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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清善书概说 善，可以说是中国社会最基本的道德基准。“‘善’生存于复杂历史社会的中国人所可以永远倚靠的；如果失去了它，人生的凭藉将完全崩溃，这是任何东西都难以取代的生活必需品。对于中国人来说，善并不是平面的伦理道德之劝戒语词，它是中国人谋求社会生活时，视为与生命同价，或比生命更可贵，而谨慎守护的中国人之‘魂’”。[1]民间广为流传的善书基本上就是对于“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中“善”与“不善”的阐释。 善书，又称为劝善书，“是为劝善惩恶而辑录民众道德及有关事例、说话，在民间流通的通俗读物”，“是一种不论贵贱贫富，儒、佛、道三教共通又混合了民间信仰的规劝人们实践道德的书”，[2]囊括了儒家的忠孝节义和阴骘观念、佛家的因果报应和道家的积善消恶说。其基本思想，就是以劝善戒恶、因果报应和阴骘观念为中心。 由于善书的作者是乡绅与士人阶层，多半是那些与民众接近并对民众有所了解的下层士人，他们为教化民众而编撰善书。[3]他们在撰写善书的过程中，受到通俗文化的影响，结果，善书的编纂形式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善书从最早的“三圣经”（《感应篇》、《阴骘文》和《觉世真经》，发展到明清时期，不但出现了关于“三圣经”的多个注本、译本、注解本，如《感应篇汇编》、《感应篇直讲》、《感应篇印证句解》、《感应篇笺注》、《阴骘文集证》、《阴骘文广义》、《觉世篇注证》、《觉世宝训图说》等等，更出现了形式多样的善书文本形式，如将善书内容具体化和条目化，道德价值量化的善书——功过格，经过袁黄和袾宏等人的倡导，功过格在明清时期大为盛行，出现了多种功过格的编纂；[4]借图画辅助劝戒的图说劝善书，除了“三圣经”的图说本和图证本，还有《新刻日记故事续集》、《丹桂籍》、《玉历宝钞》等配有图画的劝善书流传，使人触目惊心，易于通晓；另外一种专门讨论修身处事的善书，汇辑历代名贤格言，分门别类，作为人生准绳的善书，如《愿体集》、《身世准绳》等等；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辑录善会规约和善举章程的新型善书，如同治年间余治辑录的《得一录》、光绪年间丁丙辑录的《乐善录》等等。 善书从宋元时期的佛道劝善书，即“主要是给道教或者佛教的教派用而写的”，[5]到明清时期因应三教合流的趋势广收博采，囊括了儒、释、道三教的内容，而且善书涵括的范围也进一步扩大，把圣谕、官箴、家训、格言等劝戒文献都纳入善书的体系之中。在具体内容上，不仅有普适性的道德条目，也出现了分层别类、具有针对性的劝戒内容，不仅有官绅吏役所应遵守的规戒，更进一步涉及农工商贾所应遵行的规范。所列的道德条目，与庶民生活紧密联系，几乎涉及了生活的各个方面，囊括了各个细节。其影响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民众的日用伦常，从儿童的蒙学读物，到佛庙道观派发的宗教类劝善书，到学者案头各置一册的善书，无不说明了善书的流通已经影响到社会的生活、思想、文化、宗教等方面。 善书的撰辑和刊刻，目的是为了提高民众的道德水平以维持地方社会秩序，因此，善书在中下层社会起到了教化作用，在提高社会道德和稳定地方社会秩序上也功不可没。善书流通的意义，也不能仅仅局限于此，其意义不但是一种道德观念和道德价值的灌输与约束，而是经过潜移默化，使人们能够按照善书的要求自觉实践道德，从而内化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有学者总结说，“善书作为集原始信仰、伦理价值观和社会关注于一身的文献，成为帝国晚期宗教思想史和社会史交叉研究的极好材料”。[6]善书自宋以来在民间开始广泛流行，至明清时期达到高潮，虽然说善书的出现及其流行，与作为时代背景的社会、经济、思想和文化的变化密切联系，但是推动其传播与流通，并最终促成这场“善书运动”的还是与那些支持并孜孜以行的实践者有密切的关系。他们依据自身的经历，著书立说，影响着同时代以及后世的人。 二、明清善书研究的主要成果 善书在明清时期广泛流传，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对于善书的研究，日本学者首开其先河，并深深影响了后来的善书研究。