作品目录，又录杂剧、传奇总集及戏曲研究著作、资料等，更是体制和内容完善的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专门文献。 除上述众多由戏剧作家或评论家自编的戏曲文学目录外，明清时期不少综合性的私人藏书目录也著录了部分杂剧或传奇作品，诸如明人《百川书志》、《宝文堂书目》、《徐氏红雨楼书目》，清人《奕庆藏书楼书目》、《也是园书目》、《八千卷楼书目》等，均是如此。 正是由于古代戏剧作者以及民间私人藏书家的重视与共同努力，为正统目录不屑顾及的戏曲文学专门目录，在元明清三代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些剧目不仅内容丰富，反映了当时戏曲艺术发展的历史面貌，而且在著录、分类及作家作品评介等方面，都具有较高的水准。 三、明清两代私人藏书目录中文学目录的变化 明清两代，私人藏书目录丰富发达。这些私家目录虽然在分类上大都沿袭四部体例，但子目录变动较多，著录范围扩大，有些则对四部分类体系也有突破。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许多为官修、史志书目所不载的白话小说和戏曲文学作品也得到了著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学目录的新变化。 据统计，明代私家目录书有四五十种之多。其中如高儒《百川书志》、周弘祖《古今书刻》、晁瑮《宝文堂书目》、徐（左火右勃）《红雨楼书目》、祁承?《澹生堂藏书目》等，都是著名的书目著作。 高儒《百川书志》20卷，以四部分类，设经、史、子、集四志，各志详列子目共93门。全书著录图书近万卷，各书又写有简要的题解，故颇受当时士大夫所推重。《集志》细分为秦汉六朝文、唐文、宋文、元文、圣朝御制文、睿制文、名臣文、秦汉六朝诗、唐诗、宋诗、元诗、圣朝御制诗集、名臣诗集、诏制、秦议、启札、对偶、歌词、词曲、文史、总集、唱和、纪迹、杂集等26门。这种集部分类方法，主要是以文集、诗集、词曲集等不同文体的作品集形式来区分的，然后再按时代排列，本朝明代诗文又分所谓御制、睿制、名臣三类。这里的“文集”、“诗集”，实际上就是汇集一家作品的别集；而这里的“别集”，则是从作家别集中别出一部分作品单册刊行的形式，即单行文献，如唐元结《漫叟拾遗》、白居易《乐天讽谏》之类。 《集志》里的“歌词”类著录词集，如《东坡乐府》、《山谷词》等；“词曲”类主要著录元明散曲集，如元杨朝英辑《朝野新声太平乐府》、明正德年间人所编《盛世新声》等，都是研究元明散曲的重要资料。列于《集志》之末的“杂集”类，所著录的多是歌咏山水或题赠酬唱之作，也颇具文学价值。如高儒所云：《太白楼集》、《岳阳楼诗集》、《石钟山记》等书，“因一古迹，一今迹，或编类篇章，动成卷帙，盖彰美于名山胜景、游居佳境也”。高氏又于著录《雁门胜迹诗集》、《黄鹤楼诗集》诸书之后说：“庆祝、哀挽、题赠、酬唱诗文诸作，各擅一时之长，以纪一时之盛。盖当今好尚如此，不暇详考，列此以备艺文之一派云。”可见，这类诗文集，对了解明代风尚及文人生活也是有意义的。 除《集志》著录文学文献外，《百川书志》中《史志》的“传记”类也著录了大量唐宋传奇小说作品，“史咏”类著录咏史诗文，“野史”类著录《三国志通俗演义》、《忠义水浒传》等长篇章回小说，“外史”类著录《西厢记》等杂剧传奇戏曲作品，“小史”类著录明代短篇小说集。像这样著录，虽然在分类上并不合适，但却使《集志》未录的小说戏曲作品得到了记载，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创新和贡献；《子志》的“小说家”类，著录《世说新语》以后唐宋元明各朝的古小说笔记，则没有什么新意。 周弘祖《古今书刻》是一部别具一格的目录书，专门记录明代各官、私机构所刻印的书籍及各直省所存的石刻。从该书上编所载的资料看，明代文学书籍刻印刊行的成就很大，不但刻印了许多有名的文章总集、选集和作家诗文别集，也刻印了文学评论类著作及小说、戏曲作品，而唐宋时期著名的诗集、文集和唐诗选本的翻刻尤为普遍。下编所载石刻，记录了不少可供文学史研究者参考的资料，如有关“贾岛墓碑”、“范仲淹撰并书《伯夷颂》”、“欧阳修撰宋梅尧臣墓碑”、“李商隐撰白居易墓碑”、“汉武帝作《秋风辞》石刻”等的记载，提供了文学家生平行迹、交游及诗文书画创作等方面的文物线索。还值得提出的是,《古今书刻》在记载各地石刻时，大都用小字对石刻内容作了简要的注明，从形式上看颇类一般目录书的解题。 晁氏《宝文堂书目》，又称《宝文堂分类书目》，分类不因袭四部而分为33目。其中“文集”、“诗词”二目，不分时代顺序著录了自《楚辞》以来的历代诗文及诗文评类著作，“四六”类著录了《四六菁华》等一些骈体文集。“子杂”和“乐府”二目，则著录了许多旧小说、笔记、话本、长篇章回小说与元明杂剧、传奇戏曲著作，这是此书目的主要特点。