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研究和文体研究都是当代学术的热点。在出土文献研究中常有论及文体的言语，但从文体学角度去研究出土文献的并不多。其原因大概是由于出土文献大多零碎，片言只语，很难进行文体分析。但这些零碎的资料中实在包含着很多有用的文体学材料，前贤时哲就此已经提出了一些具有启发性的观点。如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与《荀子·成相》同属楚地歌谣，银雀山汉简唐勒《论义御》可证《文选》所载《高唐赋》《神女赋》等宋玉赋作基本真实，连云港东海县汉简《神乌傅（赋）》与敦煌俗赋《燕子赋》等性质相同，等等。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探讨出土文献的文体学意义。
自刘勰《文心雕龙》以“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四个步骤确立了各个文体的边界后，传统的文体学研究就再也没有突破这个规范了。出土文献研究使我们发现，传统文体的边界并不是铁板一块，文体研究的观念需要有新的突破。
首先，刘勰的“原始以表末”大多数是依经立义，并没有真正探得文体的起源①。而出土文献使我们看到了很多刘勰看不到的资料，如殷墟甲骨文中有干支表、商王世系谱、贵族儿氏家谱等表谱刻辞，不仅比刘勰所说的《周谱》、郑玄《诗谱》早，而且干支表以六甲为首，世系谱分直系旁系，排列有序[1]。殷墟完整的占卜刻辞一般包括四个部分：记述占卜干支日和贞人名等内容的前辞、记述卜问事项内容的命辞、记述根据卜兆对卜问事项所做的吉凶判断或推测的占辞、记述事情是否和预卜的判断或推测相应验等内容的验辞。这种占卜文体与《文心雕龙·书记》对占体的描述也有很大的不同②。李学勤认为甲骨文中有诰体③，周唯一《〈文选〉册书来源探赜》说明册书在商周二世就已出现并被帝王运用于各种重大的政治生活之中。虽然现在还不能全面改写刘勰对于每个文体起源的描述，但依经立义的文体观从整体上看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
其次，刘勰的“释名以章义”局限于作家文学范围，在论文叙笔的平面分类中进行文体定义。而出土文献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民间文学文本，使我们可以看到文体包含的不同层面，从而将文体定义放在一个立体的分类框架中。裘锡圭研究汉简中的俗文学材料，发现田章简、韩朋故事简、神乌傅简中的俗文学作品，“一方面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方面其源头又可以追溯到先秦”[2](P195)。在敦煌文学中有大量讲经文、变文、话本、词文、俗赋、论议、曲子辞等讲唱文本，赵逵夫先生说：“敦煌文书，尤其是敦煌大量民间文学作品的发现，使我们在古典文献学的研究中考虑到了社会传播的因素，注意到了民间口传同民间书传结合造成的意想不到的结果（我所谓“民间书传”包括抄本和民间刻本）。”[3]王昆吾将敦煌俗文学与越南俗文学对照研究后提出，文体呈现出表演、转述、文字记录三个层面：“是三样东西的累积：第一是本来的文体（表演者的文体），第二是转述的文体（整理者的文体），第三是记录的文体（模仿者的文体）。”[4](P159)从传播方式来定义文体，必然突破作家文学释名章义的范围，将民间口传与民间书传的方式纳入到文体学的讨论范围，给文体学研究带来生机。郭英德讨论传统的大祝六辞、君子九能、《尚书》六体、《诗经》六义等文体材料，将中国古代文体的生成方式分为三类，即作为行为方式的文体分类、作为文本方式的文体分类和文章体系内的文体分类。这种思路与王昆吾的三层面说是一致的，都超越了传统文体定义，平视民间文学材料与作家文学材料，不仅建立起立体的文体结构，而且推衍出文体发展的路线。从学术史角度看，这些成绩的取得都与出土文献的启发不无关系。
第三，在中国古代文体形成的过程中，国家职官系统的影响最为突出。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都表明，许多文体特征与职官职掌密切相关，职官建制不变，文体特征也会延续不断。制作甲骨刻辞的贞人已发现120余位，经过系连，这些贞人归为五期，分王族贞人10组，非王族贞人6组[6]。这个贞人群体在政治上起参谋、决策作用，在记事刻辞、占卜刻辞的文字记录中也是参与者和领导者，用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文学的创作者和组织者。贞人集团的思维方式、行事方式决定了甲骨刻辞的内容和记录方式。西周朝廷中存在一个庞大的史官系统，“周王朝史宫就其渊源看大多出自异姓”[7]。有姒姓夏族后裔辛氏、姞姓大族尹氏、重黎之后程氏以及从青铜器铭文中发现的微氏、逨氏等。这些家族服务于周王朝，负责制作历法、策命大臣、箴补王阙、保存典籍等，世代为史。深厚的文化素养和丰富的政治经验，使他们成为周王朝重要的智囊，他们的言论被人传诵，他们的功勋琢於槃盂，《辛甲》二十九篇、《尹佚》二篇汉代犹存，出土的青铜器铭文《墙盘》、《逨盘》中国史与家史合一，是认识西周王世的重要资料。祝主赞词，既以文辞交通人神，也制作命、诰等生人之辞。册体、祝体屡见于甲骨刻辞[1]，饶宗颐以为甲骨文中的册祝同于《周礼》大祝之策祝，册即典册。册祝即作典册以祝告神明，应用于远罪疾、弭灾兵、册方伯等仪式之中[8]。《周礼》谓诅祝“作盟诅之载辞，以叙国之信用，以质邦国之剂信”，侯马盟书、温县盟书、诅楚文等为我们提供了盟、诅文辞的样式。祝官还“积累辑集一些格言谚语”[9]，作为对世人的训诫，马王堆帛书《黄帝书·称》、银雀山汉简《要言》为其代表。
