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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散文对于知性与文化的寻求，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在这方面，大众散文和作家散文都有明显的表现，但以学者散文更为突出。(参见拙文：《中国当代学者散文的艺术特色》，载《长沙水电师院学报》1992年第3期和《文艺湘军百家文库·钟友循卷》)不仅如此，学者散文之成为中国当代散文的拳头产品和主流现象，也同样毋庸置疑。我以为这是正常的和可喜的：它既是现代生活之客观需求所决定的，也表现了现代人自身素质的提高。如果说远一点，我们完全可以从80年代的社会文化生活中取证：随着“文化热”的勃然兴起，1983、1984年间的“文化寻根”思潮中，当时倡导这一追求的几乎所有中国当代少壮派作家，都提出了在小说创作中加大文化含量的积极要求。此后，不但他们以自己的身体力行，持续性地创造出了非常可观的实绩；中国小说的风气与格局，也因此而发生了极为可喜的变化。现在是“言必称文化”，有极少数人对此窃窃私语或啧有烦言，我却以为这反映了他们观念的失误和意识的滞后。大家都谈文化，即便有的谈得不对路或有偏差，这又算什么呢？难道闭口不谈文化反倒更好吗？以新时期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状况而言，“散文热”的兴起，是继小说、诗歌、戏剧的先后发“热”之后才到来的。我以为这也属合情合理。而称现在是一个“散文的时代”，同样很是贴切；并且，在浮躁了这么多年之后，理想、梦幻、激情——文化意义上的——稍稍降降温，人们更加求实、务实、切实，这不但理所当然，也绝不是不好的事情。那么，散文创作寻求知性与文化，又正是顺理成章的现象，符合逻辑。 知性是要求对感性有所提升。文学创作从根本上说，是对生活的感性反映；但这不等于说，作家在创作中，就应当仅仅只停留在对生活的感性体验阶段，而不必或不能有更高层次的精神观照。如果说过去的生活还相对比较单纯，人们对于文学艺术因此也就不存“奢求”的话，那么，人们肯定乐于承认：唯其今天的生活已经大大地复杂化了，我们在用文学艺术的方式“掌握世界”时，就必然会对之有新的态度和要求。实际上，知性之被注入文学创作并构成文本的有机特质，已经是一个不可更改的事实；并且恰恰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够从那些体现出这一时代特征的文本中，获得相应的审美愉悦与满足感。散文是创作主体的人格形象能够得到最充分的显现的文学体裁，因此，它的文化含蕴，既有自己特殊的形态，又会相应地集中在其特定的层面。简言之，我以为在阅读散文时，审美主体的注意力，从起始到归宿，都会首先聚焦于“人”本身。按照巴金的说法，“写作即生活”，散文中的生活，第一是最本真的，第二是创作主体自己的；他又说过：“写作即谈心”，就散文而言，这难道不是最直接、最贴切、最真实、最彻底的吗？所以，如果我们要从散文中去寻求文化，那真是再便当不过了；而且，它将相当专注地向我们提供“人的文化”。本文借此切入，试图探询朱正与钟叔和散文的地域风貌。 心忧天下 敢为人先 笼统地说，我以为湖湘文化精神可以划分为不同的层面：“横向”划分，一是“土著——民间”传统，一是“士人——精英”传统”；“纵向”划分，一是“古代”传统，一是“近、现代”传统。应当说明，这当然是相对“细化”以后所得到的认识；事实上在“横向”和“纵向”上，它各自所包含的那两个方面，其关系都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存在着互渗互融、相反相成的互补和互动结构，不可以看作是完全无关的两样东西。但当然它们相互之间也存在着差异性。本文不拟就此展开具体的辨析。笔者现在所欲考量的是：新时期湖南散文创作作为一种文化创造活动，其行为主体及其创造物，都属于“精英文化”的范畴，那么，其地域风貌，在“人的文化”层面上，究竟有哪些体现？它与湖湘文化的历史形态有何关系，又在现实生活的制约下留下了怎样的时代印记？我们应当如何来面对这一事实，并就此可获得哪些启迪？ 湖湘文化自古以来就处于一种边缘地位，但在精英层面又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前一阶段，主要来自历朝历代都络绎不绝地流入湖湘的“贬官”亦即失意士人；在后一阶段，则又以涌入湖湘从事传道授业之举的学人为主体。古代湖湘士人之政治、学术意识和文学、艺术创作的风范，就是在这样的文化前提下建立和确立起来的。因此，忧患意识、失败主义、正统观念、外省情怀，经世理想、崇实精神、重学心路、践履姿态等等，就成为古来湖湘士人一致坚守的文化价值内涵与自然取向；并且，在文化胸怀上，这中间还包含了一个非常积极的历史变化过程，即由相对封闭自守的“蛮夷”心态，转向谋求发展的开放与宽宏；湖湘士人自宋明以后的“对外引进”与“走出本土”，都是相当成功的。