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今不少学者都以《论语》作为研究孔子学说的最权威文献，《论语》之外，免谈孔子，因此研究孔子的政治思想，也就自然以《论语》为唯一的文献依据。《论语》中的孔子是纯粹的仁政德治论者，刑罚不是《论语》中孔子政治主张中的义项。《论语·里仁》中孔子有“君子怀刑”之说，朱熹在《论语集注》中将“怀刑”解为“畏法”，即畏惧法度，而这个法度主要是指礼仪规范。《论语·子路》中孔子又有“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之说，但孔子这段关于刑罚的言论是从“名不正”的后果推导出来的。所以上述“刑”或“刑罚”都不能作为孔子倡导刑罚的证据。当代一批有影响的中国思想史论著，如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匡亚明《孔子评传》等，都是根据《论语》论述孔子政治学说，而只字不谈孔子的刑罚思想。 但是上述做法受到地下出土文献的挑战。《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五）中收有一篇《季庚子问于孔子》。据专家研究，季庚子就是鲁国执政世卿季康子。季康子向孔子问政，应该是在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孔子自卫返鲁之后，当时鲁国正处于内外交困、天灾人祸之际。竹书中季康子向孔子咨询治国方略，孔子向季康子详细地阐述了他一贯倡导的“仁之以德”的政治主张，希望季康子“玉其言而慎其行，敬成其德以临民”。但是，作为一位经历了几十年政治风雨、谙熟历史与现实的老资格政治思想家，孔子深知“仁之以德”不是包治百病的万能治国灵药，因而在竹书第二十简、第二十一简、第二十二简，孔子提出，在“仁之以德”方法失效的情况之下，可以辅之以必要的刑罚措施：“大罪杀之，臧罪刑之，小罪罚之。”从孔子反复强调“仁之以德”来看，刑罚手段是在山穷水尽、无计可施的情况下的最后选择。竹书表明，孔子确实主张以刑罚作为“仁之以德”的补充手段，虽然在孔子政治思想体系中，刑罚内容相对于仁政德治思想主体来说是次要的，但如果舍弃了这个次要成分，就不能看到孔子政治思想的全貌。 实际上，早在《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季庚子问于孔子》面世之前，大小戴《礼记》、《荀子》、《尚书大传》、《说苑》、《汉书》等传世文献中，就已经记载了孔子一些刑罚言论，特别是《孔子家语·刑政》，堪称系统阐述孔子刑罚观点的专门文献。只是过去人们怀疑这些文献材料的权威性，以为这些孔子刑罚言论是好事者所为。如今出土竹书表明，传世文献所记载的孔子刑罚言论大体可信。《论语》中的孔子不谈刑罚，这是编纂者为了保持孔子至纯的仁者形象，而刻意舍弃了孔子关于刑罚的语录。《季庚子问于孔子》的学术价值，就在于它还原了孔子政治思想的本来面目，说明刑罚是孔子政治学说的应有之义。同时它也提醒人们，研究孔子学说不能单纯依赖一本《论语》，而应该参照其他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 既然孔子政治学说中包含了刑罚内容，那么随之而来的任务就是要全面地探讨孔子刑罚思想。结合出土竹书与传世文献来看，孔子刑罚思想具有以下要点： 一是主张先教而后刑。《荀子·宥坐》载孔子曰：“《书》曰：‘义刑义杀，勿庸以即，予维曰未有顺事。’言先教也。故先王既陈之以道，上先服之。若不可，尚贤以綦之；若不可，废不能以单之，綦三年而百姓往矣。邪民不从，然后俟之以刑，则民知罪矣。”治国的首选手段是德治教化，即《季庚子问于孔子》所说的“仁之以德”，只有在统治者已经做到仁至义尽而社会上仍有犯罪现象的时候，才可以施用必要的刑罚。《孔子家语·刑政》载孔子与仲弓论刑政：“圣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参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其次以政焉导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于是乎用刑矣。”文中孔子特别列举了四种可以杀头的罪行：“巧言破律，遁名改作，执左道与乱政者，杀；作淫声，造异服，设伎奇器以荡上心者，杀；行伪而坚，言诈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惑众者，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者，杀。”这一节文字又见于《礼记·王制》。《尚书大传》载孔子曰：“《书》曰：‘伯夷降典礼，折民以刑。’谓有礼然后有刑也。”《孔子家语·五刑解》载孔子曰：“礼度既陈，五教毕修，而民犹或未化，尚必明其法典，以申固之。”“三皇五帝之所化民者如此，虽有五刑之用，不亦可乎？”