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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罗的新书《中国站起来》引来媒体热议。我看到这本书很是诧异，这是摩罗的书吗？ 2009年圣诞节后，本来就有失语的感觉，看到摩罗《中国站起来》这本书，更让我感到了一些悲凉。真的很难说这是一本书，书中满是一些似是而非的情绪碎片，所有的论调都是武断而不容商量的。我并不想给摩罗扣上一顶民族主义的帽子，虽然民族主义者也会表现出摩罗的这些特征：一些狭隘的政治和社会理念，一种貌似政治正确的爱国情感，一堆充满斗志而缺乏理性的激昂言辞。通常一个民族主义者是很少关注社会正义、自由平等这样一些对民众更为重要的社会与政治议题，而把一切问题简单地归结于外来民族的压制。 我想这个时代任何主义的学者，都不会反对民族认同、文化认同这样一些理念，更不会反对传统文化的传承。然而一个理性的学者，会把文化认同看作是一个延续和变化的过程，而不会视为一种固定不变、僵死的特征。然而，摩罗在书中所表达的所谓“中国文化”，似乎是一个不会发生变化的实体，所以摩罗把力量都用在了对五四精神和西方文化的清算上了。 我从摩罗这本书中最初读出的一个词，就是“敌意”。对五四精神的敌意，对西方文化的敌意，包括对鲁迅、胡适和蔡元培这样一些文化先驱的敌意。我不知道这份敌意的来源，如果真如摩罗所言中国站起来了，这份敌意更显得没有来由。这种敌意若是发生在外族侵略和威胁，或是受其他族群压迫的时代，或许我还能理解。然而发生在这个四处宣扬“大国崛起”的今天，更是让人难以理解，我真的不明白这种愤怒来自何方？只有把自己局限在一种狭隘的思想情感和知识体系中的人，才会产生这种愤怒型的清算和革命意识。 首先摩罗对五四精神的理解就非常偏颇。摩罗所指责的胡适，一直反对把五四称为启蒙运动，他认为五四是中国的一场文艺复兴运动。胡适之所以坚称五四是文艺复兴，在意的正是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革新而非摧毁。至于启蒙运动的提法，强调的则是这场运动的政治意味，那不过是后来历史教科书中的说法。而被摩罗指为“中国精神大崩溃”“旗手”的蔡元培，对传统文化更不是像摩罗说的那么态度决绝，他曾公开说过儒家的五伦五常，除君臣一伦不合时代外，其余诸伦与“仁义礼智信”五常都具有普适的道德价值。蔡元培还以自由、平等、博爱，来解释儒家的义、恕、仁。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对传统的人文精神和人生理念采取的多是一种认同的态度。 摩罗还有个提法叫“中国精神大崩溃”，虽然耸人听闻，仍然似是而非。如果中国精神真的大崩溃了，又是什么支撑中国人走到了今天。我想他的意思，应该是指当下社会价值观的缺失。由于人们对价值缺乏道德、历史、自然、社会、政治等多维度的认知与判断，使得人们容易将价值简单化、绝对化，很多人衡量价值的标准最后只剩下了财富或权力。这也是目前功利主义盛行的原因。但如果把原因归结为五四精神和西方殖民者，无疑把账算得太远了。即便是西方文化也是有自身的精神和价值认知体系，如果真的有“中国精神大崩溃”，那么西方的精神和价值认知为何没有在中国落地生根呢？ 至于摩罗说的“几百年来西方人不断妖魔化中国人”，更是一个不值一辩的论调。只需举一个例子，便会发现这里“西方人”“中国人”这样的说法是多么的不准确。比如十七八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大多西方学者都承认受过儒家思想的影响。德国学者利奇温认为：“孔子成了18世纪启蒙时代的保护神……也成为欧洲的兴趣中心”。 而美国学者顾立雅更得出了“中国哲学是法国革命的原动力之一”这样的结论。启蒙运动中的一些大思想家，像伏尔泰、狄德罗、霍尔巴赫等人，更是承认与儒家思想的渊源。这样的观点太多了，在此不便一一列举，但显而易见，肯定有很多西方人并未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妖魔化”的态度。 当然，用一篇短文来反驳一本书，本身就是不明智的。但从以上这些例证，至少可以表明摩罗在写作《中国站起来》一书时，无论是在观念论证上，还是在对人类文化的态度上，都抱着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敌意和情绪或许是促使摩罗改变的动因。从摩罗的这种改变，我再次感觉良知对一个知识分子的重要。这是中西方学者都极为重视的一个理念。王阳明把良知定义为人对生命意义的特有意识，认为圣人和俗人、古人和今人，都拥有一个共同的良知。他不仅把良知看作万物本体，更看作是人类的共同的目的与归宿。卢梭对良知也有与王阳明类似的解释，他认为在每个人的灵魂深处，与生俱来地就有一种正义和道德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上帝赋予我们的，这个原则就是良知。可以说，对良知的寻求，不仅是知识分子的责任，更是人类共同的使命。有了这种共通的良知观，再来看这种对西方文化的敌意，无疑更能感到它的荒唐。 原载：《文艺报》2010年02月24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2月2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