自王夫之出现以后，到了近代，湖湘文化以“经世致用”为文化主脉的传统精神，借助曾国藩及其“湘军”的崛起为契机，一时间大放光彩，在中国的文化、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场空前威武雄壮、英姿飒飒的活剧。忧患意识有所附丽，失败主义一扫而空，正统观念更加牢固，外省情怀成为动力，经世理想得到实现，崇实精神熠熠生辉，重学心路大力弘扬，践履姿态震慑天下。湖湘士人一时间扬眉吐气一个个踌躇满志，“唯楚有材，于斯为盛”得到了强有力的实证，“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美誉转化为主体信念。到了现代，即形成了新的湖湘文化传统，是： (一)经世济民的社会理想； (二)狂飚突进的战斗精神； (三)清高孤傲的人文姿态。很显然，这中间既保留了古代湖湘精英文化的积极基因，又增添了被特定的历史情境所激发的建设性成份，比较其传统的旧形态，无疑更具有现代的品格。20世纪前半叶中湖湘“士人”即文化人和知识分子所建树的文化丰功及其矫健强雄的身影，因此是令本世纪的所有中国人永远难以忘怀的。 但在建国以后，这一情形有了很大的改变。历史情境的变化，湖湘“士人”社会身份与社会地位的变化，导致了他们自身精神状态与文化人格的变化，也导致了他们所“创造”的和“依赖”的当代湖湘文化的变化。总的来看，我以为20世纪后半叶的湖湘“士人”，至少已经部分地形成了以如下诸特征为其主要成份的社区性群体人格特质，即：要强；倔犟；柔韧。同样仍以经世济民的社会理想为己任，但已基本丧失了狂飚突进的战斗精神，而清高孤傲的人文姿态，倒是在骨子里显得更加沉潜和结实了。在文学艺术的创作活动中，一种以独立、中庸、和谐为其鲜明标志的风范，变得极为显目。这在第一代“文学湘军”崛起之后的新时期湖南小说创作中，有更为令人感怀触目和“惊心动魄”的集中而强烈的表现。(参见拙文：《试论新时期湖南小说的乡土情结》，载《长沙水电师院学报》1992年第1期和《文艺湘军百家文库·钟友循卷》)而现在我们又已看到，这在新时期湖南散文创作中，同样是确凿而显赫的事实。 朱正和钟叔河都是有影响的湖湘学人；在我看来，亦是深受湖湘文化熏陶的相当有代表性的湖湘学人。朱正是成名很早的建国后湖南为数不多的鲁迅研究专家，钟叔河则是新时期以来为周作人研究作出了巨大的铺路性贡献的专家。而他们彼此又恰恰是共同经历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坎坷人生的肝胆相照的诤友，在这20年来均以其突出的学术业绩，赢得了我国学术界和思想文化界的广泛尊敬。朱正的《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和钟叔河的周作人著作的系统整理和出版工作，均是新时期以来湖湘和我国文化上的大工程、大事件，既是湖湘人值得为之骄傲与自豪的学术盛举，也充分而有力地体现了“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湖湘文化精神。而此中尤为意味深长的是：鲁迅、周作人兄弟作为中国现代文化史、文学史上“绕不过去”的大师或巨匠级人物，其辉煌或显赫的文化建树与文学业绩，其不同的人格质地与人生道路，对于久历磨难、久经考验，在风雨中摔打然后又挣扎着前行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来说，都具有相当深刻的典型性以及启迪意义。那么，身为湖湘学人的朱正与钟叔河，在新时期这一特定的历史情境中，竟不约而同地分别有自己令国人惊诧而又钦敬的作为，这是偶然的吗？而笔者同时还注意到，在他们的散文创作中，同样有许多耐人寻味的东西值得加以咀嚼。相对于另一些湖湘学人如朱健、彭燕郊、李元洛、余开伟、雷池月等等而言，我以为他们显得有一点“特殊”，尤其是在风度、气度、思维和行为方式上。 特立独行 清高孤傲 新时期以来的湖湘“士人”，其人格表现在很多方面，都具有共同的地域文化特征。这在“心忧天下，敢为人先”方面固然是如此，在“特立独行，清高孤傲”方面同样是如此。作家如此，学者亦如此。湖湘“士人”所瞩目的，都是国家、民族的大事，并且都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与爱国情怀——因此有人说湖南是“政治特区”，我认为是有道理的。但这些东西之深藏在湖湘“士人”的心灵深处，常常又有其特殊的形态，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其他文化表现。如在新时期湖南文学——小说、散文、诗歌、戏剧中表现得极为明显的“乡土情结”，内中不无内涵全新的“失败主义”的阴影，“正统观念”的留存，“外省情怀”的印记，但却于其“经世理想”当中，包含了对其所固有的“崇实精神”、“重学心路”、“践履姿态”的执着的坚守。因此，除一部分当代湖湘“士人”之外，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不再有狂飚突进的战斗精神。