在《大戴礼记》的《子张问入官》、《千乘》、《四代》、《虞戴德》、《盛德》等篇章中，孔子都反复阐明了刑罚作为仁政补充的必要性。 二是倡导恤刑。《尚书大传》载孔子曰：“古之听民者，察贫穷，哀孤独，矜寡，宥老幼不肖无告。有过必赦，小罪勿增，大罪无累。老弱不受刑，有过不受罚。”贫穷、孤独、矜寡、老弱都是社会上的弱势阶层，属于统治者恤刑的对象。同篇又载孔子说：“听讼，虽得其旨，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复生，绝者不可复续也。”“今之听民者求所以杀之，古之听民者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之之道，乃刑杀。”用悲哀、怜悯的心肠来听狱断讼，能不杀的尽量不杀，这是将仁爱精神贯彻到刑罚之中。孔子对那些以刑杀为快的听讼官员深为不满，《汉书·刑法志》载孔子曰：“今之听狱者，求所以杀之；古之听狱者，求所以生之。” 三是提出量刑原则及程序。《孔子家语·刑政》载孔子曰：“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义以权之；意论轻重之序、慎测浅深之量以别之；悉其聪明、正其忠爱以尽之。大司寇正刑明辟以察狱，狱必三讯焉。有指无简，则不听也。附从轻，赦从重。疑狱则泛与众共之，疑则赦之，皆以小大之比成也。”这是说，在处理五刑讼狱案件的时候，应该原察父子之间的亲情和君臣之间的大义，然后加以权衡；考虑案件情节轻重浅深的因素而加以区别对待；充分发挥主审官员的聪明才智和忠爱之心。大司寇在审定刑律、判决案件时，应该实行三讯制度。孔子强调听讼断狱要遵循一定的程序：“成狱成于吏，吏以狱成告于正。正既听之，乃告大司寇。大司寇听之，乃奉于王。命三公卿士参听棘木之下，然后乃以狱之成疑于王。王三宥之，以听命而制刑焉，所以重之也。”之所以强调这个由吏、正、大司寇、王构成的逐级上报程序，乃是为了体现慎刑的精神，尽量避免冤案的发生。 四是以“无讼”为最高境界，做到有刑而不用、无刑而民不违。《论语·颜渊》载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子路》载孔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无讼标志着统治者的道德教化获得了成功，社会上彻底消除了犯罪现象。《孔子家语·五刑解》载孔子曰：“圣人之设防，贵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为至治也。”“是以上有制度，则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则不犯。故虽有奸邪、贼盗、靡法、妄行之狱，而无陷刑之民。”国家虽有五刑之法，但并不付诸实施，刑法只是让人民知道哪些事情不能做。《大戴礼记·主言》说，只要能够成功地实施“七教”，“则四海之内无刑民矣”。在有刑而不用之上，还有更高境界，这就是“无刑而民不违”。这种虽有刑法而不用、无刑而民不违的情形并不是完全出于政治思想家的理想，它在西周成康之际曾经出现过。《史记·周本纪》载：“故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谙熟古代历史的孔子，可能正是从成康之治中获取思想灵感。 孔子刑罚学说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既有悠久的历史学术渊源，又有复杂的现实背景。 早在孔子之前，《诗》、《书》、《易》等典籍均有刑罚思想的表述。《尚书·尧典》有“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的记载。《尚书·皋陶谟》载皋陶曰：“帝德罔愆，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罚弗及嗣，赏延于世，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这对于孔子省刑、慎刑、恤刑、无讼的思想，应该有很大的启示。《尚书》其他篇章也涉及刑罚内容，如《盘庚上》载盘庚曰：“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尚书·盘庚中》：“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康诰》：“敬明乃罚。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自作不典式尔，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适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非汝封刑人杀人，无或刑人杀人。非汝封又曰劓人，无或劓人。”