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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是维吾尔族诗人铁依甫江诞生80周年，他离开我们也已21年了，但他的名字却和他大量的诗歌一起铭刻在中国多民族当代文学史上，活在全国各族读者心中。 铁依甫江是新疆多民族当代文学的重要开创者和奠基者之一，他的诗歌创作标志着维吾尔族一个时代诗歌发展的高峰。可以说，他是维吾尔当代文学的一个精神象征，也是中国多民族诗坛的一位重要代表。 毕生为祖国和人民歌唱 他是一位毕生为祖国和人民歌唱的的诗人。1979年，当他同祖国一起从劫难中获得重生之时，他在《过去和未来》一诗中写道：“与人民一道舒心地欢笑，我感到幸福∕心情稍觉宽慰的是，我的热泪为祖国而揾。”的确，诗人的命运是和祖国的命运那样紧紧相连，诗人的感情又是和人民的喜怒哀乐那样息息相通。早在1948年，18岁的诗人发表的第一首诗就是献给祖国的《为了你，亲爱的祖国》：“爱的烈焰燃烧在我年轻的躯体里∕如此焦渴，我愿把一切奉献给你∕……除了你的怀抱，我的骸骨不愿躺在任何地方∕这儿就是我的天堂，此外又何需别的圣地。”这不禁使我想起青年鲁迅“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诗句，在那“风雨如磐暗故园”的年代，不同民族的有志之士，都共同表达了为祖国而不惜献出青春和生命的理想信念。 正因如此，当新疆和平解放之日，诗人和各族人民一起欢欣鼓舞，放声歌唱： 怀抱红日的黎明来了，/沉重的夜色倏然消退；/穷苦人自豪的日子来了，/祖国啊，笑得满脸生辉。/啊哈——/我们洒下的鲜血已化作含苞的玫瑰！ 这首《怀抱红日的黎明来了》(又译作《天亮了》)被谱成歌曲，在天山南北传唱，成为那个年代新疆人民最美好的心声。 在新中国建立之初那些激情的岁月，诗人诗情彭湃，写下了大量歌唱祖国和人民翻身解放的赞歌。1951年 诗人在南疆库车参加土地改革，用民歌体写下了《觉醒吧，农民们》《控诉》等诗，曾多次在诉苦会上朗诵，与会农民痛哭失声。1952年，诗人受赛福鼎之邀，为喀什帕合他克里乡的农民代写了诗歌《给毛主席的信》，表达了农民欢庆土改胜利的喜悦之情和建设家乡的美好心愿。这些创作实践，使诗人深深认识到：当文艺和人民群众紧密结合的时候，能产生出多么巨大的力量！ 1962年，国外反华势力和国内民族分裂势力相互勾结，妄图破坏祖国统一的时候，诗人写下了《祖国，我生命的土壤》《一位老战士的嘱咐》(又译《忠告》)等诗，用坚定而深情的调子唱出了这样的诗句： 祖国——我生命的土壤，你是生我育我的母亲，/你的儿子眷恋着你，犹如灯蛾迷恋光明。/……//祖国的每一粒沙土，对我都是无比珍贵的图蒂亚/跋涉在她的戈壁滩上，我也会感到处处有花丛绿茵。//到异国即使黄袍加身，我也觉得通体不适，局促拘谨，/在祖国纵然衣衫褴褛，我也感到熨帖自在欢畅舒心。 这首诗的感情是如此浓烈，深沉，凝重，感人肺腑，动人心魄，是诗人在祖国危难之际发出的爱国主义的最强音，也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中最优秀的爱国诗篇之一。 为祖国和人民歌唱，的确贯穿着诗人生命的全过程；他的诗也成为不同时期人民情绪和意愿的最真实的声音。1980年初春，诗人和王蒙一起重访他曾劳动过三年的吐鲁番农村，当时正在批判极左思潮的农民对他说：“我们现在敢于说真心话了，不知诗人是否也敢于反映我们真实的心声？”于是，诗人写下了组诗《庄稼人的心里话》，用痛快、率真的农民语言，十分机智风趣地揭示了一桩桩越是贫穷越要瞎折腾的荒唐事，道出了“增产粮食总比增产‘敌人’强”“空瘪的麻袋立不起∕喉咙里没油咋出声”的最朴素的真理。后来，王蒙告诉我：在吐鲁番，只要提到铁依甫江的名字，就会受到亲人般的接待。因为他的不少诗早已转化为民歌，在群众中广泛传唱，几乎到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地步。