他们依然非常地清高孤傲，依然果敢地特立独行——不屑于随大流，赶时髦，泯灭自己的文化个性，淹没在蔓延全国的浮躁当中，但擅长于立潮头，作先锋，常常能够得风气之先，并引领文化的时代新潮流。人们只要稍为认真地回望一下新时期20年来中国的文学和文化发展状况，乃至具体到湖南作家和学者们的文化创造活动本身，我想是都会看清楚这一事实的。我之所以认为朱正和钟叔河在这方面有代表性，就是因为我从他们的文化活动与散文创作当中，的确看到了并且断定了这一现象。因而，我认为，其“特立独行，清高孤傲”的人格特质，就有了具有地域文化属性的意义。但这当然也与他们的个人性格与经历很有关系。 朱正作为老资格的鲁迅研究专家，对其几乎研究了一生的鲁迅是感会深刻而且感慨深沉的。这从他的相关文字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在《读〈药〉》中，他首先引述了鲁迅的一段文字，内中说：“‘叫人叫不着，自己顶石坟’。则竟包括了许多革命者的传记和一部中国革命的历史。”而在对《药》的具体解读当中，他又不断地有这样的表达和引述：“可是，不能不令人感到悲凉的是，‘叫人叫不着，自己顶石坟’，并没有谁来接受革命的宣传，自己却不得不来承受全部的重担!”(朱正)；“资产阶级所以能够支持，不仅依靠暴力，而且依靠群众的不觉悟、守旧、闭塞和无组织。”(列宁)；“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不反应，……这是怎样的悲凉呵。”(鲁迅)；“孤独的精神的战士，虽然为民众战斗，却往往反为这‘所为’而灭亡”(鲁迅)。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又有这样的引述和表达：“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未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马克思)；“倘必须前面贴着‘光明’和‘出路’的包票，这才雄赳赳地去革命，那就不但不是革命者，简直连投机家都不如了。虽是投机，成败之数也不能预卜的。”(鲁迅)；“文章做到此处，我也没有话说了，遥想古往今来，多少志士仁人，为了祖国的安危，人民的祸福，为了真理的传播，正义的伸张，他们奋不顾身地和黑暗势力搏斗。他们为此而颠沛流离，坐牢，充军，砍头，在侮蔑中咀嚼着精神和肉体上的痛楚，连眉头都不皱一下，就像夏瑜或者秋瑾一样。他们是何等的刚强!这才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和光荣，这才是我们每一个后死者的楷模和表率!”(朱正)在这之前，他一连引述了列宁的三段话；文章的末尾，又以秋瑾的一首诗作结：“河山触目尽生哀，太息神州几霸才。牧马久惊侵禹城，蛰龙无术起风雷。头颅肯使闲中老，祖国宁甘劫后灰。无限伤心家国恨，长歌慷慨莫徘徊。”(《谏某君》)此文写于1970年，但在新时期直至20世纪90年代的同类文字中，其文旨、文意丝毫未变。他与鲁迅同感同怀并崇敬鲁迅，这是毫无疑问的。 中庸和谐 柔韧坚定 朱正的许多怀人文字，表达的都是同样的情怀。在《董每戡同志二三事》中，他赞扬后者“经常关心国家人民命运超过关心自己安危宠辱”、“关心专业超过关心温饱”的“完整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在《冯雪峰同志于我》中，他肯定后者“坚信：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共产主义事业是正义的事业，即使出现了不公正的形象，也只不过是一些历史上偶然因素聚会的结果，它不可能是永恒的”这种对“历史发展的规律”了然于胸的高贵品格；在《第一次去看望丁玲同志》中，他感念后者“我们是中国人，又不能重新投一次胎变做外国人，我们只能希望中国好起来，只能努力使中国好起来”的真诚表白，认为其“处处流露出自衷肠的赤诚，对党、对人民、对祖国、对青年的一片忠爱之忱，这是多么令人感动啊。”在笔涉李锐、巴金、邵燕祥、王实味时，他所抒写的心志，全都是如此，所肯定、颂扬的全都是鲁迅精神。若用其在《你比你感觉到的要能干得多》中所引赞的说法，他所景仰的是“精神上的英雄”。 但同时也还有些微妙之处。比如在《回忆孙用同志》中，他热忱地肯定“一不愿吹嘘自己二不愿开罪他人吧，——这，正好显出了他的性格”，最后还极为动情地说：“他的完美的人格，他的崇高的道德面貌，却是不多见的。这也许是他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遗产，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吧。”此中消息，自然意韵深长，即便视之无心之语，只怕也耐人寻味。再如在《聂绀弩〈散宜生诗〉(注释本)附记》中，他说：“后记中，绀弩同志谈到自己一些诗句之后，自评道：‘何等阿Q气，岂只诙谐、滑稽、打油而己哉!