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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学是一种不羁的想象，一种白日梦，是历史的再现抑或是语言本身的盛大表演？众说纷纭的争辩已经够多了。现今，是否还有必要纠缠这些问题，推敲再三，字斟句酌地写出一个精确的文学定义？至少，我开始对这种理论企图丧失了兴趣。放弃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二十世纪理论对于“文学性”的搜索和提炼并未达到预期目的，形式主义以来的理论并没有成功地描述出文学话语的独特结构。相反，更多的迹象表明，文学话语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文学话语的结构镶嵌在历史演变之中，普适的、经久不变的“文学性”仅仅是一个幻觉。第二，这个问题又有什么价值？如果真的发现一个标准的文学蓝本，如果一切激情、虚构、想象以及语言表述开始循规蹈矩，按部就班，一切出其不意的惊喜都将取缔，这是幸运还是灾难？ 人们终于意识到，定义的阙如并不会影响文学的存在。古往今来，文学从来不是为了证明某种定义而繁衍不息。那么，理论成了一些无所作为的概念废墟吗？当然不是――在我看来，理论正在转向另一个更为迫切的问题：这个时代的文学承担了什么？这时，问题的半径收缩到一个有限的范围，具体，可感，而且例证丰富。但是，我们再也不能空洞地使用“时代”这个名词了。 具体地描述一个时代的困难在于，纷杂、琐碎，千头万绪而无从下手。如何将庞大的时代塞入有限的历史叙述，通常的策略是求助于时代的关键词――总是有几个词仿佛给某一个时代戴上了笼头，清晰地显示了历史运行的大方向以及基本特征，并且有效地标志出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的分界。根据这个策略，人们可以观察到一个刚刚完成的巨大交接：大约三十年左右的时间，以“革命”为核心的一套口号陆续退役。阶级，压迫和剥削，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些理念不再承担设计一个时代的重任。经济增长指标，GDP，国家统计局的年度报告，银行利率和股票市场的起伏，浮现于这些数据背后的是另一个时代。文化领域也出现了转折吗？至少可以承认，广告的崛起是一个深刻的标志。或许，如今的口号数量并没有减少，广告继而成为种种新颖口号的策源地。唯一不同的是，广告所发布的口号由商品担当主角，革命已经撤到幕后。革命预示的是风云激荡，甚至天翻地覆；商品意味了殷实，富足，安居乐业。“历史的终结”是一个虚妄的论断，但是，历史的确不一样了。[1] 新的时代诉诸哪些理论辞令？“新时期”曾经是一个普遍使用的概念。“新”表示历史另起一个段落。当然，这个概念内涵稀薄，不如“现代”或者“现代性”指向明确。“现代”是许多理论家用以与“传统”相对的术语。另一些理论家热衷于使用“后”——post，“后现代”，“后革命”，“后殖民”，“后意识形态”，如此等等。尽管主词不同，但是，“后”的修饰指出了历史地表上的一个断裂：裂口的那一边是一堆幼稚甚至不堪的记忆，现在的历史是在裂口的这一边。总之，人们正在制作一整套新的理论蓝图规划未来。有没有可能将上一个时代的时髦概念与现在的历史或者新的理论蓝图衔接起来――例如“革命的后现代”，或者“无产阶级的现代性”？这肯定有些不伦不类。“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自从这个著名的表述成为一个著名的笑话之后，相似的概念结合不得不销声匿迹。许多人的心目中，保存了另一个时代印记的理论体系已经何其遥远。 现今，断言“经济”是这个时代的关键词肯定不至于引起多少异议。重要的是，这个历史性的转向如何完成的？显然，一个国家领导层的认识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召开会议，形成决议，号召把复苏经济视为首要的问题。然而，正如许多人意识到的那样，这个历史性的转向如此巨大，它的份量远不是草拟几份文件就可以承担的。这个历史性的转向必须从某种理念的空中楼阁进驻日常领域，改变和重新规训人们的感性生活，甚至形成一种习惯，一种无意识。