第四，古代的每一种文体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存环境，有载体之别④，书体之别⑤，或与乐共生，或与图同在。要认清一种文体，就必须对文体的存在环境进行全面把握。不同艺术形式之间会相互影响，对音乐与诗歌关系的研究就是一个典范。从出土文献看，图画与神话等早期文体有密切关系。古人非常重视图画，康王时《 簋》、厉王时《善夫山鼎》、宣王时《无叀鼎》都提到周王亲观图室。出土文物中有许多材料图文合一，有表现自然崇拜的图画，如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彩陶太阳光芒图案、烟台白石村相当于大汶口文化时期陶片上的太阳光芒图、浙江河姆渡文化象牙板上的双鸟与太阳同体图、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四只风鸟围绕太阳循环飞行图；有表现图腾崇拜的图画，如西安半坡仰韶文化彩陶人面鱼纹盆、临潼姜寨仰韶文化蟾蜍纹盆、山西陶寺类型龙山文化彩绘蟠龙纹盘、浙江良渚文化玉琮上神人兽面纹；有表现圣贤崇拜的图画，如山东武氏祠汉画像石的伏羲、女娲、神农、黄帝、齐桓公、吴王、秦王以及孔子、老子、管仲、蔺相如、廉颇和曾参、闵子骞、老莱子等图像。江林昌概括先秦图书为五类：宇宙生成类图书，山川神怪类图书，民族史诗类图书，狩猎宴乐类图书，农事战争类图书[10](P413)。这些图画对于认识古代文体的性质很有价值。王逸的《天问章句》最早将庙壁图画与屈原创作联系起来，孙作云《楚辞天问与楚宗庙壁画》一文即在王逸的基础上展开[11](P413)。饶宗颐《图诗与词赋》推而广之：“怀疑《远游》和《九歌》之类都是因图而制文。”[12](P413)袁珂重探《山海经》神话与图画的关系，他说：“《山海经》一书尤其是其中《海经》的部分，大概说来，是先有图画，后有文字，文字是因图画而作的。”[13](P12)高亨《周易古经今注》云：“余疑《周易》先有图像，后有文辞，若《山海经》《天问》之比。”李山将《诗经》与图画联系起来，认为《大明》、《绵》、《皇矣》、《生民》、《公刘》是西周宗庙祭典中述赞壁画的诗篇[14]。伏俊琏认为，古代的图画是为讲故事服务的，古代神话看图讲故事的传统一直影响到唐代变文的讲诵技艺[15]。可见，只有联系上这些古代的图画，我们才能说清楚神话等古代文体的存在方式，也才能看清楚古代讲唱类文体的演变过程。
第五，传统文体学研究侧重于创作的整体表现，包括文章学、风格学内容。出土文献迫使我们从语言分析入手来建立早期文体概念，这有利于将侧重于语言学分析的西方文体学与传统文体学相结合。文体是各种因素聚合而形成的。李零将简帛材料分成三种不同含义的书：作为文字的书（包括铭刻和书籍）、作为档案的书（文书）和作为典籍的书（古书）[16](P39-40)。从文体形成角度看，早期金石陶瓦上的文字与文字的载体不可分离，文字具有纪念性，是构成礼仪的要素，还不是意义自明的文体；档案文书从载体中游离出来，特别重视行文格式，但这些文书都是实用性的，文事一体，时过境迁，文告、契约、遣册等就再也没有撼动人心的力量了；只有那些借景抒情、借事明理、舍事言理的典籍才构成真正的文体。中国传统文体学只注意到那些作为典籍的书，而忽略了这些典籍的书是从文字的书、档案的书发展而来。如果能借用西方文体理论分析清楚出土文字、档案、典籍的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揭示语篇内的语言框架、谋篇框架以及语篇和主题的关系、话语和媒体的关系、信息发送者和接受者的关系等[17](P126-127)，则对典籍中正规文体的认识必然会更加深刻。
注释：
①“文出五经”是南北朝时期流行的文体起源论。刘勰《文心雕龙·宗经》云：“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云：“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二人所论，《诗》、《书》、《易》生发的文体大同小异，源于《易》者，论、序同，说、辞与述、议异；生于《书》者，诏、策同，章、奏与命、檄异；本于《诗》者，赋、颂、歌同，赞与咏异。《礼》与《春秋》所统领的文体则看法大相径庭，刘以为檄出《春秋》，颜以为檄生《尚书》；刘曰箴、铭源于《礼》，颜曰箴、铭生于《春秋》。这种矛盾本身说明，“文出五经”的看法大多出于附会，需要重新检讨。
②《文心雕龙·书记》“占者，觇也。星辰飞伏，伺候乃见，登观书云，故曰占也。”把占体看做是观察天象并预测吉凶祸福的记录。
③《文学遗产》2000年第3期李学勤、裘锡圭《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考古发现与先秦、秦汉典籍文化）》中，李学勤引董作宾《王若曰古义》曾讨论过的甲骨文“王若曰羌女”条，认为“最好的解释还是‘羌，女（汝）……’这是对羌人的一种文告，意思是‘王这样说：羌，你如何如何……’可见当时就有诰这样一种文体。”
④《蔡中郎文集·故太尉乔公庙碑》“文德铭于鼎，武功勒于钲钺”。
⑤汉代皇帝命诸侯王三公的策书，用篆书写；以罪免诸侯王三公的策书，用隶书写。魏钟繇有三体书，用八分书写碑石铭文，用楷书写章程公文，用行书写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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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李零.简制古书与学术源流[M].北京：三联书店，2004.
[17] 胡壮麟.理论文体学[M].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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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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