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善于书写的民族。3000多年前，华夏先民在龟甲、兽骨上刻下了最初的文字，正是这些文字记录了中华文明的重要历程。我国现有古籍总量超过4000万册，这些承载着岁月沧桑的古籍，记载了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历史和创造，但由于缺乏相应的专业人员、缺乏相应的工作程序、缺乏相应的专业设备和材料，我国古籍修复工作进展缓慢。 文明因智慧而流传，历史因文字而永续 完整地保护“昨天的文明”恰恰是现代文明高度发达的标志 沿着素朴的灰廊一路向前，转过后厅，拾级而下，油漆斑驳的大铁门兀立眼前，它的背后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是一个永远说不完的故事——国家图书馆地下二层的古籍书库。铁门缓缓开启，冷气挟书香扑面而来。房顶恒温恒湿空调“咝咝”低吟，缓解了一屋子的沉重。 徜徉于古籍书库，恍如踏入时光隧道。跨越历史的长河，一排排古籍珍品静静地注视着面前的访客，如同枕戈待旦的士兵。古籍如兵，“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已成为古籍保护者的共识——国家不知道哪一天需要用书，因此古籍保护需要守护者做旷日持久的功课。 1月27日至3月27日，“西域遗珍——新疆历史文献暨古籍保护成果展”在国家图书馆展出。徜徉在浩瀚的文献之间，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异常兴奋：“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珍贵历史文献首次在北京全面展示。全国23家收藏单位提供的320余件展品中，超过半数是现今仅存的孤本。文津阁四库本之《皇清职贡图》、《西域同文志》、从《永乐大典》中录出的《海国图志》中元《经世大典地图》、敦煌遗书之东晋写本《放光般若经》，国家图书馆四大专藏中的三种专藏在展览中首次与公众见面。” 开展以来，展厅内既有满头白发的耄耋学者，也有满脸稚气的青年学生。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蕴含着各个民族创造的文明。很多少数民族很早就有自己的文字，并用这些文字创造出独具特色的典籍。这些文字有的至今还在使用，有的虽已成了过往，但彼时以某些文字编纂、传写甚至版印成的书籍，迄今仍有些留存于世。 毕业于北京大学古典文献学专业的张志清说，参观者对古籍保护知识面的扩大、古籍解读能力的提高，是最让他感到欣慰的事情。“三四年前，我们初办古籍展览时，参观者常问的问题是，古籍到底是什么，宋元本子什么样。而今天，参观者常问的则是刻工、书印、流传状况、相同版本之间的差异。”张志清说。 中国早在殷商时期就已经有了典籍。中国人对纸的使用比欧洲早1000年，利用印刷术比欧洲早600年，这令中华大地最先沐浴到文明之光。几千年来，人们曾书之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青铜、石料、竹木、砖瓦、缣帛，几乎在所有能够用来镌刻、书写文字的材料上，都曾记录我们的祖先对于传承历史的渴望。其后发明的造纸术，使书籍有了新的书写材质；初唐发明的雕版印刷术、北宋发明的活字印刷术、14世纪前半叶发明的套版印刷术，使书籍生产方式不断有新的突破，出版水平不断提高。而伴随书籍生产材料和生产方法的改变，中国书籍的装帧也出现了简策、卷轴、梵夹、旋风、经折、蝴蝶、包背、线装等形式。 中华古籍，正是记录这一文明历程的重要标志，是延续文明根脉的重要载体，更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正式启动。”张志清说，“3年多来，据图书馆、博物馆和文献收藏单位不完全统计，这些单位收藏的古籍数量在3700万册以上。除了国家收藏单位以外，还有大量古籍保存在民间、研究部门和宗教单位，保守估计，全国古籍总量超过4000万册，用‘价值连城’四个字根本不足以度量我国古籍的珍贵价值。” 夫天地间物……难聚而易散者，莫书若也 一旦灾难突发，古籍文献抢救或将陷入无序混乱状态 明代藏书家叶盛曾经慨叹：“夫天地间物，以余观之，难聚而易散者，莫书若也。”古籍的保护是与其产生相伴而行的，尽管先贤曾为古籍传承付出艰辛的努力，但是由于人为的破坏和自然灾害的损伤等因素，许多典籍已荡然无存。书籍的散亡古称“书厄”，自古记载不绝，书之每一厄都可能是覆顶之灾，战争、海啸、地震、洪水也许会使数千年文明珍藏瞬间化为乌有。 平均酸碱度值是一个衡量古籍生存状况的有效数据，数值下降得越多越快，就说明保存状况越恶劣越急迫。以宋元古本为例，其从诞生到20世纪60年代平均酸碱度值下降了一个单位，历时900余年；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又下降了一个单位，历时30余年。“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环境恶化，酸雨增多，古籍酸化不断加剧。一旦这个数值降到5以下，书籍就失去了使用功能，我们称其为‘遗体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的书籍，轻轻一碰就会化为齑粉，它们已不具有生命。” “对灾难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如国家图书馆在工作中曾经发现纸张挥发有害气体会危害文献的保存。”