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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儿童文学理论的深层对话 ——《当代西方儿童文学新论译丛》的意义

http://www.newdu.com 2017-10-30 中国文学网 杜传坤 参加讨论

    西方学术资源是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构建与发展的基本背景和主要源头之一,这已是学界的一个共识。从晚清到“五四”,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到八九十年代,别求新声于异邦的冲动与实践不绝如缕。“当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与其他民族的文化精华进行对话的时候,这个民族的文化就变得更加灿烂夺目”(约翰·史蒂芬斯语)。也正是执著于这样一种憧憬,我们一直在力求改变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失语”或者“独语”。《当代西方儿童文学新论译丛》(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王泉根与澳大利亚学者约翰·史蒂芬斯共同主编,首辑6种)的出版作为儿童文学界的一件大事,堪称中西儿童文学理论的一次深层“对话”。
    “五四”前后中国儿童文学首次接触西方理论话语,文学界、思想界、教育界的诸多学者大师参与其中,使得儿童文学理论在初创阶段就接近了西方现代性理论的基本水准,“儿童本位论”在那一代学者手中开始,也大体在那一代学者手中成熟。但当时对西方学术资源的取用主要限于儿童学与文化人类学(或曰民俗学),翻译则致力于儿童文学作品的意译或直译,而非 “专门的”儿童文学理论译介。因为当时的西方世界也绝少此类论著。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儿童文学文论翻译“全盘苏化”,表现为鲜明而单一的意识形态话语。八九十年代,在整个文学界不遗余力翻译学习西方学术成果的同时,对西方儿童文学理论的研究却没有得到应有关注,译介的论著仅有十余种,运用相关理论资源建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体系的成果亦不丰硕。由此我们“错失了与西方儿童文学理论界进行交流对话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界长期游离于国际儿童理论界之外,基本上没有建立起与国际同行对话交流的平台”。(王泉根语)
    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如果说《风信子儿童文学理论译丛》(4种,少年儿童出版社)给我们带来了新的理论视野,那么这套《当代西方儿童文学新论译丛》则是一个非常及时的呼应和继续。它包括以下6部儿童文学论著:《儿童小说中的语言与意识形态》([澳]约翰·史蒂芬斯)、《唤醒睡美人:儿童小说中的女性主义声音》([美]罗伯塔·塞林格·特瑞兹)、《青少年小说中的身份认同观念:对话主义构建主体性》([澳]罗宾·麦考伦)、《冲破魔法符咒:探索民间故事和童话故事的激进理论》([美]杰克·齐普斯)、《儿童文学中的人物修辞》([瑞典]玛丽亚·尼古拉耶娃)、《镜子与永无岛:拉康、欲望及儿童文学中的主体》([美]凯伦·科茨)。以上著作皆为近十余年来西方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代表性论著,涉及文化学、传播学、意识形态理论、修辞学、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主体性理论以及语言学和叙事理论等。研究领域宽广,视角独到,方法新锐,文本分析深透,不再是常被诟病的成人文学理论的“翻版”,充分显示了当代儿童文学研究对多学科前沿理论话语的创造性借鉴与运用。
    这些译著不但提供了西方学者阐释儿童文学的方法,而且还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审视儿童文学价值的新角度,即“在调停或者挑战霸权、种族和性别的文化话语时,儿童文学的潜在影响是什么,这些在构建儿童的自我意识中至关重要”(约翰·史蒂芬斯语)。这无疑体现了一种对于儿童文学文化功能的深刻洞察力,因为所有的文学故事都不像几何学那样清白无辜,故事是文化的流通货币。
    这套“译丛”所产生的时代语境,也赋予其一种特殊的文化意义。诚如哲学家齐格·蒙鲍曼所言,“现代性”表现为对于“秩序”的永无止境的建构。现代儿童观的确立意味着儿童必须从传统“荒野文化”中的“自然人”转变为现代“园艺文化”中的“受教育者”,儿童由此要接受成人世界的“立法”与规约,当代儿童的生活已越来越被“制度化”。而所有的“立法”均基于对儿童自身的所谓“了解”。同样不容否认的是,当今儿童心理学与脑科学的话语,几乎垄断了我们对于儿童的全部认知。“越来越丰富的科学言论正在与文学言论争夺对人生第一时期认识的垄断。这种科学言论掩盖了每位儿童身上所包含的象征性现实、特别力量和潜能。儿童从小说家眼中的欲望对象变成了医学和人文科学学者眼中的研究对象。”法国心理学家弗朗索瓦兹·多尔多如此“抱怨”,她曾与拉康共同建立了巴黎弗洛伊德学派。或者说,“现代”作为一种哲学观念,也为对象化的思维方式规定了哲学认识论的框架。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偏颇。从这个角度看,“译丛”的贡献在于,它借助细致深入的理论分析揭示了儿童文学对儿童自我意识的建构意味着什么,这将有助于儿童文学作家与教育者在摆置自身作为现代“立法者”与后现代“阐释者”的身份时获得一份更为审慎的自觉。
    总之,“译丛”中的每本专著在对儿童文学共同问题的整体观照之下,其角度与阐释立场又各不相同,如果我们能在阅读中对比它们不同的方法论和理论基础,定能获得更多有益的启示。在西方,儿童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是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兴盛的,我们如果能把握住这次机会,对中国儿童文学创作与理论研究都意义重大。“译丛”为我们提供了与西方当代儿童文学理论深层对话的机会,我们期待这样的对话能持续下去。
    原载:《文艺报》2011年01月21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1月21日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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