王蒙说：“铁依甫江无愧于‘人民诗人’的称号。一个诗人能在人民中如此亲密无间，如鱼得水，太令人羡慕了！”我以为这不仅是王蒙个人的看法，也是历史对铁依甫江最好的评价。 “诗与良心和生命浑然一体” 铁依甫江具有当代诗人的社会良知，诚实和勇敢的人格魅力。1962年，他在一首《柔巴依》中有这样两句：“我写诗，不是出于兴趣∕对于我，诗与良心和生命浑然一体。”1979年，他再次自我剖白：“诚实和勇敢是纯正诗歌必备的属性∕我愿为这一品格而冶炼自己的灵魂。”纵观铁依甫江一生的创作，你可以发现：这不只是他的创作宣言，更是他奉行的创作准则。 更为可贵的是，诗人在危害祖国和人民利益的丑恶行径面前，在人民的疾苦和灾难面前，没有闭上自己的眼睛，总能发出勇敢的声音。早在上世纪50年代，诗人就写下了《“报告迷”之死》(1955年)《仓库主任的锦囊妙计》(1957年)等诗，把讽刺之火烧向那些夸夸其谈的空谈家，弄虚作假的骗子手，揭示那种用革命词句包装起来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危害，足见诗人的思想是敏锐的，笔触是犀利的，1979年铁依甫江复出后，又写出了《伪善者的自画像》《芍药丛里的蝎子草》等讽刺诗、寓言诗，而更多的则是把歌颂和讽刺、肯定和批判、自嘲和自省有机结合，融为一体，使他的诗歌从单纯走向复调，进入到一个更高的艺术境界。 铁依甫江曾说：“在社会上还存在着阴暗面，存在着使人作呕和厌恶的社会渣滓。这是我们前进的绊脚石，对它视而不见，不揭露，不批评，实际就是对社会不负责任。”(见1983年诗人为中央广播电台撰写的文稿《诗歌创作之路》)是的，在铁衣甫江那里，歌颂和揭露、赞美和讽刺，从来就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并行不悖，都是从诗人的良知出发，坚持“诚实和勇敢是纯正诗歌必备的属性”这一创作信条的结果。尽管诗人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他这种忠于生活、关注现实、敢说真话、贴近人心的现实主义诗歌精神，却始终坚持下来，并已成为维吾尔族以至各民族诗歌创作的一种可贵的传统。 诸体皆备，风格独具 铁衣甫江是诗歌创作的全才，不论是政治抒情诗、讽刺诗，还是爱情诗、哲理诗、叙事诗、寓言诗，他都写下了思想性和艺术性得到较为统一的、具有创新精神的优秀作品；也不论是自由体、民歌体、格律体，他都能熟练掌握，运用自如，做到了诸体皆备，为我所用。可以说，他把维吾尔当代诗歌全面地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同时也为我国源远流长的诗歌宝库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 他在诗歌艺术上能取得创造性的成就，决不是偶然的。早在青少年时代他就酷爱文学尤其是诗歌，能背诵大量维吾尔古典和民间诗歌，又广泛诵读普希金等俄罗斯诗人，纳瓦依等中亚诗人的经典作品。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因工作需要，把维吾尔族《十二木卡姆》中大量古典诗歌从古维文译成现代维文。后来他又悉心研读过汉族古典诗人屈原和现代诗人艾青等的作品，并和他人合作，将《离骚》译成维吾尔文。很显然，铁衣甫江的诗歌艺术是在创造性地继承维吾尔诗歌传统，又能广泛地汲取多种艺术营养，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融会贯通、不断创新的结果。 维吾尔族有着深厚的爱情诗和哲理诗的传统，铁衣甫江不仅能将新的时代内容融入这种传统的诗歌样式之中，而且能在多方面借鉴的基础上创造自己独特的诗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诗人写过数量可观的明朗、欢快而甜蜜的爱情诗，如《刈麦歌》《乡村姑娘之歌》《我悄悄地爱上了你》等。