换言之，理论仅仅是一种逻辑的、高屋建瓴的动员；如果企图使这种动员深入到每一个生活细节，那么，人们必须重提一个概念：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德•特拉西、马克思、曼海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以及斯拉沃热•齐泽克分别从不同的方面阐释了意识形态的内涵。“‘意识形态’可以指称任何事物”，齐泽克写道：“从曲解对社会现实依赖性的沉思的态度到行动取向的一整套信念，从个体赖以维系其与社会结构之关系的不可缺少的媒介，到使得主导政治权力合法化的错误观念，几乎无所不包。”[2]尽管如此，我在这里仅仅想再度提到路易•阿尔都塞阐述的意识形态的两个重要特征：第一，意识形态拥有独特的表象、形象、观念和概念，这一切制造出人们的体验以及人们与社会之间的种种想象性关系；第二，意识形态将每一个个体“询唤”――简单一些或许可以说是精神塑造——为合格的主体。换一句话说，意识形态巨细无遗地教诲人们认同什么，鄙夷什么，崇拜什么，仇视什么。意识形态的功能之一是规训感性，防范个人的独特体验放纵不羁。因此，意识形态制造的大叙事往往被打扮为日常生活不言而喻的前提，种种溢出既定框架的个人经验将被删除，或者定位为一种可耻的观念。如果一个政客——例如美国总统——试图煽动一场战争，他所强调的肯定是国家遭受的严重威胁，大敌当前。他不会愚蠢地在演说辞之中详细计算追加多少亿军费，告知每一个纳税人必须额外地支出多少——个人必须隐去。大概念、大叙事是意识形态削弱乃至统一独特体验的基本手段。现今，民族、国家、科学、人类、正义――诸如此类的超级概念均已成为意识形态的编码，所有的个人经验必须接受这些概念的修剪。人们每日每时都在做出种种琐碎的判断和决定。然而，那些漫不经心的、无意识的甚至近于“本能”的选择无不包含了意识形态的隐蔽“询唤”。尤其是现代社会，意识形态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胶合剂。农业文明时代，感官可以掌握固定而狭小的生存空间，认识周围的形象即可决定种种事务。然而，工业社会的扩张迅速地超出了感官的支配范围。众多的生产环节和一系列概念、范畴、理论模型的交互作用，感官的意义大幅度下降。一个巨大而辽阔的世界矗立在周围。个人的狭小经验成为一种可怜的摸索时，各种解释体系的分类、引导和意义确认将会形成强大的甚至不可抗拒的先入之见。这就是意识形态占据的高度。 那么，感官经验中止了吗？不，人们的感官甚至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繁忙，只不过感官的活动区域大部分局限于大众传媒。相对于古人，人们的身体迟钝了许多，但是，人们对于世界的了解正在以几何级数的方式递增。显然，大众传媒正在形成另一个社会，它的编码甚至隐蔽地修改了人们的感官编码。由于大众传媒的介入，意识形态的声音放大了千百倍，感性的规训拥有了强大的形式。可以说，现代社会的形成包含了意识形态与大众传媒之间前所未有的互相扩张。双方的潜能彼此交汇，相得益彰。十九世纪或者更早一些时候，谁能够预料电视机在“询唤”个体方面拥有的巨大效力？ 现在可以回到这个问题上了——这个时代的文学承担了什么？文学显然是意识形态内部一个富有魅力的门类，并且兢兢业业地行使“询唤”的职能。从神话、诗、戏曲到小说和电影，文学隐含的各种“询唤”将因为独特的美学形式而产生异乎寻常的效果。这时，文学与意识形态各个门类——例如，道德伦理，哲学，宗教，艺术，新闻传播，等等——形成了互相呼应的共谋关系。文以载道，人们可以根据现今的意识形态特征重新充实这个命题。 然而，如同历史上的许多时期一样，驯服地从属于意识形态的仅仅是这个时代的一部分文学。我愿意称之为“完成式”的文学——这一部分文学的主题通常已经由意识形态所完成。相对于地说，另一部分的文学游移于意识形态圈子的边缘，散漫，纷乱，甚至古怪而激进，但是不可化约。意识形态无法轻松地解决或者消化它们提出的那些倔强的主题。这些主题如同狡猾的蛇，悄然地钻出传统的栅栏，构成了一种挑战，一些追问，甚至难堪地暴露出意识形态的运作机制。这一切无不让人联想到精神分析学对于梦、无意识与意识之间关系的解释。这一部分可以称之为“挑战式”的文学。如果时机成熟，如果这一部分文学集聚到相当的程度，强烈的挑战可能导致意识形态的消蚀、失灵、瓦解乃至崩溃。于是，大变革的时刻就会来临。历史的另一回合开始了。的确，这也是一种使命：“挑战式”的文学时常在意识形态转换之际充当骁勇的先锋——那个刚刚完成的时代交接即是如此。 那么，文学的挑战精神是从哪里来的？ 二 现在，可以回忆一下刚刚用过的术语：“美学形式”。这意味了什么？