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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东北女作家孙惠芬推出长篇小说《歇马山庄》，在文坛引起了关注，从此歇马山庄同“高密东北乡”、“棣花街”一样成为读者心灵的一个界碑，这是孙惠芬为故乡立起的一座碑，上面铭记的是她对故土的热爱与忠诚。在《歇马山庄》这部小说中，作者把关注的目光集中在了生长生存在那片土地上的乡亲们，关注他们的爱情婚姻，关注他们的生存状况，关注他们内心世界的精神迁徙。对乡村女性情爱的关注 在市场化日益完善的今天，作家们将关注的目光更多地投向了飞速发展的城市，乡村处在日益边缘化的尴尬处境里，而乡村女性作为乡村的一部分更是越来越边缘化，即便是一直高举大旗的女性文学也更多地把写作的关注点放在了城市女性等所谓的精英阶层里，乡村女性在文学中处于一种被弱化的状态，对此，有评论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市场化社会中，占绝大多数的底层女性特别是乡村女性正面临被女作家们搁置的危险，真正有心注目底层女性的生存苦难的女作家少之又少。”万莲子：《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发展的误区》，载《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1)。在这样一种文化语境和社会语境当中，生于乡村长于乡村的孙惠芬却以其特有的性别体验和文化想象将关注的视角放在了乡村女性身上，在《歇马山庄》中孙惠芬塑造了月月、小青这样的中心人物，这是两个为了爱情奋不顾身的女人，同传统的乡村女性相比，两个人的性格显然具有了新的精神内涵，过去乡村女性的那种隐忍、怯懦在这两位乡村新女性身上无处搜寻，有的只是她们对于爱情的奋不顾身。月月原本看来无限美满幸福的婚姻却因为一场大火发生了不可逆转的转折，国军因此患上生理疾病，表面看来是国军的病促成了月月跟买子的恋情，而月月这场“婚外情”发生的主因其实并不在国军身上，还是源自于月月骨子里对感情的那份渴望，只是一系列的变故使得这份感情发展得比较“顺利”，买子的野性使他怂恿女朋友庆珠去镇上开了理发店，而庆珠则因此而不明不白地死去，庆珠的离世使得月月与买子相认，一切偶然的变故促使这对本来没有任何干系的男女的命运开始接轨，在这份婚外情中，国军的生理疾病和庆珠的离世成为了重要的外部契机，月月在恋情被发现之后的执意离婚显示了她对于感情的执著追求，而在买子同林小青结婚之后月月依然坚持要生下同买子的孩子，为此不惜去面对歇马山庄人们嘲讽的目光以及家庭的压力，月月的这份勇气与固执凸显了歇马山庄新一代乡村女性的新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而林小青作为比月月更晚一些的新女性，她上学期间同老校长的互相利用，以及为了留在城里不惜利用手段追逐自己女伴的男朋友的做法，都显示出古老乡村原始女性观念的终结，在获得买子的婚姻之后又决绝离开的行为更是对乡村古老婚嫁观念的一次决绝抛弃与背离，也许林小青在城里找不到自己要的生活，但是，在骨子里，林小青已不再属于乡村，这是一种女性自我意识的复归，月月与林小青打破了乡村原来的秩序，从此山庄不再古老与宁静。在这个充满了悲情色彩的爱情故事中孙惠芬将笔触渗入到她们的心灵深处，重点展示了她们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农村中处于传统与现代、开放与保守、男权思想与女性意识、新与旧等多种矛盾冲击和压迫的旋涡之中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嬗变，这些处在历史转型期的农村新女性形象的塑造给当代小说的人物画廊增添了新的色彩。 另外，作者在这篇小说中还塑造了一些不同于传统女性的“上一代”女性形象，月月母亲、潘秀英，月月母亲这个带有浓重历史色彩与传奇色彩的女性在这篇小说中充满了包容性，不管是在月月与买子的感情上还是在整个翁家的家务事上，她都透出一个大家长所应有的包容性，她的开明让月月有了最后的避风港，而不至于在世俗的嘲讽中无处藏身。潘秀英作为整个山庄的“焦点人物”不仅因为她的风流还因为她的亲和力，林治帮的威信是通过权力来树立的，而潘秀英则是通过亲和力来树立的，所以，尽管她有许多的风流韵事但是整个山庄的人仍然非常敬重她，因此，像接生与送过世的人入藏这样生与死等隆重的事情都请她来主持，潘秀英与月月母亲代表了歇马山庄两种不同的传统女性，但是她们都以自己特有的生命光彩写进山庄的历史之中。隐喻的写作手法 这是关于乡村生存现状的书写，同时也是关于乡村历史的叙述，这部小说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神秘的气息，如果说小说开头林家的那场大火还能找到原因的话，那么后来的一系列事情则充满了某种隐喻的神秘性，比如火花的存在、姑嫂石蓬的暗示性色彩。 在这部小说中火花的存在一直是一个谜一样的命题，尽管在小说的结尾部分作者在林治帮去世之前努力地帮林治帮回忆年轻时的事情试图以此解开火花的生命谜题，但是这并不妨碍火花在这部小说中的隐喻性存在，火花除了性格孤僻以外，她还经常去的一个地方就是姑嫂石蓬，火花在不同的时间发现了潘秀英与林治亮、月月与买子的奸情，同时她还在月月与国军新婚的第一天晚上偷看了月月与国军的新房，这一切都充满了某种神秘色彩，火花的身世本身就是一个谜，而这个谜随着火花一系列有些不可思议的举动变得更加充满神秘性。