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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清代后期花部的兴起，中国戏曲实现了从剧作家中心制到演员中心制的“转型”，戏曲的代表人物不再是关汉卿、汤显祖这样的著名剧作家，而是梅兰芳等舞台名角。这一转型也带来了不良影响，修养深厚的文坛巨匠逐渐远离戏曲创作，戏曲的文学品格为人诟病渐多。但也有一些作家致力于提升戏曲的文学品格，福建戏曲作家郑怀兴便是其中之一。 郑怀兴认为，剧本的生命不只维系在舞台上，也完全可以像小说、诗歌等文学形态一样，可以独立存在于文本之中。30年来，他的创作一直都坚守着文学品位，无论是现代戏还是历史剧，总是以令人瞩目的艺术成就和引人争议的剧本特点体现着他独立的戏剧文学观。 首先，他的剧本不仅具有舞台属性,更具备独立的文学可读性。它们像小说一样地虚构故事和开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像诗歌一样地闪烁文采。1981年，郑怀兴创作了新编历史剧《新亭泪》，以历史事件“王敦之乱”为背景，揭示了历史人物复杂的心理状态，反映了封建士大夫既要“兼济”天下，又要“独善”其身的精神特征。这种传统文化在知识分子心里的深层积淀，在“文革”刚刚结束后的戏曲舞台上，蕴含着太多的思想和情感内涵。此后不久，郑怀兴连续创作了《魂断鳌头》、《晋宫寒月》、《鸭子丑小传》等作品，在戏剧界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新亭泪》的创作演出，成为郑怀兴历史剧创作最重要的成果，也代表了当时历史剧创作的最高水平。 20世纪80年代郑怀兴先后又创作了《青蛙记》、《神马赋》、《造桥记》、《蓬山雪》、《要离与庆忌》以及现代戏《阿桂相亲记》等剧。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这些作品的时候，作者对历史的深刻透视和独特的艺术创造才能，依然深深地打动着我们。事实证明，当戏曲的文学性处于强势状态的时候，不仅能提供阅读价值，经由它所渲染出来的那种戏曲文学氛围，更可以支撑戏曲艺术的纵深发展。 其次，郑怀兴始终重视历史剧介乎历史与艺术之间的跨门类属性。他挖掘历史故事与人物身上所蕴含的精神气质，往往是建立在自己深切的情感冲动与精神震撼的基础上的，他也试图把这种冲动与震撼传达给读者和观众，从而形成了其剧本厚重的内涵。正如他所提出的，历史剧“既尊重历史又超越历史，以求导向历史的彼岸，达到与最深刻的真理相遇合”。 上世纪90年代郑怀兴创作的历史剧《乾佑山传奇》将名臣寇准晚年附和天书这段不光彩的经历真实而又形象地做了刻画，揭示了历史人物面对一己声名与天下苍生、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的艰难选择。我们从中还可看到人类在“义”、“利”关系中的徘徊和坚定以及人性的沉沦和升华，其美学意义已经远远超过天书封禅和寇准失节这一史实。 2001年，郑怀兴先后推出了《寄印》、《林默娘》、《上官婉儿》三部作品，再次向人们展现了驾驭历史剧创作的智慧。2006年，力作《傅山进京》问世。该剧成功地塑造了傅山这个特立独行、气节高尚的古代知识分子的风骨，进而传达出“不论是退是进，要能益于世、利于民，莫当奴物当正人”的做人真谛。作品还很好地表现了康熙睿智高远的治国理念，以及“为养天下浩然气，且放野鹤返山林”的爱才惜才的胸怀，揭示了独立人格与权力的冲突，倡导了“和而不同”、相互尊重的主题。在追求人格的独立思想自由，倡导民族精神和克服民族劣根性上所达到的认识历史的高度，正是该剧思想价值和时代精神所在。 再者，郑怀兴一方面善于将洞察历史与关注现实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则常常把“史实性的东西转化为情感性的东西”，创作出具有情感震撼力的佳品。 周伯仁于醉态中难掩的济危扶倾的忠臣之情，申生与骊姬欲爱不能、转而为恨的情感纠葛，要离为酬知己、报国家时的慷慨赴死，王昭君与元帝相见及辞国远离时的两难抉择等等，都异乎寻常地浸染着作者的炽热感情，形成巨大的情感冲击力。这些不论是作为案头之作，还是作为场上之曲，都是弥足珍贵的艺术创造。需要指出的是，郑怀兴特别主张在人情两难处、在人性去就的艰难之间刻画人物。这既是出于对人物个性的认识，出于树立人物形象的需要，在深层则伴随着对士大夫文人以及普通人的人情际遇的特别萦怀。这种感情，有惋惜，有怜悯，有愤怒，也有深沉的感慨。于是他剧中的人物因思想复杂而深刻，亦因人情两难而感人。 此外，郑怀兴的剧作较注意语言锤炼，多数念白和唱词准确精炼，富有较深厚的文化意蕴，表现出驾驭戏剧语言的深厚功力。《新亭泪》中白鹤戛然长鸣、横江而来，仙翁与水共流，不知何往何来，何论几春几秋。“他清晨撒网去捞起晓月，黄昏卖鱼归驮下夕阳……足下微微波浪，头上灿灿星光，看几条鱼腾虾跃，唱一曲汉兴秦亡。”“有多少风流人物云烟过眼，惟剩下滔滔波涛依旧流淌！”由此将周伯仁有道则现、无道则隐的复杂心理和人生态度艺术地展现出来，将物象与心象变为一体。如此浪漫的戏剧情景，是郑怀兴卓越的艺术创造的具体体现。 原载：《 人民日报 》（ 2012年07月24日 24 版） 原载：《人民日报》（2012年07月24日24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