阿Q气是奴性的变种，当然是不好的东西，但人能以它为精神依靠，从某种情况下活过来，它又是好东西。’我读后记手稿到此处，不禁会心一笑。在绀弩同志写这后记的一年以前，我写一封信给李锐同志，诉说自己在三十年间遭遇到的横逆，信中说：‘何况我这人还很有一些阿Q精神，并不认为自己吃了多少亏，因为这对我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锻炼……’我把这些信拿给丁玲同志看过，他看到此处也笑了起来，说：‘你说你是阿Q，那天我还和陈明在说，我们都是阿Q!’呵呵，原来这些人全是阿Q，要不然，怎么能过了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呢。” 这些话，内涵当然极为丰富，并且说的主要是历史情形。但在“精神依靠”和“一种特殊形式的锻炼”背后的“会心一笑”和“过了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当中，是否也含有点悲剧和喜剧因子皆有的弦外之音呢？此种微妙之处，表达得最为明白不过的，也许是在《只凭余事作诗人》中：郑超麟“饱经世变，阅尽沧桑”，他“也曾经是一个弄潮儿”，但“求仁得仁，他在狱中显得十分安详”。朱正一面说，监狱，“它只能囚禁人的躯体，却无法禁止人做梦，禁止人回忆，禁止人思索，禁止人腹诽”，“在梦里，在回忆里，在想象里，他尽情驰骋了”，“对于一个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人来说，忧国忧民却是他的权利”；一面又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就在这寒来暑往之中，由生命拆零的时间悄悄地消蚀了。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消沉”，“无可奈何之中，他有时也故作旷达语”，“每一个读者都不会误会，这种旷达其实正是对生活的执著”。散文是作者真言的吐露，心灵的敞露，人性的流露，人格的显露；他评说别人，正是剖露自己，由中，人们是不难就其话语，判断出特定的思想、情感、精神、心理状态以及价值取向、人生态度、处世哲学、行为原则的。上述这一切，尽管在当代中国的其他地方也有，但第一，在其综合形态上不尽如此；第二，它在湖湘“士人”中相当普遍。因此，我总觉得，这绝非与湖湘文化无关，不妨视作一种区域性文化人格的现实形态，与其所由生长的环境互为因果。在《片断的回忆》中，朱正肯定黎澍“对历史的深刻思考和对现实的深切关怀”，以及其在“史识和史德”上绝不“让步”的态度；在《〈答客诮〉、〈自嘲〉诗本事》中，他肯定许寿裳的这一说法：“鲁迅之所以伟大，就在他的冷静和热烈双方都彻底。”我认为，这可以看作是对当代历史情境中湖湘学人之人格标范的一个主观设计。 钟叔河在追范周作人方面，几可称当代中国之最。否则他也不会耗费那么巨大的心力，去从事传播周作人的工作。但这当然是集中在文化建设的方面。周作人所给予钟叔河的影响，却也不是很单纯的。在《〈知堂书话〉序》中，他说：“我所想看的，只是那些平平实实的文章，他们像朋友闲谈一样向我介绍，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书中叙述了哪些我们想要知道的或者会感兴趣的事物，传达了哪些对人生和社会、对历史和文化的见解。这样的文章，无论是客观地谈书，或者是带点主观色彩谈他自己读书的体会，只要自具手眼，不人云亦云，都一样的为我所爱读。如果文章的内涵和笔墨，还足以表现出本文和原书作者的学养和性情，那就更为佳妙了。” 钟叔河在《学问和理想》中所肯定的“希腊人敢于发为什么的疑问”的“理想家气质”，与前述朱正所肯定的作“精神上的英雄”的本旨正好暗合。用钟叔河自己的话来说，即：“我则以为，古希腊人做学问(To Philomathes)的精神是值得钦佩的，那种精神的根本态度就是超越利害，用我们老祖宗的话来说，也可以叫做‘明其道不计其功”罢”。但这种东西，虽说周作人的心中、笔下也有，毕竟在鲁迅那里显得更加鲜明、突出和彻底。 但我现在感兴趣的是：何以在像朱正、钟叔河这样的湖湘学人心底里，鲁迅与周作人之魂都能同时存在？还是本文在前面所提出的那个老问题：作为“人的文化”，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是不是湖湘文化的历史发展的产物？若然，它保留了什么，遗失了什么，增添了什么？这些变化是不是一种必然，对我们来说又值不值得？尽管与之并不相同的情形同样存在。那么，我们作这样的追问是否还值得呢？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1.4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1.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