美学形式，这是形象，是个性和风格，是细节，是一个个生动的人物和强烈的意象——总而言之，是一种诉诸人们感性或者感官的形式。这就是秘密所在，很简单。鲍姆嘉通的aesthetics——即“美学”一词——就是从“现象”开始。这些现象不能还原为形而上学体系，也无法完整地与科学概念重合——物理学的描述或者生物知识说不尽风花雪月制造的无限感慨。因为美学，现象和感性的意义终于得到了承认。这开启了另一个方向。正如E•卡西勒在《启蒙哲学》之中所言：“十八世纪哲学不仅坚持了想象力在人的认识中的地位，而且也坚持了感官和欲望在人的认识中的地位。”[3] 生活之树常青，这已经是老生常谈。意识形态是生活想象的限制和管束，然而，形象不时会突兀地撕开了隐蔽的罗网。就在人们被告知生活如此这般的时候，各种形象执拗地刺破了现成的解释。生活之树常青时常是因为个别形象的存在。所以，人们不得不承认，形象是一种无法回避的挑战，种种细节和故事的演变有力地抵抗一系列强加的预设——即使作家本人也无法责令这些形象就范。福楼拜、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文学生涯都曾出现这种现象：他们笔下的主人公大咧咧地摆脱了作家的平庸构想，自作主张地结婚或者自杀了。形象拥有自己的个性，拥有意识形态来不及处理甚至无法处理的剩余。某些时候，这种剩余代表了一个更大的世界。这是形象的不可替代的价值。“挑战式”的文学擅长觉察形象与意识形态之间的距离，并且觉察形象的生机勃勃将对意识形态产生的冲击。所有士兵的使命就是为国王而战，这是一个意识形态的表述；如果某一个士兵活灵活现地走出来，怀念妻子和老父亲，并且开始询问和怀疑为什么必须为从未谋面的国王去死，形象就可能打破意识形态的既定解释。显然，感性就在这个时候活跃起来了。感性的内涵是力比多、震惊性的体验还是现实主义的良知？——总之，感性导致意识形态规训的松懈。 形象地再现未曾解释过的生活，这是现实主义文学观念的朴素涵义，也是现实主义文学观念迄今不曾过时的一面。正是因为这种原因，“挑战式”的文学时常将真正的发现授予感性。深刻的感性形成了挑战的动力，形而上学体系很难产生这些尖锐的发现。这个时刻，文学常常率先从传统意识形态的王国之中突围。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宽怀大度地接纳文学。相反，他们从文学的挑战和突围之中意识到了颠覆的危险。某些文学形象拥有意想不到的颠覆能量。于是，传统意识形态开始不动声色地组织反击。如今，这种反击不一定是绞杀那些存活在故事之中的人物，甚至上演“焚书坑儒”的暴行——如今的技巧高明多了。缝合意识形态与形象之间缺口的常规手段是，捕获逃逸的形象，使之纳入既定的解释体系，认定形象只能拥有哪些合法的意义。文学阐释的一个重要意图即是，迫使形象滞留于一个令人放心区域。阐释不仅负责搜索形象制造的潜台词，而且制定某种意义规范形象。孔子说，诗三百篇的共同特征是“思无邪”。这赋予《诗经》一个品行端庄的鉴定，同时解除了形象可能产生的一切异常的联想。发乎情，止乎礼义，后续的各种阐释巧妙地封锁了这些诗句挑战意识形态的逼人锋芒。为什么文学批评长盛不衰？阐释形象，监控形象的意义，矫正文学的不轨动向，给文学拴上一副缰绳，这肯定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文学批评史显示，文学形象的阐释模式相当丰富。有的批评家关注诗的韵味和境界，追慕“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纵论“元轻白俗，郊寒岛瘦”；有的批评家热衷于炼字炼句，考究音韵节奏；有的批评家擅长分析心理内涵，从悲剧的怜悯、恐惧到无意识和力比多；有的批评家兴趣的是文学形象的历史原型，纵向考据是他们的基本手段。考察文学人物的时候，福斯特所分辨的“扁形人物”和“圆形人物”力图说明的是性格的丰富性。相异的阐释模式表明了形象可能产生的不同意义，表明了文学构成的多种维面。人们没有必要认为，批评家始终在关心文学形象的普遍意义，关心一个人物如何显现千百个人物。事实上，“文小而指大”或者“以小总多”仅仅是文学的阐释模式之一。只有这种阐释模式负责解释形象可能具有的共性，解释个别所喻指的普遍和一般。但是，自从一个理论术语奇怪地成为唯一的正统之后，这种阐释模式突然赢得了超常的份量，甚至排挤另一些阐释模式。当然，我指的是“典型”。 典型，在希腊文之中意为样板或者模型。许多古典作家曾经表示，他们的主人公——例如，一个车夫，一个银行家，一个小偷——是从几十个同类人物身上提炼出来的。因此，他们的主人公代表了一个类型。