有如清人赵万里《跋晁氏宝文堂书目》所评：“其中子杂、乐府二门，所收元明话本、小说、杂剧、传奇至多，为明代书目中所仅见，至可贵也。” 徐氏《红雨楼书目》，按四部分类，但其子目设置却有与以前书目不同之处。集部计分集类、唐、宋诗、元、明初、明集诸家姓氏、明诗选姓氏、总集、总诗类、词调、诗话、启札、四六、连珠、家集等15个子目，共著录各类文学书籍千余种，大都依时代先后分体记载，其中以明代文献最多，而“明诗选”部分的著录又较详细，列作家籍贯、姓氏、履历等内容，是明代文学研究的有用资料。 祁承?是有明一代目录学家中，对分类最有研究并有所发明、有所贡献者。他在所撰《庚申整书略例》中，推究分类原则，提出因、益、通、互四法。其《澹生堂藏书目》分类，虽然仍以四部为依归，但不标经史子集四部之名，而另创一种46类235子目的分类体系，类目多异前人。如所列“约史”、“丛书”、“余集”等类，都是祁氏新创。“丛书”类的增设已开张之洞《书目答问》设丛书部的先河。在著录方法上，《澹生堂藏书目》并用分析著录和互见著录，对同一部书而卷册、版本有不同者以“又”字另著一条，对一书而有上下、正续编者则分条著录，凡续书之书均著录于各类之后。文学文献主要记载在“诗类”、“小说家类”、“辞赋类”、“总集类”、“余集类”、“别集类”、“诗文评类”七类之中，这七类之下又析分38子目。该书目将文学类书籍分散列目，尚未形成完整的文学目录体系，而且其中有些分类及所析子目也有不当之处，如将“戏剧”列入小说家类，将“词、曲”附列于余集类的“艳诗”等。但通观整个类目，实际上已包括诗、文、骚、赋、词、曲、小说、戏剧、诗文评等各类文学文献，其类目分析之详细、著录文学书籍之全面、对此后文学目录影响之深巨，在整个古代图书目录中都是非常突出的，体现了古代文学目录在明代的重要发展。 清代三百年，是私家目录发展的鼎盛时期，不仅数量多，而且还具有以前私目所没有的许多特点，如严佐之先生《近三百年古籍目录举要》就概括为“体裁品种多样化”、“著录项目丰富化”、“解题内容版本化”、“编纂方法理性化”等四个方面。从记载文学书籍的角度看，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祁理孙《奕庆藏书楼书目》、钱曾《读书敏求记》、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张之洞《书目答问》等都值得注意。 明末清初目录学家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32卷，分经史子集四部51类。集部下析别集、骚赋、词曲、总集、文史等8子目，著录文学书籍之多达全目总数的一半。此目所录为有明一代之书，附以宋末及金、元人书目，著录除书名卷数外，常注出作者略历小传。 钱曾《读书敏求记》，是一部有很高学术水平的版本目录学著作。该书分经史子集4卷，卷四为文学目录，凡集、诗集、总集、诗文评、词五子目，共著录文学类书籍140余种，其中多唐宋元人著作。所载各书皆有解题，或品评创作，或记载版本，都能为今天的研究者提供参考。 周中孚《郑堂读书记》，是清代《四库全书总目》以后一部私人撰著的比较完备的古籍提要目录，有《四库提要》续编之誉。其集部现存录有130余部清人别集，都撰有介绍作者生平及图书内容、评述文学创作特色的提要。 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是一部指导治学门径的推荐书目录。全书5卷，分经、史、子、集、丛书5部，后附“别录目”、“清代著述诸家姓名略总目”二种附录。其集部分为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四类。后三类内分若干子目，如“别集”类下列汉魏六朝、唐至二代、北宋、南宋、金元、明、国朝理学家集、国朝考订家集、国朝古文家集(不立宗派古文家集、桐城派古文家集、阳湖派古文家集)、国朝骈体文家集、国朝诗家集、国朝词家集等子目，“总集”类下列文选之属、文之属、诗之属、词之属等子目，“诗文评”类下列总括、诗文内见事迹、论文、论四六、论赋、论诗、诗话、论填词等子目。这样的分类体例，类目详细，再加上切要实用的集部类注和各书提要的撰写，很便利于初学者即类求书、因书究学，故历来受到治古代文学者的重视。 四、官修目录的成就与《四库全书总目》文学目录的影响 元明清三代的官修目录，除《四库全书总目》外，可以提及的尚有明代《文渊阁书目》、《内阁藏书目录》及清代《古今图书集成·经籍典》、《天禄琳琅书目》、《续天禄琳琅书目》等。 明英宗正统六年(1441)大学士杨士奇等承诏所编《文渊阁书目》，不分经史子集而以藏书按千字文排次为序，凡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共计二十号，每号分橱贮藏，其中亦包括有诗文集；还有明万历年间中书舍人张萱等奉命编撰的《内阁藏书目录》，也多著录有文学文献，有一定参考价值。 