这些诗的共同特点是将爱情和劳动融合为一，劳动成为爱情的基础，更是择偶的标准，写出了那个时代普遍的婚姻恋爱观。这些诗大都用民歌体写成，能诵能唱，有一种率真纯朴之美。70年代复出以后，诗人又写下了《姑娘的忧伤》《春日里的热泪》《格则勒》等11首爱情诗，已融入了更多的人生经验和理性思考，有着更为复杂的社会人性内涵。这些诗多用维吾尔古典诗体“格则勒”等写成，低回吟唱，缠绵悱恻，有一种悲喜交集的宛转忧思之美。诗人还有另一类诗，把爱情当作一种生命现象和心理现象，探索其本身的奥秘。如他早期的代表作《唱不完的歌》，巧妙地借助老者和青年的对话，写出这位热恋中青年内心感情的煎熬，让人思索这首世世代代唱不完的歌在人生中的地位和分量。在另一首《爱的探索》中写道：“‘多’本来是个很好的字眼∕然而爱情的苗却只能生长在两心之间∕不是吗？有谁见过哪一朵蓓蕾∕在她一生中能开上几番？”这里不仅写出了真正的爱情只能是两颗最真诚的心灵的相互吸引和仰慕，来不得半点轻率，丝毫虚假，更写出了爱情的专一性以至惟一性，容不下第三者，在人生中也往往只有一次。这类诗还有《思念》《幸福的星辰》等多篇，由于他写出了超越时空的更为深邃的人性内容，因而至今仍被人们所喜爱和传诵。在爱情从文学中缺席的年代，铁衣甫江不愧为我国多民族诗苑中擅长写爱情诗的大家。 诗人的哲理诗大多用古典诗体“柔巴依”写成。这种被称为“维族绝句”的古老诗歌格式，被诗人运用得十分灵活多样，有讽喻式、自白式、格言式、警示式、告诫式种种，均注入了新的时代内容和哲理思考。试举两首为例： 一、倨傲神气的飞蓬可笑亦复可怜，/旋风一起就把它卷得无影无踪；/质朴的红柳却能在沙漠中顽强生存，/因为它懂得要向地层下深深地扎根。 二、堪笑那毛驴头戴方巾，/装出一副学者的威风。/更堪笑我自己昏昧无知，/竟把它当“先生”奉为上宾。 前一首拿飞蓬和红柳对比，道出了一个朴素的道理，具体可感又耐人深思。后一首既讽刺了那种“毛驴戴方巾”式的欺世盗名者，也对自己的真假莫辨进行了自嘲，在笑声中让人体味那个荒诞年月的世相人心。把抽象的事理具象化，在最简短的句式中融入哲理的思考，是这类诗的共同特征。 还有这样一首“柔巴依”： 我庆幸自己的一生沉浸在木卡姆中，/愿我的生命与木卡姆永不离分，/朋友，一旦我死去请不要哭泣，/只求你用木卡姆乐曲为我送终。 诗人对维吾尔艺术瑰宝“十二木卡姆”的深情爱恋，到了生死相伴、永不分离的境地。短短四句，铭刻着诗人酷爱美、酷爱艺术的人生，也印证着民族文化的超凡魅力。这是诗人向朋友的嘱托，更是诗人为自己提前写下的墓志铭。读之令人唏嘘，也让人笑慰！ 铁衣甫江的诗确已在创造性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用王蒙的话说，“幽默感是老铁的基本功能和基本质地”。用公刘的话说，“对于他，庄重和诙谐，严肃与活泼，深沉与轻快，率直与含蓄，从来都是一对孪生子。”他善于“用慢悠悠的自嘲之风，扇着了一堆热乎乎的讽刺之火”，自然而然地引导读者去寻求真善美，焚烧假恶丑。的确，不论他采取何种诗歌形式，都贯穿着既是时代的又是民族的，同时具有他鲜明个性的艺术风格：那就是深情而又幽默，庄重而又洒脱，率真朴素而又不失之浅露，充满理趣而又能脱去训教的意味。独特的风格是诗人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他为诗歌艺术作出自己贡献的标志。 上述三方面构成了铁衣甫江诗歌的历史价值和审美特色，证实了他是一位将民族文化优秀传统和新的时代精神创造性结合起来的当代大诗人。他不只是属于维吾尔族的，更是属于伟大祖国的，是我国多民族诗苑具有重要地位并产生国际影响的诗人之一。今天，铁依甫江的诗歌艺术也已成为我国多民族当代文学优秀传统的一部分，我们纪念他就要学习和研究他创造的诗歌财富，发扬他开创的宝贵的诗歌精神和文学传统。 原载：《文艺报》2010年5月10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5月1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