日本汉学界对于善书的研究可以上溯到20世纪20年代橘朴的《支那思想研究》，在这本书中他把善书称为通俗道教的经典，并对《感应篇》进行分析解说。[7]30年代吉冈义丰、泽田瑞穗到中国大量收集善书、宝卷等文献，成为日后研究的重要资料基础，前者在战后的50年代开始先后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善书的研究文章，如《太上感應篇の作者にっぃて》、[8]《中国民众の伦理书功过格》、[9]《感应篇と功过格》。[10]而泽田瑞穗在六七十年代对宝卷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其成果为先后出版的《宝卷の研究》[11]以及《增补宝卷の研究》，[12]根据他对于宝卷的研究，认为宝卷被善堂、善会用来向民众宣讲，引导人们趋善避恶，在明清社会中发挥了教化和娱乐的双重社会功能，影响甚大。 50年代，酒井忠夫作了关于功过格的研究，其发表的论文《功过格の研究》[13]是用书志学的研究方法对康熙以前的现存功过格做基础研究，来考察功过格，并对功过格的产生时间、变迁过程以及种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文章中，首先考察了功过格产生的背景，然后对于以《太微仙君功过格》、授自云谷禅师的袁黄的功过格以及袾宏的《自知录》等佛道系统的功过格，以《迪吉录》和《日乾初揲》、《劝戒全书》等为代表的处理全体民众道德的功过格，以《广功过格新编》、《汇编功过格》和《汇纂功过格》为代表的汇编本功过格，以及以《不费钱功德例》为代表的不费钱的功过格等等各种类型的功过格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在研究的过程中，作者尽可能地详尽各种功过格，特别是明末清初的重要功过格，可以说是在功过格基础研究方面重要的力作。而1960年出版的《中国善书の研究》[14]被视为这个研究领域的经典，后来又广搜博采，悉心探究，在原书的基础上，出版了上下两册的增补本的《中国善书の研究》。[15]其对于善书所下的定义至今仍然被广泛引用，该书主要是关于明末清初善书的研究，并没有作全景式的观照，作者立足明代的社会现实，从官方教化政策、明代乡绅及士人的处境、明代三教合一思想及民间宗教等方面对于明代善书大量出现的原因作了详细的阐述，同时对于《太上感应篇》、《功过格》、《阴骘文》等善书作了专门的研究，特别是对明末清初善书创作史上主要的人物袁黄及其善书思想进行了考证。在对功过格的研究中以功过格的发展源流为线索，并考察明末清初具有代表性的功过格作。最后对于明末社会中大量出现的宝卷与这一时期的宗教结社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此后酒井忠夫还先后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善书的研究论文，如《明末清初の社会にぉけゐ大众的读书人と善书·清言》、[16]《近现代中国にぉけゐ善书と新生活运动》。[17] 1997年出版的《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18]是由日本著名学者、现京都大学教授夫马进研究中国善会善堂史的力作。作者借鉴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的“市民的公共性”即公共领域的概念，对中国明清以来直至民国的善会善堂的历史、演变进行了整体性思考与研究，作者具体详细地分析了善会善堂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情形，善会善堂的形式结构、内涵，善会善堂善行的范围以及运作实态，善会善堂与国家、行会、都市行政和地方社会的关系。还以苏州普济堂和杭州善举联合体为例证，来探讨“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从而揭示了善堂善会在近代化过程中的影响并从中折射出中国近代的地方自治萌芽问题和中国早期社会福利史问题。本书资料翔实，作者不仅广采方志、文集、日记、慈善书、实征册，而且大量利用征信录，掌握了丰富的资料，并且深入实地进行考察，因而获得了一系列原创性的真知灼见，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而其他的学者如清水泰次、龙泽俊亮、宫川尚志、高雄义坚等等，在研究的过程中也都关注到善书的现象并发表了相关的研究论文。 