但无论从篇帙、内容、成就和影响各方面来衡量，清乾隆年间修成的《四库全书总目》200卷，都是最有代表性的。它既是我国古代最后一部官修目录，也是近二百年来流通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部具有代表性的古代综合性书目巨著。在这部巨著的经、史、子、集四大部中，文学书籍目录占了一大部，其它三大部中也著了不少文学图书；加之该目“部”、“类”中又有阐明文学源流的序和记载作者事略、介绍图书内容的提要，这对于古典文学的读者极有用处。所以，《四库全书总目》又成为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一部重要参考书。同时，通过对《四库全书总目》的探讨，还可以了解中国古代文学目录的某些特点。 《四库全书总目》将文学书籍主要记载在集部。编撰者在《集部总叙》中说：“集部之目，楚辞最古，别集次之，总集次之，诗文评又晚出，词曲则其闰余也。”故集部53卷，依次分为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5类，其中词曲类又析分为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5个子目。 《四库全书总目》集部共著录(包括存目)图书3405部，可谓丰富。但其中也兼收了部分非文学书籍，如表奏、露布、启示等。此外，《总目》集部还没有全面著录当时的各类文学书籍。《总目》集部这种收录文学书籍不确不全的现象，实际上也是我国古代文学目录的一个共同特点。这与中国古代文化学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文史哲不分、文学观念不断演变而图书目录的分类体系则又代代相沿、相对稳定等诸种因素均有关系。但是尽管如此，《四库全书总目》集部仍以其丰富的文学文献著录及其颇具特色的类序、提要，而不失为很有价值的文学目录。 除集部外，《总目》的其它三部，如经部的“诗类”、子部的“小说家”类等，也值得从文学目录的角度给予注意。由于《四库全书总目》卷帙浩繁，翻检不易，而且“存目”太多，与四库藏书的实际情况不一致，所以清政府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又命“别刊简明书目一编”，“俾由书目而寻提要，由提要而得全书”。到乾隆四十七年(1782)，这部简明书目完成，即是现在通行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20卷。《简目》删去了“存目”部分，精减了部、类序文，各书提要比《总目》简略，且著录文献及其分类与《四库全书》实际收录相一致，十分便利于读者查找原书。 《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总结了我国古代图书目录学的方法和经验，成了几千年封建社会中最有代表性的、集大成的目录著述。它一经问世，便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四库总目》不仅在编纂方法、分类体系、编排方式及类序提要的编写等方面，极大地影响着当时及近代的目录学家；而且因其对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典籍的丰富著录和简要介绍，对士子学人的读书治学也有很大的指导作用。如清代文学家龚自珍，16岁时就读过《四库总目提要》，并说它是“平生为目录学之始”(《龚自珍全集·己亥杂诗》自注)。乾嘉时目录学家周中孚既仿《四库总目》体例撰成被誉之为“《四库总目》续编”的《郑堂读书记》，还高度评价《四库总目》，以为“自汉以后，簿录之书无论官撰、私著，凡卷第之繁富，门类之允当，考证之精审，议论之公平，莫有过是编矣”(《郑堂读书记》卷32：《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条)。张之洞在1875年编写《轩语》中“语学第二”之“达到读书宜有门径”条，曾向四川读书士子介绍说：“今为诸生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鲁迅先生在给一位学习古典文学的大学生开列应读古籍的书单时，也列出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说它“其实是现有的较好的书籍之批评，但须注意其批评是‘钦定’的”(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这里鲁迅先生已为我们指出了这部书目的价值及怎样参考的科学方法。 原载：《湖北大学学报》2000年11月第27卷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