“凡民自得罪：寇攘奸宄，杀越人于货，不畏死，罔弗憝。”《吕刑》更是《尚书》中的刑法专著。其他《诗》、《易》、《礼》、《春秋》中也不同程度地记载了刑罚内容。 从现实背景来看，从鲁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到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孔子为鲁国大司寇，这是鲁国职掌刑罚的最高官员，这一履历必然帮助孔子认识到刑罚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鲁国尖锐的社会矛盾也促使孔子思考刑罚问题。鲁国公室与世卿、世卿与世卿之间矛盾持续尖锐，《论语·季氏》“季氏将伐颛臾章”载孔子曰：“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这个“萧墙之内”指的就是公室，可见公室与世卿敌意很深。三家世卿之间也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左传·哀公十一年》载齐国侵鲁，冉求提出“一子守，二子从公御诸竟”的战略，希望三家世卿同仇敌忾齐心御敌，季氏答以“不能”，冉有说：“二子之不欲战也宜，政在季氏。”杜预注：“言二子恨季氏专政，故不尽力。”在战斗中，孟孙氏的消极怠惰导致鲁国右师惨败，如果不是冉求率领的左师力挽狂澜，那么这次郊战的后果就不堪设想。天灾又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当时鲁国旱蝗频仍。《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中收有一篇《鲁邦大旱》，篇中记载鲁哀公向孔子求教御旱之策。《左传·哀公十二年》载：“冬十二月，螽。”“螽”就是蝗灾，蝗灾一般发生在秋季，而鲁国此次是在冬天发生蝗灾，季康子曾为此事专门向孔子咨询。天灾直接导致鲁国财政危机，《论语·颜渊》载：“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若之何？’有若对曰：‘盍彻（十分抽一的税率）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有若主张用减少税收、藏富于民的方法应对财政危机，但鲁国并没有采纳有若的建议，而是采用增加赋税的方法嫁祸于民。没有活路的鲁国百姓只好走上偷盗之路，《论语·颜渊》记载：“季康子患盗，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同篇又载：“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季庚子问于孔子》一文中，季康子主张用“强”的手段治国，就是出于对鲁国偷盗现象丛生的忧虑。鲁国的政治舞台也是一片乱象，《左传·哀公十一年》载鲁大夫公叔务人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谋，士不能死，何治民？”鲁国的社会矛盾还不止于此，在国际上它一直受到强邻齐国的军事威胁，虽然相继取得了郊战和艾陵之役的胜利，但前者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冉求杰出的军事才能，后者则是借力于吴师。所以两次对齐战役的胜利并没有解除鲁国的外患，当年冬天季康子就表达了“小胜大，祸也，齐至无日矣”（《左传·哀公十一年》）的恐惧。面临如此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仅凭“仁之以德”的方法显然是不够的。 承认刑罚思想是孔子政治学说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战国时期儒学的发展，而且也有助于我们理解战国时期某些学派之间的相生相成关系。孔门弟子中有仲弓一系，他们的学说特点是在孔子政治思想基础之上倡导礼乐刑政。战国后期的荀子往往将孔子、子弓相提并论，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认为，子弓就是孔门弟子仲弓。从孔子的仁之以德、以刑辅德，到仲弓的礼乐刑政，再到荀子由霸而王、礼法并用的政治主张，其间的学术联系一脉相承。孔子关于刑罚的论述，可能对催生战国法家学派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据文献记载，战国前期法家代表人物吴起、李悝出于子夏门下，而战国后期两大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李斯都学于荀子。战国法家与儒家这种师承渊源，与孔子刑罚思想或有一定的关系。 原载：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