西方学界关于善书的研究，比较显著的特征是，较多地结合了西方学界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理论，沃夫拉姆（Wolfram Eberhard）的《中国传统社会的罪恶观》，[19]就是采用西方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对于善书中的罪恶问题进行研究。作者从那些描写地狱场景的善书中找出哪些行为会导致惩罚，进行总结，从而对于中国人的罪恶观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善书兼容儒、佛、道三家思想及民间信仰，劝导人们行善止恶，是一种道德化的通俗读物，与善书相关的慈善活动与中国人的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所以欧美学者也较多地关注中国传统的慈善事业，而且通过善会善堂的研究运用从西欧历史经验中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来比照中国社会。对于善会善堂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玛丽·兰金（Mary Backus．Rankin）[20]的研究对19世纪下半叶的浙江地方精英进行考察，在研究的过程中她发现善会善堂其实是作为地方精英活动的场所而开始逐渐形成并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壮大起来，同时她还通过善会善堂讨论了国家和地方社会之间的关系。罗威廉（William T．Rowe）[21]则是结合城市史对汉口地区的善堂善会进行研究，认为善堂通过福利救济设施在19世纪后期的中国对于城市的维系与协调发挥了相当的作用。而且认为善会善堂看作是“市民社会”的代表之一，开创了“公共领域”，因而对于这一时期的善会善堂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1991年美国学者包筠雅（Cynthia J．Brokaw）出版了研究功过格的专书《功过格：明清社会的道德秩序》，主要是研究明清代嬗时期功过格广泛流行这一社会现象。这是西语中第一部详细探讨这一问题的专著，在这本书中既利用了大量第一手的中文研究资料，同时也吸收了酒井忠夫、吉冈义丰、秋月观瑛、奥崎裕司等日本学者研究成果。通过功过格来考察精英阶层对于明清之际社会经济变化，诸如中央权威的腐败和低效、不断增长的商业化过程对社会的影响以及理学一统局面的瓦解等等此类时代和社会变迁问题面前，所作出的反应。在考察过程中，作者对袁黄这个“明朝第一个拥护功过格的人”做个案研究，来分析其是如何相信并证明自己的信仰的，并分析了功过格的使用对于理学自修方法的意义。最后通过对于袁黄之后出现的新的功过格的介绍，来考察社会变迁对于善书内容所反映的意识形态的影响。 学界一般认为最早对善书文献作出重要研究的是日本学者酒井忠夫，但是我们不能忽略，最早对善书文献进行整理的，是1934年陕西商南贺箭村辑录《古今善书大辞典》，是书上中下三册，收录善书169则，每册先列该书所录善书总目录，然后逐本写出内容梗概，为方便读者查找购买，并列名善书刊刻出版时间、地点和版藏地，并有“赠助善书记”两篇详细说明所收善书来源，是一部极具参考价值的工具书。 中国本土对于善书的研究起步比较晚，但是在前人研究特别是借鉴日本学者的研究方法以及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近年来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 1999年出版的《道教劝善书》则是陈霞博士对于道教系统的善书进行的比较全面的研究，在书中，作者从道教发展史的角度对于道教劝善书所赖以形成的思想背景进行分析；然后根据道教系统内不同类型的劝善书代表作，来说明整个道教劝善书系统的形成；从道教善书大量涌现的社会背景出发对于道教劝善书的盛行进行了考察与总结，而关于道教劝善书的内容实质以及其伦理特色的分析，则充分利用了作者宗教学的背景，论证详细且有力，可以说是目前研究道教劝善书的代表作。 