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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世旭的《立冬·立春》(《人民文学》2009年第5期)是一篇充满质感和张力的短篇小说，作者对民间乡土所蓄积和敞现的人格光辉与人性温暖的细微洞察与诗意书写，莫不让人升腾起一种久违的感动。鄱阳湖是陈世旭文学想象的精神原乡，在《立冬·立春》中，作者又一次点燃记忆的烽烟，深情凝望这方“粗暴而又温柔、无情而又宽厚”的水土。 在物质主义高涨的今天，我们的小说写作常常在市场的蛊惑下失去了“生活之重”，滑向了“无法承受之轻”。情场的风花雪月和官场的勾心斗角备受作者们的青睐，坚实的生活大地常常被演绎成轻飘的欲望故事。然而，陈世旭却没有丝毫的浮躁与媚俗，他始终以坚韧的姿态在赣鄱大地上持守着一份文学的沉重与宁静，以执著的艺术真诚和温暖的理想情怀去寻找大地的诗意。从最初的《小镇上的将军》到近期的《立冬·立春》，作为一个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作家，扎根乡土的陈世旭不仅用敏锐的目光及时捕捉了转型时期乡土社会诸多复杂变动的讯息，而且始终以温暖的情怀守望精神的家园，为当下冷漠而轻飘的文坛带来了一份来自民间大地的诗意与感动。 《立冬·立春》的叙事其实很简单，几乎是“无事”的乡村生活。前半部“立冬”讲述的是退休教师何蛟寿带领何谷村人进行村委会选举的经过，从广播宣传，到选民投票，再到统计选票，村民选举的过程并无什么动人的曲折；后半部“立春”描写的是留守乡土的何来庆在村小教书的情景，困窘的教学条件、顽皮的乡村学生、枯燥的日常教学，乡村教书生活并无多少有趣的故事。如此看来，《立冬·立春》的感人力量显然不在习以常见的乡村叙事，而是来自两代乡村知识分子守望乡土的执著与真诚。作者在何教授对待选举的神圣态度和向村民不厌其烦的认真解说中演绎着细微的感动，在何来庆对待自己去留的矛盾心理和挽留辍学学生的果决态度中敞现出温暖的情怀。陈世旭在《立冬·立春》中并未回避现代城市对传统乡村的诱惑，“何谷村已不是先前的何谷村，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剩下老小”，当年风靡一时的“串堂班”如今早已“风光不再”，年轻人不爱看戏，戏班子也都“弃船上岸”。城乡物质生活方面日益增大的差异加速了人们对乡土的逃离。然而，随着当下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家“三农”政策的落实，农村的情势也在悄然发生变化。“重归鄱阳湖”的陈世旭及时捕捉了转型时期乡土社会的诸多变动。何谷村的村民选举已然传达出现代乡村变革的时代讯息。在何教授的带动下，串堂班又“扯起来了”，何谷村选出了年富力强的当家人，招商引资、旅游开发、生态养殖等项目都经由“盘算”逐渐变为现实。“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如果说何教授回归乡土的桑榆情怀让人敬重，那么何来庆守望乡土的人性温暖同样使人感动。正值而立的何来庆一边在简陋的村小教书，一边在困窘的村里兼做支书；既要在学校里教十来个学生的语、数、体、音、美全部功课，又要忙活全村老少的大小事情。陈世旭以看似漫不经心的笔触在何来庆身上传达出现代乡土社会的芜杂与沉重：外部世界的召唤、羸弱父母的牵绊、放弃学生的不忍以及父老乡亲的信任等诸多问题纠缠着这个外表开朗活泼的乡村知识分子。直至小说结尾时“最后一课”的感人场景与主人公为挽留辍学女生“一头扎进湖里”的果决态度鲜明地昭示出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守望乡土的最后抉择。 《立冬·立春》的艺术价值不只在于及时地捕捉了转型时期乡土社会的变动讯息，也不只在于为当下冷漠而轻飘的文坛提供了民间大地的温暖与感动，而且还在于它为当下的小说艺术尤其是短篇小说文体标示了一种新的可能。《立冬·立春》既非以题材求异，也不凭技法取胜。一次普通的村民选举，一个寻常的辍学事件，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却在作者质朴亲切的叙述中“变得趣味盎然”。毋庸讳言，《立冬·立春》的重心不在叙事，作者的心力重在写人。小说所用的笔法不是西洋油画的浓墨重彩，而是传统中国的写意山水。何教授的桑榆情怀不是靠细致的心理打磨彰显，而是在一次次奔走中令人感动。何来庆的赤子之心不是借英雄式的豪言壮语表露，而是在一次次守望中让人温暖。陈世旭向来擅长用朴实的材料和生动的细节营造出丰富的精神空间，何教授与何来庆两代乡村知识分子的人格标杆在鄱阳湖的远山近水间矗立而起。 自《小镇上的将军》到《立冬·立春》，我们不难发现陈世旭一直以来在小说叙事语言上的努力：尽可能的简洁利索，不回避富有表现力的方言土语，即便是人物与景致的描写，也多用蕴藉而充满张力的短句，至于叙述的展开更是删繁就简、惜墨如金。有人说，陈世旭像务农一样写作。在笔者看来，这里除了众所称誉的陈世旭写作的勤奋与务实之外，更应包含陈世旭对乡土家园的钟情与守望。 原载：《文艺报》2010年5月21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5月2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