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贯彻党中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决策，我国文学界对农村正在发生的伟大变革格外关注。农村题材创作本身，也都在不断地实践和探索中，日渐收获丰硕的成果。因此，《绿逝》的出版，不能不引起文学界的关注。它到底对演进中的乡村生活有没有新的发现？它是否能为农村题材文学甚至为当代文学提供一些新鲜的经验？我以为，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大家关注的话题。 《绿逝》是一部对当下农村生活有所发现、有所思考、有所开掘的作品；是一部在艺术处理上有追求、有新意、有特色的作品。首先，读了这部作品，最令我震惊的是作家对当下农村生活深厚的积累。这积累中，有形形色色的人物，有丰沛涌动的情感，有无法回避的欲望，更有独特的属于这个时代才有的思想矛盾和苦闷。《绿逝》展示给我们的，是一个正在从乡土中国的泥淖中崛起的新的农村，这农村处处飘荡着解放了的欲望的气息和诱人前行的希望之光。既生机勃勃，又拖泥带水；既晴空朗朗，又暴土扬烟。读到这些鲜活的、现实的、心灵的映像，我感叹，作家们对深刻变革的农村，更多的是肤泛的采撷，而缺乏感同身受的情感的煎熬，缺乏和农民的命运血脉相溶、声气相通的诉求。而张洪兴，尽管他现在担任着领导职务，但不难看出他和当下农村生活的血脉联系，也不难看出他直面现实而作出的冷峻思索。通过这部作品，他让我们感受了农村事业的艰难坎坷和片面谋发展所潜伏的危机。正因为作家对当下乡村有着较为厚重的积累，才使作家笔下的农村、农民有了我们从其它作品中读不到的更深层次的精神风貌和生活状态。 其次，张洪兴对变革时代农村和农民的描写，既是生活化的、现实感极强的，又是有主见的，有思考的。作家不回避矛盾，不回避改革进程中尖锐复杂的心灵嬗变，也深刻领会了生活的本质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深刻而由衷地领会了党中央关于科学发展的思路。因此，《绿逝》没有成为歌舞升平之作，它揭示的矛盾是切中要害的。无论是桃花村的原支书樊东方还是新支书黎向民，他们所谋的“发展”，都是“片面”的，其后果就是山林毁灭、资源枯竭、戕害生命、遗毒子孙，这决不是我们所梦想的“新农村”！这部作品正是以严峻的现实主义的震撼力，传递了一个有良知的作家的呼声。 再次，《绿逝》成功塑造了当代农村生活的群像，比如樊东方、黎向民、樊立信、赵洪涌、小半仙、李孟然等等，都各具特色。其中一个共同的特点是，这些人物塑造的分寸感都极为准确有度，既不拔高，也不丑化，各自沿着其思想和性格的逻辑扮演他们在生活中的角色。其中不乏令人拍案叫绝的情节和细节，比如鲍向林夫妇为了熬桃叶膏救女，连夜捋光了赵洪涌家几十棵树的桃叶，天亮时让妻子自缚于赵家门外请罪的情节就十分感人，而赵洪涌扯了绳，撕了欠条的举动，对于他当年的淳朴与侠义，是格外浓重的一笔。 我特别欣赏的是作家在作品中那种狐仙鬼魅气氛的营造，黄鼠狼、白兔、猫头鹰乃至拨扳机打死了李孟然的狐狸狗……以至我读到精彩处不由得感叹，这到底是淄博地域文化的原生态还是蒲松龄狐禅故事的滋养？这些“野狐禅”使得《绿逝》荡漾在一片神秘的近乎宿命的气氛中。其实，人类向大自然无节制地攫取和反科学的发展，势必遭遇大自然的惩罚，说这本身就是一种宿命当不为过。这些“野狐禅”对于提升这部作品的思想命题，营造艺术气氛，都是不可或缺的。 《绿逝》的出版，是张洪兴创作历程上又一个重要收获，也是我国农村题材创作的最新成果。我相信，通过我们的研讨，通过各位作家评论家的评论推介工作，对农村题材作品的创作将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张洪兴也一定会保持丰沛的创作激情，保持对生活的密切关注和丰富的想像力，保持不断开拓思想和艺术境界的追求，创造出新的佳作，为展现波澜壮阔的历史变迁，多姿多彩的新农村生活画卷，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原载：《文艺报》2009-07-11 原载：《文艺报》2009-07-1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