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研究馆员陈红彦说，“面对灾害，各文献收藏单位积极采取措施，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因此，有必要在更广阔的视野下开展古籍保护工作。” 2010年7月，国家图书馆在北京召开“自然因素与文献保存保护亚洲地区研讨会”，中日韩三国文献保护专家对全球环境恶化中的古籍保护问题表示了共同的忧虑。正是在这个会议上，中山大学图书馆副馆长林明公布了一组令人震惊的数据：在面临自然灾害时，84%的图书馆会意识到受灾地区图书馆藏文献可能会遭受损失，并联想到自身是否具有应对灾难的能力。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只有23%的图书馆表示自身有成文的文献保护灾难预案。林明的数据来自他和同事的一项抽样调查。这项调查表明，一旦灾难突发，我国绝大多数图书馆的文献抢救工作都将陷入混乱或束手无策的状态。 我国古籍保护工作的瓶颈是古籍的重要价值和生存状况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保护和修复人才极度匮乏，这使得古籍修复工作进展缓慢。“缺乏相应的专业人员、缺乏相应的工作程序、缺乏相应的专业设备和材料。”天津图书馆副研究馆员万群用三个“缺乏”来描述目前大多数基层古籍文献保存机构所面临的困境。 “2007年，我国专业古籍保护修复人员不足100人，今天这个数字大约翻了一倍。然而，与其他学科火爆扩招的状况相比，古籍保护仍是个‘冷门’，区区200人，需要面对数千万册件等待修复的古籍，谈何容易！”张志清说。在西方发达国家，古籍保护是艺术学院或历史学院中的专业学科。以英国为例，伦敦就有两所学院专门为大英博物馆培养专业人才，最高学位是博士研究生。可我国尚无一所学校能培养专业学生。 不遇良工，宁存故物 “整旧如旧”就是保存古籍文献的一切历史信息和文化记忆 国务院先后公布三批9859部《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150家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全国超过半数的省份开始编纂《中华古籍总目》分省卷，形成中国古籍联合目录的目标正在逐步实现。“文献典籍是前人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我国悠久文化的历史见证和维系民族精神的文化根脉。”国家图书馆馆长周和平提出，“对这些古籍进行妥善保护、开发和利用，保证中华文化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发扬光大，是我们的历史责任。” “古籍保护的原则是‘最少干预，整旧如旧’，这是多年探索的结果。”张志清说，但对于“整旧如旧”的理解各不相同。究竟什么是旧？应该修补到哪个年代的“旧”？在走过无数的弯路之后，国际古籍保护界已经达成共识，这就是保存古籍文献上的一切历史信息和文化记忆。“梁启超藏明拓本《曹全碑》，布套破烂不堪，但还在书盒中保存着。故宫保存的历朝皇帝初一、十五写的圣人言用锦囊包着，大多经历百年没有开过。用什么锦，如何捆扎，签如何写，都特别讲究。在库里看到许多宋版书，都经过历代藏书家保护传承下来，是件幸事，但大多数书都被装成线装式样，失去了原有蝴蝶装风貌，很是可惜。倒是在内阁大库里封存百年、不在世间流传的宋版《文苑英华》保持了宋代宫装式样。每看到它，大家都情不自禁细细观察和赞叹，也为其他书没有保持原貌而叹息。” “整旧如旧”的一个苛刻条件是修补材料。明代以前的中国纸，原料大多采自植物韧皮纤维，由手工抄制而成，耐久性颇佳，寿命可达500年至2000年，故有“纸寿千年”之说。然而由于传统纸张生产日渐匮乏，古籍修补仅从材料来说也面临困境：敦煌遗书使用的是麻纸，如今麻纸已经无处可寻；修复明代《永乐大典》，用的是清代乾隆高丽纸——这批纸原是清宫糊窗户的材料。现今这些纸张已不可多得。 在古籍保护上，我们要警惕西方发达国家曾有过的误区。英国、法国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用蚕丝编制成格网，上下两层附着在古籍的纸页，这种格网肉眼看不到，但是对于破损的纸张起到托附作用，不影响阅读和研究。这种修复方法一度风靡世界。但事实证明，这其实对古籍造成了不可逆的破坏，学界称这种善意破坏为“破坏性修复”。这种善意的破坏在我国也同样存在，比如有人曾主张让古籍恢复到其历史最辉煌年代的水平。近来学界逐渐认识到，这种理念是对历史、对人类痕迹的人为中断。美国康奈尔大学曾将库存的《永乐大典》修补成“洋装书”。后来，他们将这些书送到中国国家图书馆，希望改成原来的样子。国图坚决拒绝，“经过几个世纪，这些‘洋装’已成为附着于古书之上的历史遗迹。”张志清说。 不遇良工，宁存故物，对于古籍价值与保护方式方法的认识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进步的，而一旦我们的人力物力无所作为，最好的保护方法就是“悬搁”。20世纪80年代末，国图的普通古籍从柏林寺搬过来时，有人把破书套顺手扔掉，薛英先生从楼下捡回一个布缝制的破书套，说这套子有特点，不能扔。“这是我年轻时受的第一次保护教育。”张志清说,“如何执书？看书时书要放在哪里？应该怎么翻页？其中都大有门道。古籍保护最怕的是政绩工程、献礼工程，动辄一年内修了多少补了多少，违背科学违背常识。古籍保护是急不得的慢工细活，看似平凡，看似普通，但需要我们用传承文化的恒心去做。” 原载：《人民日报》（2011年02月25日17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