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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山西秧歌小戏的研究源于10多年前的一次偶然机遇。2001年秋，在我刚开始读研不久，就接过了导师行龙先生交付的厚厚八大本手抄稿祁太秧歌剧本的复印资料。翻阅中，我被这种民间艺术深深吸引了，尤其是剧本中所展现的生动鲜活的乡土民情，率性自然的情感追求，求真向善的道德教化，让我意识到这是研究乡村社会生活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2004年秋，我以秧歌小戏流传较广的晋中地区为中心，开始了长时间的田野调查。通过联络乡村文化人、访问民间老艺人、追踪民间剧团活动、观看乡村戏曲演出等方式，我逐渐走进了这种民间艺术的世界，在文献资料之外，真切地感受到了秧歌小戏的鲜活生命力，以及它对于乡村社会所具有的意义。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的主旨既不是从文化角度对民间戏曲的内涵作文艺学的分析，也不是从民俗角度对戏曲表演作民俗志的解读，而是在田野调查基础上，从社会史的角度，对百年来秧歌小戏以及小戏所赖以生存的乡村社会的变迁过程进行探讨。 20世纪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从世纪初的“救亡”与“启蒙”，到战争年代的“革命”与“生产”，再到50年代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在这些变换的时代主题背后既有不断产生的新事物，也有陆续被改造的旧传统，以秧歌为代表的乡村演剧就是其中之一。从20世纪初开启民智需要下的戏曲改良运动，到根据地时期作为政治动员手段的新秧歌运动；从建国后“推陈出新”口号下的戏曲改革，到文革时遭受严厉打压，百年来，山西秧歌小戏这种民间艺术被深深地烙上了时代的印记，经历了一次次的改造过程。戏曲改造的背后是政权力量以文化为中介进行的社会改造，通过这样的改造，国家权力进一步渗透到乡村社会，乡村社会的公共文化空间表现出不断被政治化的趋势。 从秧歌小戏生发的过程可以看到民间力量在其中的巨大影响，民间文化与乡村社会的互动是政治力量介入前秧歌小戏在乡村社会的最主要特点。随着政治改造的深入，秧歌小戏对于国家和乡村社会的意义都发生了新的变化，这种新变化体现了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控制的加强以及乡村社会的妥协与应对。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说，如果我们从普通人的角度去观察这样的种种重大事件和制度，我们对问题的看法就有可能深化，甚至可能有很大不同。这本书确是以秧歌小戏为考察对象，但研究尝试突破传统“就戏言戏”的框架，换个角度看秧歌，换个角度看乡村文化，最终以秧歌为中介，实现换个角度看乡村社会的变迁，换个角度看国家体制的变革，这也正是社会史研究的旨趣所在。 研究过程中，国内学界方兴未艾的社会文化史研究也给了我很大的启示。与西方新文化史不同的是，国内的社会文化史强调社会史与文化史交叉融合下的一种新的史学研究视角，即用社会史的方法来研究历史上的文化问题，或用文化的视角来研究历史上的社会问题。从文化的层面把握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对于理解二者如何共同建构了一个地方社会，如何整合共享一种文化，以及政治如何实现和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它在地方社会的支配力方面无疑具有启发意义。从这个层面讲，以文化入手来研究社会史必将有益于社会史研究的拓展和深化，有助于其自下而上整体史观的更好实现，本书正是在这样一种学术路径下的尝试。 原载：《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6月27日 09 版）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2年06月27日09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