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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 情书的本质是“私”，黄花岗烈士林觉民这封《与妻书》却“公”开了整整一百年，并被冠以“经典”之誉。固然因其优美缠绵，但是《与妻书》最打动阅读心灵的，似乎更应该是一个革故鼎新的时代和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家国情怀。 理想主义者也是活生生的人，所以有“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生命向往，但是理想主义者更加动人——虽向往“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却又慷慨赴国难。革命并不鼓励牺牲，但是革命如果惧怕牺牲，哪有革命？美好事物的毁灭是悲剧，但为了大义主动地牺牲，因之产生悲壮之大美。也正因为这样的悲壮之美，3月中旬广东话剧院排演的话剧《与妻书》在国家大剧院上演时，揪心、痛心以至潸然泪下，都比不上不解的疑问和绵长的回味来得珍贵，因为它们唤起了关于“缠绵悱恻”、“意气风发”和“慷慨大义”的记忆和思考。 广东话剧院在艰难生存的夹缝里主动创作的这部至为壮美动人的舞台作品，为当代社会提供了极其充分的思辨空间。“一个热血沸腾的时代，也并不是人人都能慷慨激昂。”戏剧评论家黄维钧说。“林觉民站在舞台上，他的鲜血有没有白流？这是一百年前向一百年后的拷问！”戏剧理论家余林说。这是一部具有强烈个性的剧场艺术，戏剧文学理念、结构和整体呈现都让人感受到非同凡响的追求。人生的最高境界是爱和信仰，话剧《与妻书》正向着《与妻书》这篇散文的精神靠拢！ 历史的车轮进入21世纪的轨道，生命已经能够自由酣畅地呼吸时，我们还需要唱响“大风”，拨开庸俗价值观，将生命放在宇宙时空之下审视吗？舞台上，“叙述人”与林觉民穿越时空的对话，其实是剧作家龚应恬不断地向观众向社会叩问，而思辨和思想的力量却被放进“简约、自由、丰富、空灵的演出样式”里，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廖向红对导演吴晓江的聪明赞不绝口。“写历史容易只写事，而忽略对人物的刻画，《与妻书》却让我们看到了丰满的人物。这是一部接近经典的戏，可以成为保留剧目”，戏剧家徐晓钟激情洋溢的评价代表着对历史题材话剧创作的品质诉求。 剧场应该是一个民族当着自己的观众进行思考的场所，话剧《与妻书》的诞生“生逢其地”、“生逢其时”。对这部身负重整广东话剧河山重任的话剧来说，同样是揭示两千年封建帝制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同样是辛亥革命题材，如此呈现的心理动因是什么？文艺理论家李春喜抛出了创作心理学问题。在广东话剧市场凋敝惨淡之际，老团长、著名配音演员柏崇新“临危受命”，承担百来号人的“艺术生命”和“日常生计”，“在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思考问题，创作经典，摸索出自己的路子，是广东话剧焦点问题。” 走出剧场，有人在问：“年轻的妻子眼看就要生孩子了，林觉民为什么还要去死？” 是啊，青年才俊的林觉民为什么一定要去死呢？今天的我们，都明白吗？ 原载：《 人民日报 》（ 2011年03月25日 24 版） 原载：《人民日报》（2011年03月25日24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