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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记忆是有力量的文学馈赠给文学阅读者的珍贵精神收藏。初始的文学记忆，可以是从文学佳句或文学细节开始的，但成熟起来的文学记忆，总要“结晶”于各类文学形象。饱满的文学记忆，多是由包括意象、意境、人物形象在内的文学形象撑起的。这种文学记忆是一种“审美记忆”，即属于情感、精神记忆，可以与知识记忆无关。由擅长灵魂写作的文学家虚构出来的各类文学形象，把人类的情感和精神世界塑造得“实在”和具体起来，供我们去呼吸生命的精神气息，去寻找、认领或检讨自己的灵魂和精神情状。文学记忆里的人物形象，其实还有绝对真实的一群人，他们是塑造出各类文学形象的那些大名鼎鼎或并不大名鼎鼎的文学家，包括小说家、剧作家和诗人等。他们陪同自己笔下虚构的文学形象，在一代一代文学阅读者的文学记忆里，享受着永远的“阅读”和纪念。 与没有文学记忆的人相比，有饱满文学记忆的人，真是多拥有了一个外在于现实世界的另一个世界——从文学大世界那里分享过来的情感——精神世界。客观存在着的文学大世界，本来是一笔属于任何人的公共精神资财，但实际上却只属于那些有着饱满文学记忆的人群，哪些人肯于亲近有力量的文学，哪些人就能够获得属于他们自己的份额。文学记忆是文学阅读者把曾经的文学阅读转化为“长效阅读”的有效方式：每一次忆起，都可能是新一轮走进特定文学形象所规定的情感和精神世界，形成新一番的交流和对话，生发出新一轮的感兴和品悟，收获这样那样的情感和精神提醒与支援。批评家麦卡锡曾把詹姆斯、哈代等人的作品比喻为“气泡”，说他们“吹过巨大的内容丰富的五彩缤纷的气泡，他们所描写的这些气泡中的人物当然和真的人物有可以认知的相似之处，但只有在那种气泡的世界中他们才获得充分的真实。”尽管如此，走进文学的人们，却依然总是像对待自己在现实世界中相遇的亲人、朋友、熟人一般，无休无止地记念并动情于“气泡”中的文学人物，不管他(她)们诞生于多么久远的年代，也不管是不是本土的同胞，每次“相遇”总是常忆常亲、常忆常新。 当然，文学记忆也会遇有危机的。 比如，偏重物质利益追逐而轻慢精神利益强调的商业主义或消费主义时代，注定要造就无以计数的缺失文学阅读的群体，从而使得拥有饱满文学记忆的人群，越来越成为社会人群中的绝对少数。所谓“读图时代”的时髦标榜，极度淡化了社会的读书意识。为商业利益所鼓动的浅文化的流行时尚休闲活动铺天盖地，占满了工余时间，人们习惯于商业文化的“娱乐至死”，再也挤不出时间沉下心来静心阅读文学。正常情况下，人们的文学记忆多是在小学高年级，最迟也是在中学时代就开始积累形成；现在则不然，功利主义的应试教育在没商量地瓦解学校文学教育的同时，也完成了对接受基础教育阶段青少年的文学记忆的粗暴阻挡和切断。因为这种阻挡和切断，是在青少年根本没有搭建起文学记忆时完成的，对于其中绝大多数人来说，其日后重建文学记忆的几率也就极小，恐怕很难不去与压根就没有文学记忆的人群为伍了。缺失文学记忆的人群，一旦呈不断壮大趋势，至少可以就此指认文学的积极精神影响力的严重委顿。这对个人、文学和社会，都不是好消息，而是值得注意的精神警讯。 另一种危机是文学记忆补给的危机。每个人的文学记忆都是动态的，它常要跟随文学前行的脚步新陈代谢，完成必要的遗失和必需的补给。文学记忆有效补给的绝对前提，是必须与有精神尊严的优秀文学相遇；因为只有这种品质的文学，才值得为心灵所记忆。 但是，不能不说，现时段中国文学现场被市场和媒体舆论推举为“精品”、“大作”乃至“当代经典”的某些作品，虽然有成群结队的“甜评派”评论家挖空心思地热捧，却总是因其精神格调的昏暗、粗鄙、猥琐而使得有精神尊严的文学阅读者羞于走近。有批评家这样批评这类文学：“那种从来就不给人以希望的写作是虚伪和做作的。所谓的批判和揭露在相当程度上无非只是一种剥夺的行径，即将现实尽可能地剥夺到赤裸裸的地步，其中除了粗暴，没有任何智慧而言。”“由于严重匮乏高贵的写作境界，结果，便无可避免地将一种色情主义的垃圾当成现实主义的精华了。”(路文彬：《现实主义还是色情主义？》，2010年2月1日《文艺报》) 另一些情思品质较好的文学，因为缺失美学力量，同样走不进人们的实质是“审美记忆”的文学记忆。所谓美学力量的缺失，主要是给不出具有充分艺术概括力和情思冲击力的那种深邃而精致的文学形象。这是经典现实主义最核心的审美创作经验“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被反审美的现代主义作派打压、颠覆之后，普遍出现在中国当代文学现场的美学倒退。有了这种倒退之后，文学变得好做了、轻松了、提速了、高产了，甚至很是繁荣了；不幸的是，也催生了文学的轻飘化、快餐化，甚至是垃圾化的严重风险。倒不是我们的小说家们不再写人物，而是写不出值得为文学记忆留驻的人物形象。单就长篇小说讲，年产超千部的小说里，可能要有上万的小说人物在其间熙来攘往，却绝少有能够为心灵留驻一会儿的，记住几个篇题就不错了。小说家们不精心于人物形象塑造，评论家们也绝少对文学人物形象塑造问题发声，他们差不多都在忙于为市场强调的那一伙“标志性”小说家，撰写甜腻的表扬辞。好像文学里压根就没有了形象塑造这篇道理。于是，这样一种怪异的文学新秩序被固化了：从前时代，小说人物是小说家的旗帜，小说家因笔下的小说人物而著名；这一招在当下中国文坛却断然失灵，小说家著名与否，与其小说人物著名与否，全然没有干系。市场和媒体有的是招数，热炒那些为市场带来商业利益的小说家，使其大名鼎鼎起来；但广大社会读者对大名鼎鼎的小说家们到底给出过哪些大名鼎鼎的小说人物，却可以一点感觉也没有。有人说，这表明我们已经步入小说家比小说人物更著名的空心文学时代。 这意味着，我们现时段的文学现场，不仅在拒绝美善上，依然模仿着反审美的现代主义；在漠视文学形象塑造上，也依然模仿着反审美的现代主义。其实，这也就是在模仿着现代主义的拒绝感动、拒绝阅读和拒绝被记忆。 原载：《文艺报》2010年03月01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3月0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