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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女性的新诗书写，一方面紧密联系着中国社会的历史风云，另一方面生动地体现了女性文学发展史的一些阶段性基本特征。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中国女性新诗的价值取向以及形式、修辞、风格方面的变迁，都是较为丰富和复杂的。它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女性在20世纪诗性地面对内外世界的思想谱系，内中所蕴涵的社会意义、历史价值值得深入研究和讨论。 随着中国历史文化语境的不断变迁，20世纪女诗人笔下的诗歌世界所体现出的女性自我意识的发展过程，大致经历了自我的彰显、皈依、遮蔽、复苏以及“性别之我”的敞亮和自我的游移等几个重要的历史阶段。或者说，20世纪女性新诗的书写有着较为明显而又迂回反复的动态变迁过程：由努力介入男性中心话语体系、追求与男性平等和同一的“大我”，到强调性别差异、反抗男权、争取独立的“性别之我”，再走向边缘、个体、游移的“小我”等。 回应“人的解放” 第一代女性新诗作者诞生于五四启蒙时期，她们一般都深受传统文化影响，同时也接受了新思想文化的影响，开始与男性共同成为社会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她们的出现，回应和弘扬着“五四”“人的解放”的时代话语，使女性诗歌书写前所未有地以一种更为积极进取、博大开放的胸襟迎接新时代的召唤，表现出新的女性自我意识在突围中的艰难建构。 同时，初涉于世的稚嫩、现实的复杂以及对白话语言的生疏，对其崭新自我的确立及新诗创作水平均有着较大限制，这一时期的女性新诗创作显示出较明显的过渡性。当时参与新诗创作的女诗人有陈衡哲、冰心、石评梅、庐隐、陆晶清、白薇、陈学昭、刘静君、枫湖、侍鸥、馥香、王幼虞、冷玲、玉薇、冯岭梅（冯铿）等。 拥抱革命与知性写作 在新的历史语境中，三四十年代的女性新诗书写呈现出两种“自我话语”。一部分女诗人积极投身革命战争，拥抱新的政治信仰，赋予了女性自我意识的崭新内涵。诗作仍以主观抒情为主，抒情主体与“群我”结合而显得较为夸张、膨胀，在对“小我”的超越中焕发出阳刚之气。杨刚、关露、陈学昭、丁玲等为代表的新诗创作表现出坚定、激扬与豪迈的气度，使当时处于内外交困中追求自由、民主的女性获得了一种鼓舞，收获了一份女性解放新的希望与信心，但是，在鲜明、坚定的思维方式中，诗歌修辞难免失之浅露狭窄，有时失去必要的反省、审思的精神向度。 另一部分女诗人则坚守个体内在真实的心理情感体验，有的更是注重让知性力量渗透入诗国。这些新诗将五四时期的启蒙理性引向深处，对女性的自我探寻和思索也较为深入。她们以启蒙理性为核心，将冷静的人生、社会、自我省思与内心的理想、信念、追求相结合，同时以更为现代的诗歌语言来触及更复杂迷离、丰富多变的内外世界。她们力求从个体出发，在写作中实现个性与共性、个人与社会的融合。诗歌的客观性抒情令诗歌基调冷峻凝重，其诗歌修辞开辟出更为深刻沉着的境界，代表诗人有林徽因、陈敬容、郑敏。 50—70年代的大部分女诗人传承了三四十年代的革命诗风，她们以空前高涨的热情汇入妇女解放、民族解放、新中国成立的时代热潮中。此时，诗歌修辞缺乏对自身、性别的真实存在的冷静审视与反思；诗歌创作的艺术成就较低，缺乏更具个性化的修辞创造。此时的女性新诗作者有新秀杨星火、刘畅园、杨苡、柯岩、林子等，一些从解放区来的作家如杨刚、陈学昭等也坚持诗歌创作。 “重归之歌”和朦胧写作 70年代末80年初的女性新诗主要承担了慰抚受伤心灵、重寻精神希望的社会价值功能，对于新的文化语境建设有着特殊的意义。从历史渊源上看，其诗作是五四时期女性新诗关于“人的解放”话语的复苏、延展与深化。 她们的“抒情自我”逐渐走向更为真实的具体的“我”，并在积极确立、寻找自我价值中，努力建立与集体、国家、民族的紧密关联。其“自我”不是叱咤风云的英雄，也不是消极颓废的悲观麻木者，而是代表了一种新时期的平凡英雄的声音。但此时的性别意识在女诗人的自我结构中仍处于较为朦胧的状态。当时的女诗人大致有两部分，一是复出与迟到的诗人重归于歌唱，如陈敬容、郑敏、林子等；二是以舒婷、王小妮、傅天琳、张烨、李琦、李小雨、梅绍静、马丽华、华姿等为代表的新生代诗人。 从“性别之我”到“享受边缘” 80年代中后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性阶段。至此，女性“性别之我”得以敞亮，女性诗语由追求与男性的统一转向追求差异与独立。时至今日，女性之“我”仍处于动态的超越变化中。而在共时性的各个发展阶段中，实际还渗透着彼此冲突的自我观念。因此，诗歌中的女性自我是在特定时空下的“自我定位”。女性自我意识的内涵与构成也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日渐丰富、成熟，诗歌修辞策略也伴随着自我意识的不断衍化而层出不穷地展现出新的风姿异彩。代表诗人有翟永明、陆忆敏、海男、张真、林雪、赵琼等。 与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紧密相联，90年代女诗人的自我意识具有“边缘化”和“游移化”的趋向，其价值取向不再以民族、国家、历史、性别等集体性精神指向为主体，而更多的是以个体为核心，又以松散的群体形式为一定依托，立足于边缘，享受着边缘的自由，也承受着边缘的局限。诗歌避免了说教与感伤，增强了外倾性与包容性，那种激进浪漫的抒情主体为一种更为平和冷静的“抒情自我”所代替。它们真实地折射出现代人的生命和生活，诗人对感觉经验的驾驭异常自由，提供了观察生活和自我的新视角。 女诗人纷纷从语言出发试图抵达诗歌的本体，努力建构超性别的语言乌托邦，新客观式抒情成为这种语言观念下诗歌抒情方式的新取向。这些新变中所潜伏的弊端也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这一阶段或许是女性诗歌写作走向真正成熟的一个重要隘口，是其酝酿新的突破的一个崭新阶段。此时，80年代风头甚健的诗人舒婷在90年代诗歌创作虽然减少、但写作却有所突破；翟永明、唐亚平、伊蕾、海男、陆忆敏、张烨、王小妮、张真、林雪、虹影等人的诗艺锐利不减，日趋圆熟；一大批风华正茂、起点较高、钟情于诗歌艺术的新秀，如蓝蓝、安琪、穆青、吕约、李见心、晓音、路也、唐丹鸿、赵丽华、宇向、白地、鲁西西、丁丽英、冯晏、代薇、柏明文、黄芳、宋冬游、唐果、娜夜、周瓒、丁燕、安歌、燕窝、巫昂、尹丽川等，也纷纷加入新诗创作。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6-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