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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鸣的《大海潮》写到了我国政治民主进程中一桩非常新鲜的事件，一个地区通过人大和政协的政治程序，经历了八年锲而不舍的努力，终于改变了上面的政治决策，为地方经济争回了发展的空间。虽然这是一部小说，但我宁愿将其视为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真实事情。我相信作者的叙述至少是有生活原型的。读了这部小说，确实有一种喜悦涌上心头，因为它传达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春的信息。小说所描写的这类事件也许在目前的政治格局中还属于个案，也正因为是个案，就不要轻看了这部小说的现实意义，它仿佛是一次政治民主改革在文学上的破冰之旅。无论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了小说中所描述的政治事件，是值得大书特书一笔的。邓鸣无疑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同时也在想，邓鸣为什么不用报告文学的方式而要采用小说的方式呢，报告文学的实录不是能够更好地将这一历史事件定格下来吗？后来我认识到邓鸣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并不容易，我们需要采取一种谨慎的态度，小心呵护着在这一进程中来之不易的成果，而报告文学的实录也许会激化现实中的一些矛盾。另一方面，我猜想，邓鸣选择了小说的方式，也许还在于他不满足于对生活的实录，他有更多的感悟和体验需要在小说的想象世界中得到尽情的表现。 小说的功能越来越放大，成为了人们表情达意的重要手段，更是一种精神宣泄的特殊渠道。为什么要采用小说的方式，就在于人们不仅要记载下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不仅要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观念，而且还要传达出在这一事件中的情感和心理。如今，许多在各个领域工作的业余作家都在写小说，他们都有一种讲述的欲望，他们通过讲述也就完成了一次伟大的精神之旅，他们也大大提升了业余写作的意义，他们为文学输入了新鲜的空气，而其中也不乏精彩之作。 小说中写到的海滩市，是在南方改革开放中迅速崛起的一座小城镇，曾获得“全国经济效益显著城市”、“省经济实力显著城市”、“中国名优城市”等光荣称号，但海滩市所隶属的E行署在经济发展上极不平衡，E行署的某些领导为了充分利用海滩市的经济优势为自己迅速创立政治业绩服务，便借“撤地设市”之机做出“易地设市”的决定，将E市政府机构设在海滩市所在地，将海滩市降格为E市的一个行政区。这是一次轻率的行政决策，严重影响了海滩市的正常的经济运转。降格为一个区的海滩区人大和政协的代表会员们为了纠正这一行政错误，挽回海滩的经济颓势，通过人大、政协的政治民主程序，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申诉、抗辩等行动。人大和政协，体现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民主，但如何发挥人大和政协的政治作用，真正行使政治民主，从新中国诞生以来，一直就在探索阶段，历经坎坷曲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并不看好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常常把人大、政协看成是一种政治民主的“橡皮图章”。事实上，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在实施政治民主改革上迈开了稳健的步子，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大海潮》的故事就是发生在这一大的背景之下的，正因为有这一大的政治环境，海滩区的企业家和官员们才有可能以人大和政协为平台，与错误的政治决策作斗争。这部小说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曙光，另一方面也出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仍将是艰难缓慢的。尽管小说讲述的是一个政治民主取得胜利的故事，但它的基调却不是轻松明快的，而是有着几份凝重，它使我们感到政治民主改革的紧迫性和艰巨性。 邓鸣长期在党政部门工作，想必对政治民主化实践有着切身的体验和感受，他通过小说的方式表达了他的政治觉悟。但也许这种表达的意图太强大，使他在进入到小说创作时未能有效地转入到小说思维状态之中，这影响到小说结构的完整性和小说叙述的流畅性。比如作者欲表现胡家旺对自己轻率的决策进行反省，就写他回忆起朱柏树妻子的一个“令他一辈子不能忘记的电话”，这个细节虽然有助于表现胡家旺的心理，但从情节发展逻辑来看，此时的朱柏树和他的儿子还没有死去，这个电话也就不可能发生。而这样的错愕显然是与缺乏严谨的小说构思有关的。邓鸣或许钟爱小说的表达方式，他如果继续写小说的话，我倒希望他不要急于表达，而应该冷静下来，将自己的表达转入到小说思维状态之中后再开始写作。 原载：《文艺报》2010年4月30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4月3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