这个意义上，一个车夫的故事不是他个人的遭遇，而是一大批人的共同命运。他是熟悉的陌生人，身上存有许多人的影子。一旦“典型”主宰了文学批评的运作，文学的阐释纷纷聚集到这个方面：个别形象如何引申为某种共性——这亦即形象背后的个性与共性，个别与一般，偶然与必然，现象与本质，如此等等。 可是，共性、一般、必然和本质的概括时常附带一个事实：形象的简化、收缩甚至割裂，以至于不得不放弃形象本身的丰富和完整性。“杯子是白色的”——任何一个概括性陈述都必将抛开对象的另一些品质，例如杯子由什么材料制成，杯子的几何形状，等等。文学的“典型”也是如此。勇猛的张飞？犹豫不决的林冲？多愁善感的林黛玉？作为民族资本家的吴荪甫？谈论这一切的时候，衡量形象的另一些指标体系只能弃置不顾：张飞几天洗一次澡？林冲的脖子后面有没有一个胎记？林黛玉穿几码的鞋？吴荪甫是否喝绿茶？……概括是一种积极的简化。概括意味了删除众多繁杂和偶然的枝节，清晰地显现特定的局部或者深藏不露的内核，使之赢得正面的表述和解释。 这必然导致复杂的权衡：显现什么？解释什么？同时放弃什么？——简言之，什么共性？杯子的共性在于它的材料、几何形状还是在于它的颜色？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就是在这个时刻插入，隐蔽地诱导人们注视某些问题，同时省略另一些问题。哪些问题更有价值，世界的本质在哪里，这是意识形态所擅长的节目。对于自然主义的信奉者说来，生理遗传是一个首当其冲的关键；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批评家相信，阶级性是决定人物命运的根本原因；女权主义和后殖民理论兴盛之后，性别和种族成了人物言行的解释前提。的确，“典型”证明了一个形象的某种“共性”。然而，意识形态已经事先发出通知，究竟是生理遗传、阶级性、性别、种族还是别的什么才有资格充当“共性”。意识形态有效地锁定了文学阐释的范围，指定活动的区域。“典型”无非在这个范围内将形象的意义扩张至最大限度。许多时候，认定“典型”的某种共性或者本质更像是防止形象产生意想不到的危险意义。 现代文学史上，围绕阿Q形象出现的众多争执是一个相当有趣的案例。这个形象的“共性”定位在哪里？不同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提出了不同的方案。“精神胜利法”与鲁迅以及众多现代作家批判的“国民性”遥相呼应。然而，阶级观念主宰一切的时候，阿Q的雇农身份成了一个绕不开的麻烦。阿Q的好逸恶劳和流氓习气，阿Q的孱弱和糊涂，这些性格特征给雇农的阶级定义制造了一系列难题。尽管不少批评家竭力强调阿Q身上的反抗和革命因素，但是，人们不得不承认，这个家伙已经狡黠地逃离雇农阶级的“共性”规定——这个形象的意义开始失控。这甚至暴露出一个遗留的问题：阶级性与“共性”是否重合。坚持阶级性即是“共性”的观点必须接受一个阶级仅有一个典型的逻辑后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阿Q的意义开始隐约地同种种流行辞令发生联系，例如“人类的弱点”，“逃避现实、退入内心”；“寻找精神家园”；生命的价值或者个体的尊严；如此等等。[4]这与其说阿Q形象的变化，不如说意识形态扩大了诠释阿Q形象的空间。某些时候，人们甚至可以发现一些更有想象力的观点：断言阿Q是标准的儒家信徒。阿Q临死前安慰自己“大概人生天地间，有时难免要……”这是儒家对于天命的默认；阿Q无师自通地说：“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这是儒家“杀身成仁”的回音。[5]既然如此，道家当然不甘示弱。老庄的“绝圣弃智”、“知足常乐”不正是为阿Q精神胜利法的源头吗？[6]至少在目前，民族、国家、社会、阶级、人民更多地成为安置“典型”共性的基础，个性或者形象必须在这些概念之中找到存在的意义。如果解除这些概念，阿Q的癞痢头或者破毡帽也可能出现奇妙的微言大义。 歌德曾经号召作家专注地考察“特殊”，不必担心“一般”的阙如。[7]这是一个伟大作家的自信：只要一个不可化约的“特殊”存在，“一般”将在不断的阐释之中源源而来。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哈姆雷特将在持续的阐释之中永生——或者反过来说，哈姆雷特的永生将持续地制造阐释。不尽的阐释瓦解了“典型”的共性及其防范功能，抛开意识形态的种种预定结论，无限地开放了意义的阐释领域。