其实，火花的这种神秘性更多地来自于她的身世，她的身世跟林治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在小说的结尾处可以得到印证，而火花的这种身世来源则在隐喻着林家将要发生的一切，尤其是情感方面，林治帮年轻时发生的一切在下一代人身上又得到了某种重复，这是对林家的惩罚，而火花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林治帮的一种惩罚。 另外，在小说中还有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姑嫂石蓬，这个同歇马山庄的名字一样充满了历史气息的山庄一景对小说的发展起到了暗线的作用，月月、林小青、买子三人之间难以分清的感情纠葛就是一个现实版的“姑嫂石蓬”，虽然在小说的最后月月和小青并没有像传说中那样为爱升天，买子也并没有自缢而亡，但是小青的出走、月月对买子的拒绝(为此打掉了已经7个月的孩子)同样暗合了姑嫂石蓬的悲剧性结局，作者在小说的开头就向读者解释姑嫂石蓬这一歇马山庄的特有一景，这不是一种偶然，而是对于小说中人物命运的一种伏笔暗示，是对歇马山庄未来生活走向的一个强烈的暗示。 除了月月、买子和小青之外，歇马山庄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情感秘密，比如月月三嫂与队长厚运成、潘秀英与林治亮，在山庄热闹的背后还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而这些似乎从一开始在姑嫂石蓬那里就能得到某些暗示，直到最后火花又一次走进姑嫂石蓬并美美地睡了一觉，那个时候所有的传说都已经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这一切难道真的跟火花有关？散文化的语言特征 孙惠芬的小说呈现出一种散文化的语言风格，这种散文化的语言风格在这部长篇小说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我们可以把它看做是孙惠芬特有的一种风格，董之林老师很早就注意到了孙惠芬小说的这一特点：“她的散文化笔调与萧红类似，东北大地，尤其东北农村沉滞凝重的气氛都以她们细致委婉的女性笔触表达出来了，表现了她们的灵气，有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孙惠芬、庞泽云、徐铎作品研讨会发言辑录》，载《大连文艺界》，1991(4)。同样作为来自东北地区的女作家，孙惠芬似乎无法逃避萧红的影响，更无法逃脱被人与萧红相比较的命运，更何况她自己曾经明确表达过对萧红的喜爱。 在这部小说中，不管是辽南乡村的山野景色，还是月月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挣扎，在孙惠芬的笔下都是娓娓道来，细腻而生动，孙惠芬尤其擅长对人物内心活动的挖掘与展示，而这种对于人物内心活动的展示往往通过对于周围事物的细腻描写来衬托。如在写到月月与买子初尝偷情愉悦时： 不再黏腻的流风拂动了歇马山庄山野田地间的庄稼叶子，润泽的闪亮响动着一派秋季的语言。此时此刻，在有庄稼密布的乡下，隐私仿佛裹进苞米叶里的米虫，正纵情地自语着爱、爱怜和欢愉…… 这种散文化的书写在这部小说中随处可见，让小说呈现出一种诗意的美感。孙惠芬的这种散文化的小说风格与她自身的性格气质是分不开的，也就是说她在这种写作方式上找到了与她自身的文化心理结构和艺术趣味相一致的东西。孙惠芬在这种散文的氛围中，真实而又质朴地再现了那些在地图上找不到标志的辽南乡村的日常生活，刻画出了底层农民们丰富的精神世界。从另一个侧面来讲，孙惠芬的对这种散文化语言的喜爱说明了她要求文字表达的自由，不受拘束，可以无拘无束敞开身心地投入到“剧情”中去，因此她在小说的形式上考虑得较少，或者说她不想过多地去考虑形式，对于自己的这一偏好，孙惠芬这样解释：“我不喜欢形式感很强的小说，这跟我的生活态度有关，我的生活态度就是朴素，有句老话，好看不过素打扮，我信奉这样的话，因为朴素是深入人心的，就像生活中的平易近人。我认为好的小说，首先要有朴素的外貌……”孙惠芬：《城乡之间》，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年，第54页。也许对于她的这一观点有许多的可辩驳之处，但是严格贯彻了这一观点的孙惠芬的小说确实展现出一种不同凡响的美，让人感觉到她的一支笔如同流淌在山野田间的小溪，有一种原始朴素的美散发着淡淡的幽香。 在《歇马山庄》这部小说中孙惠芬以她对那片乡土的赤诚之心书写了一段山庄的历史，孙惠芬用心地去关注那些生活在底层的农村女性，关注时代冲击下乡村人的价值观念的变异，用一种散文化的笔触为山庄刻写了一座历史之碑。相信这座碑将会同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的“棣花街”一样写进文学的历史长河。 原载：《现代中国文学论坛》(第二卷) 原载：《现代中国文学论坛》(第二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