近十年来，香港的游子安博士对于善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他就注意并广泛搜集各类善书文献，撰成博士学位论文《清代善书与社会变迁》，其1999年出版的《劝化金箴：清代善书的研究》主要以清代善书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书志学的方法对清代善书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善书流通的意义进行探讨。除了对清代善书得以广泛流传的背景和环境进行分析说明外，作者更进一步通过对善书做个案和地域的研究，来探析善书作者的思想，阐述清代善书撰著和流通的特点、善书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善书传播方式多样化以及善书具体内容的变化这两个方面，对清代善书在民间广泛流行的现象和意义进行分析。2005年又出版了另外一部专著《善于人同——明清以来的慈善与教化》则把视野扩展到明清两代，作者通过对善书进行书志学的研究对功过格、《感应篇直讲》、《觉世经》、图说善书等善书类别加以较为系统的梳理；在考察明清善书流通及其分类时，作者指出了“借图画以劝戒”是明清时期善书流通的一大特色；作者以善人为中心，对明末颜茂猷、清初许缵曾和石成金、清中叶的黄正元，及民初的印光法师、王一亭和聂云台等不同时代的善人，作了细致的分析，系统地阐述了这些善人在编著善书、力行善举和提倡善事方面的贡献，从一个方面论证了“善与人同”的主题；然后进一步从社会文化史的广阔视野，论述了善书与民间信仰的关系，包括命运观、戒杀放生、报应观、财富观、地狱观、文昌信仰与敬惜字纸习俗等；作者通过对善书灵验记之财富观的细致考察中，发现与明末清初相比，清末善书从以往强调行善得科名、得康寿，转而标榜为善得富，这说明清末善书意识形态方面已发生了显著的转变。其研究既有对历史脉络的梳理，又有重点区域上的观照。作者对主要善书著作的撰著和出版流通源流、行善有成具有代表性人物的身世业绩、历史悠久并在各个地区有重大影响的善会善堂等作了比较具体和公正的追述，并介绍了华南地区的道堂和善堂，对于研究华南社会史研究补充了不可缺少的一个侧面。该书可以说是利用善书资料论述善人、善事，“以善书关照社会与时代”的典范。作者发表的《明末清初功过格的盛行及善书所反映的江南社会》一文，认为功过格所揭示中国人注重道德内省、积善销恶以累积功德的观念，理当重视。 而台湾学者梁其姿对于明清时期慈善事业的研究也颇有贡献，前后发表了一系列相关的论文：《十七、十八世纪长江下游之育婴堂》、《明末清初民间慈善活动的兴起——以江浙地区为例》、《清代慈善机构与官僚层的关系》、《清代惜字会》，2001年出版的研究专著《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则是全面而详细地考察了明末至清中后期各类慈善组织产生、发展及衍变的动态过程，并以独特的研究视角对存在于善会善堂史中的一些重大理论和事迹问题作出了相当精彩的论述，该书集中反映了作者对明清慈善问题的一些基本看法和总体评价，是近年来明清慈善史研究领域中颇具影响与学术价值的一部重要作品。该书使我们对于明清慈善组织的历史背景、组织形态、运作情况以及丰富的意识内涵有了较为全面深刻的认知，同时也为我们理解明清乡绅社会、国家与地方的关系，提供了颇具参考价值的研究范例。但是作者在进行资料搜集时，忽视了征信录这一极为重要的一手资料，因此，在对慈善组织原始材料的占有上就稍显薄弱，不能不说是本书的一个缺憾。 台湾学者王汎森主要是从思想史的角度对于明末清初三教合流背景下的社会进行分析，其先后发表的论文《明末清初的一种严格的道德主义》、《人谱与省过会》、《日谱与明末清初思想家——以颜李学派为主的讨论》，考察晚明通俗宗教思潮的背景下的儒家，尤其是理学，在“现世报”、“因果报”等佛道教思想和功过格运动的激荡下，当通俗宗教的力量达到足以与儒家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时候，所作出的反应，以及这些反应在当时的思想界所具有的意义。 同时在台湾，由于民间善书事业在近现代仍然极为兴盛，佛教团体也仍旧有编著、重刊善书的风气，所以善书也颇受学者的注意，所以相比于大陆地区，学界展开的研究也比较早，但是他们的关注点主要还是在清末以来台湾刊行的善书，如学者蔡懋棠、郑喜夫、陈主显、林汉章、张之杰、郑志明、陈兆南等都对于台湾地区流行过的善书作出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同时也出现了不少从各个角度切入来研究善书的论文，兹根据这些论文的研究内容作简单的梳理归类。 