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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先生是一位对人民、对祖国、对艺术无限热爱而又充满激情的艺术家。他像是一团火，在生命的征途上，燃烧自己、照耀他人。在作者长达35年的曹禺研究过程中，曾与老先生有过长期交往，在研究与创作的每一个阶段，曹禺先生的热情鼓励、关怀和支持使他深深为之动容。 一 1981年，我出于对曹禺作品的热爱，经过多年的资料积累，撰写了一篇近3万字的《曹禺年表》在一家刊物上发表。为了进一步开展研究，我冒昧地给曹禺写了一封信，请他的女儿李如茹代为转交，并附上此刊一份，请先生提出意见，“它的内容如有与史实有出入的地方，敬请批评指正”，并告诉先生“结合‘中国话剧史’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我选择您的作品，准备从中国话剧发展史的角度进行系统的学习与探讨，并想从编写较详的《年表》、《年谱》开始。……在编写《年谱》的过程中，也很希望得到帮助和指教。”在信中我还具体列了18个疑问，请曹禺先生释疑。信送出之后，我又有些后悔，感到此举太唐突。自己当时不过是上海戏剧学院一名年轻的讲师，怎么能如此打扰早已蜚声海内外的戏剧大师。不料，隔了不久，我便收到曹禺的一封亲笔回信。令人感动的是，先生对我信中提出的18个问题，在回信中，逐一作了回答，有的问题作了相当详尽的亲笔回复。例如: 一、笔者问:“赵丹同志1937年曾同您洽谈《原野》演出一事，后来此剧如期演出了没有？” 曹禺答:“我在一九三七年夏到沪与赵丹、舒绣文等演员与导演会谈过。他们一直在沪演出，直到‘七·七’事变后被迫停演。可问北京电影制片厂老导演朱今明同志。” 二、笔者问:“《原野》的素材除来源于段妈的叙述外，其他还有什么出处？当时您是否到农村访问或住过若干时候？” 曹禺答:“关于农村破产、农民逃荒、农民在乡下受地主恶霸迫害压榨，我在天津从各方面书报上，我周围的来自乡下的女仆人等知道不少。我亲眼看见来天津逃荒农民凄惨悲痛情况，但我未到农村体验生活，我只见过附近农村凋敝、民不聊生表面情形。”…… 曹禺先生对年青学者的回信，极大地鼓励了我深入探讨曹禺剧作、研究戏剧精品的热情。 二 我和青年曹禺著作爱好者俞健萌，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有一个设想，想写一部反映曹禺一生的文学传记。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稿约正好和我们的愿望不谋而合。在这之前，我执笔写过一篇长达3万字的文学评传《曹禺的青少年时代》，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摄魂》这本书的一个毛坯或大纲。先生亲笔修改了此文，同意在上海文化艺术报上连载十次。认可了这篇长文，使我们写书的信心大增。 在写曹禺传的过程中，先生多次抱病长达数小时地接受我们的访问，详尽地听取了我们的写作大纲。更为荣幸的，是他给了我们极大的信任。1988年秋，我和俞健萌再次赴北京木樨地寓所郑重地听取先生对写书的意见时，他说:“传记文学不同于正史传记，它应该是一种在史实基础上的文学创作。你们在史实基础上进行创作，这是你们的自由和权力，我无权干涉；因为你们只是用我的经历作素材，在写你们的作品。至于我，以我自己的作品和言行来让想了解我的人了解；你们从你们对我理解的角度，任贬任褒都无妨。”先生对我们的这种支持和信任，关心和“放纵”，使我们由衷地崇敬先生的磊落和宽宏，同时又使我们感觉到身负的责任。 1990年5月，35万字的第一部关于曹禺的文学传记，《摄魂——戏剧大师曹禺》一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8月，听说先生住院，我专程赴京看望先生。并赠送刚发行的《摄魂》一册，对他的支持表示深切的谢意。先生躺在病床上，正在输液，他高兴地说:“祝贺这本书的问世，谢谢作家们辛勤的劳动。”他还说:“有的作者写关于我的书，老是从我这儿问这问那。你们主要靠自己广泛的作调查研究，这很不容易。” 曹禺创作心理研究是一个以前学者很少涉及的领域，是一块尚须耕耘的处女地。这是因为，这一研究仅仅根据曹禺剧作文本进行探讨是远远不够的，它要求研究者需要作大量的调查研究，对曹禺的生平、创作环境、创作时的具体心态作大量细致的、具体的观察，方可着手进行。在完成这一课题时，笔者衷心感谢的是在笔者进行多次采访时，曹禺先生不厌其烦地对笔者提出的问题，作了具体的、坦诚的回忆和描述，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第一手的材料。 三 有一次采访，我们的电视传记片重点要突出的是曹禺主要作品的创作过程，我请先生谈谈他构思作品的一些特点。先生脱口而出:“我这个人就是一堆感情。写《雷雨》的时候，我多少天来天天神魂颠倒，食不甘味。虚伪的魔鬼让我愤怒，势利的小人让我鄙夷，纯情的女子让我喜爱，完全沉浸在情感的漩涡里。《王昭君》是总理生前交给我的任务，剧本写完了，我却再也听不到总理的声音了。想到这儿，我伏在桌上大哭了一场。……”听着先生敞开心扉的谈话，我不由得想起罗丹的名言:“艺术就是感情。”又很自然地联想起他的干妹邹钧告诉我的一件事:解放初期，曹禺母亲去世，他从北京赶回天津老家奔丧，一把抱住次女万昭。一会儿摸摸她的头，一会儿摸摸她的肩膀，一边摸一边含泪说道:“昭昭，你怎么不常来看看奶奶。往后，你想见奶奶的面，就再也见不到了。”曹禺越说越伤心，失声痛哭起来。站在一旁的干妹邹钧也忍不住痛哭起来，室内一片哭声。 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极富感情的人，正因为这样，他才能以他的作品燃烧着每一位读者和观众的心。 当谈到曹禺童年生活时，曹禺神采奕奕。他详细地介绍了他童年的生活环境。为了叙述的方便，曹禺还在我的笔记本上画了一张简略的万公馆平面图(曹禺原名万家宝，他的家，人称万公馆——笔者注)。他一边指着图，一边说:“这儿是我家的大客厅，我父亲万德尊会客的地方。这儿是小客厅，后面靠里一间是我的书房，我就住在这里。”在小屋旁边，他又画了两道线，“这里是一个胡同，小时候，我经常听到逃难的灾民卖孩子的叫卖声，听了让人难过极了。那时，我小，心里害怕，睡不着就老缠着保姆段妈，要她给我讲故事。段妈也是从农村来的。在漆黑的深夜里，她给我讲了一个又一个农村破产农民流离失所的故事，又讲了她自己惨痛的家史。她的遭遇真是凄惨极了。……”讲着讲着，先生的眼圈里似含着湿润的泪。过一会儿，他说:“她是我最感激的第一位启蒙老师。是她，在我心灵里撒下了正义感的种子，同情穷人，厌恶为富不仁的有钱人。”他的这一番话，使我顿时对先生为什么能塑造出鲁妈(《雷雨》)、陈奶妈(《北京人》)这些劳动妇女的感人形象有了更加深切的了解。也为我撰写论述曹禺创作心理、曹禺剧作的感情积累这一章有了深切、形象的感悟。 原载：《文学报》2010-08-12 原载：《文学报》2010-08-1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