1．关于道教劝善书、佛教劝善书的宏观研究。例如卿希泰和李刚合作的《试论道教劝善书》，这篇文章通过《太上感应篇》兼及《阴骘文》、《功过格》，对劝善书的思想来源、其所产生的时代背景进行了介绍，然后联系相继出现的道教劝善书《文帝孝经》、《关圣帝君觉世真经》等一大批善书，对于劝善书的主要思想内容以及其社会影响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劝善书最能代表道教伦理观的特色，是道教宗教道德在后期发展阶段的主要标志”，而通过对于道教劝善书的考察，对于明清时期的道教伦理，以及道教的宗教本质特征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关于佛教劝善书的研究，如陈霞的《佛教劝善书略谈》，前者主要是对于发端于宋，盛行于明清，影响至民国的佛教劝善书产生的背景进行介绍，并对以晚明袾宏《自知录》为代表的“功过格”和“宝卷”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对于佛教劝善书比较重要的研究还有王月清的《中国佛教劝善书初探》。 2．对于单篇或单本善书的研究，如李刚的《〈文昌帝君阴骘文〉的伦理观浅析》、陈霞的《〈十戒功过格〉及其伦理思想特色》、李桂红的《文昌帝君劝善思想浅析》、段玉明的《〈太上感应篇〉：宗教文本与社会互动的典范》、马丽《浅谈明末清初的功过格与不费钱功德例》、段玉明《〈玉历至宝钞〉：究系谁家之善书》、沈亦军的《试论〈阴骘文〉的德福观》、姜生的《道教善书思想对明清商业伦理的影响———以〈太上感应篇集注〉为例》、周波的《道教劝善书的和谐理念———以〈关圣帝君觉世真经〉为例》、何江涛《〈太上感应篇〉、〈玉真先生语录〉劝善思想之比较》。 3．善书与其他。主要是讨论善书思想与中国古代传统慈善事业之间的关系，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论文主要有葛慧烨、王卫平的《儒、佛、道思想与中国传统慈善事业》和王卫平的《论中国古代慈善事业的思想基础》。 三、明清善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展望 从上面我们关于明清善书研究史的回顾可以看出，善书研究已经成为史学界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但同时也应该看到，面对明清时期大量涌现以及对于民众生活造成重大影响的善书，目前的研究显然还是薄弱和不足，还有很多领域或者方面需要我们在未来的研究中继续努力。 第一，关于善书的流通与传播，是研究中比较薄弱的地方。就明清时期善书的影响来看，其流通显然不是一些善书中所谓的“善书流通十法”，或者“善书流通十六法”能够简单解决的。除了善书序文中间经常见到的文人之间的辗转传送与馈赠、佛庙道观与科场外的派送、善人大量印送分发等传播途径之外，善书是不是在一些我们忽略掉的途径里大量流播并产生影响？ 第二，有关善书在普通民众特别是那些文字记载之外的下层民众中间的影响，有关士大夫或者说上层读书人与善书的关系由于笔记小说等记录而首先进入我们的视野，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方便，但是能够称呼“善书运动”，绝对不是一个阶层能够产生的影响，而应该是社会各个阶层参与其中并深受影响的，对于大多数没有留下文字记录的民众来说，善书究竟在他们的生活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显然不是文人笔记中间的只言片语能够简单概括的，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挖掘的。 第三，目前有关具体善书的研究，似乎还是局限于“三圣经”或者所谓“名人”所著作品，这些对于整个善书体系来讲显然是不够的。而且有关江南的善书研究得比较多，而对于其他地区的善书则明显关注不够。 第四，有关善书的影响，目前的学术界似乎只关注了善书与儒家、道家、佛家的关系，而善书和明清时期的基督教似乎没有学者讨论过。明代中后期耶稣会士大量来华，他们所制定的“适应传教策略”就是要广泛了解和接触中国社会，结交中国的文人士大夫，对于当时在中国社会中如火如荼展开的“善书运动”自然不会无所觉察。同时，我们也知道明清时期来华的传教士在中国有大量的译著，那么善书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撰述？至少我们从庞迪我的《七克》中间，依稀能够看到袁黄、袾宏所倡导的功过格的影子。 总之，善书作为考察明清社会的一个独特的视角，其涉及精英阶层与下层民众、宗教与世俗生活等多个方面的互动，必然会被越来越多的研究所关注。而且随着更多的善书逐渐被发现而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有关明清善书的研究必然会走向一个新的研究阶段。 参考文献： ［1］吉冈义丰著，余万居译．中国民间宗教概说．“原书序”．台北：华宇出版社，1985：5． ［2］酒井忠夫．中国善书の研究．东京：国书刊行会，1960：1、437． ［3］游子安．劝化金箴：清代善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4：6． ［4］具体可参照游子安．善于人同———明清以来的慈善与教化．中华书局，2005，4：45－46附表“17世纪至18世纪末编刊的功过格”． ［5］包筠雅（Cynthia Brokaw）．明末清初的善书与社会意识形态变迁的关系．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1993（16）：32． ［6］包筠雅著，林正贞，张林译，赵世瑜校．功过格：明清社会的道德秩序．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中译本前言”、2． ［7］橘朴．支那思想研究．第二章第一节“通俗道教の经典———太上感应篇解说”．东京：日本评论社，1936． ［8］吉冈义丰．太上感應篇の作者にっぃて．宗教研究，1951（127）． ［9］吉冈义丰．中国民众の伦理书功过格．书经研究，第127号，1951，10． ［10］吉冈义丰．道教の研究．第二章．感应篇と功过格．法藏馆，1952． ［11］泽田瑞穗．宝卷の研究．东京：国书刊行会，1963． ［12］泽田瑞穗．增补宝卷の研究．东京：国书刊行会，1975． ［13］中译本．酒井忠夫．功过格的研究．刘俊文主编，许洋主等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七卷：思想宗教）．中华书局，1993，9：497－542． ［14］酒井忠夫．中国善书の研究．东京：国书刊行会，1960． ［15］酒井忠夫．增补中国善书の研究上．东京：国书刊行会，1999；增补中国善书の研究下．东京：国书刊行会，2000． ［16］酒井忠夫．明末清初の社会にぉけゐ大众的读书人と善书·清言．收入《道教の综合研究》．东京：国书刊行会，1980． ［17］酒井忠夫．近现代中国にぉけゐ善书と新生活运动．宗教社会史研究，1985． ［18］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京都：同朋社，1997，中译本由伍跃，杨文信，张学锋译．商务印书馆，2005． ［19］Wolfram Eberhard，Guilt and Sin in Traditional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Berkeley and Losangeles 1967，4． ［20］Mary Backus．Rankin，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Zhejiang Province，1865－1911．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98－131． ［21］William T．Rowe，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chapter3－4，91－156． 作者简介：张祎琛（1980－），女，河南巩义人，2000年进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学习，2004年师从邹振环教授学习至今，现为复旦大学历史系2007级中国古代史在读博士研究生。 原载：《理论界》2009年8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