德里达放纵“能指的嬉戏”，福柯主张废弃“作者”的束缚而容许形象的“意义膨胀”，罗兰•巴特推崇无限的阐释，这一批疯狂的理论家根本地动摇了西方形而上学的基础，惊世骇俗。然而，这不就是美学形式赋予的吗？ 三 这时，“纯文学”这个概念可以再度出场了。无论这个概念拥有多少复杂的内涵，它在时代交接之中承担的一个重要功能是，摆脱传统意识形态的强大控制。相当长的时期，革命口号以及派生出的阶级图谱主宰了一切文化生产模式，文学被指定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纯文学”概念力图回收文学的权利：文学就是文学，文学没有必要负担种种附加的使命。纯文学拒绝工具论，甚至对“文以载道”的传统表示反感。当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语境之中，“纯文学”同时隐约地召回了文学的浪漫精神以及曾经有过的骄傲——正是因此，诗人和作家不会因为权势的俯视而低下高贵的头颅。 可是，何谓“纯文学”？这是一个暧昧的术语。我曾经将“纯文学”称为“空洞的理念”：“没有必要固执地为‘纯文学’设计种种完美的定义——这个概念只能在一系列理论术语的交叉网络之中产生某些不无游移的内涵。尽管如此，这个空洞的理念仍然是理论之轴上面的一个重要刻度。如同数学上的‘零’一样，这个刻度存在的意义是使另一批相邻的或者相对的概念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改变彼此之间的关系，甚至制造出另一些命题。”[8]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纯文学”被视为甩开传统意识形态——例如民族、国家、社会、阶级——的出口，个人主义话语理所当然填入这个概念。自我、主体均是一些炙手可热的词语，纯粹的文学仿佛与纯粹的自我互为表里。这被隐约地纳入了“现代”的范畴。人们的模糊想象之中，现实主义、社会、历史、人物性格均是“传统”文学，个人、内心、无意识、现代主义才是“现代”的产物。从“我是我自己的”到存在主义式的“存在先于本质”，个人自由成为现代社会令人心仪的口号。文学显然是这种口号的拥戴者。于是，传统的历史再现业已过时，现在已经到了打开内心图像的时候——“纯文学”也就是在这个时刻派上了用场。 相对于动荡不息的历史，可怜的内心又有多少内容？这曾经是一句严厉的诘问。人们之所以敢于正视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依赖西方文化提供的一整套新型理论。根据查尔斯•泰勒对于“自我”观念史的考察，内心/历史的关系并不是理所当然地进入内在/外在的模式。“内在深度”的形成包含了众多思想家的持久思辨，例如柏拉图，奥古斯丁，笛卡尔，洛克，蒙田，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的转折，如此等等。终于，“二十世纪已经变得更加内向，已经趋向于探索甚至赞美主观性；它已经探索情感的新的深处，它以意识流为中心，产生了可以恰如其分地称作‘表现主义’的艺术流派。”[9]这时，人们不再将内心形容为一面镜子，不再将这一面镜子视为现实的单纯映像；相反，内心是一所层层叠叠的迷宫，“深度心理学”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重新绘制的内心地图。意识，无意识，本我、自我、超我，力比多，各种因素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结构。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这种结构已经足以导演一个又一个传奇故事。作家开始习惯一种想象：人们的内心隐藏了无限的财富等待开掘，各种精彩的剧目可以在内心上演，外部历史可能仅仅是一种多余的装饰。文学必须进入这个奇异的领地。弗吉尼亚•伍尔芙认为，“生活是与我们的意识相始终的、包围着我们的一个半透明的封套”，内心堆积了无数琐屑的或者奇异的印象，作家的真正职责是“揭示内心火焰的闪光”。[10] 对于“内圣外王”的儒家文化传统说来，这些观点相当陌生。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名噪一时的“主体”理论开始加入这种想象。如今已经十分清楚，主体理论成为重组八十年代文化空间的坐标。以革命和阶级为核心的理论体系耗尽了阐释社会的能量，经济改革与市场启动仍然是一种海市蜃楼式的远景，这时，主体理论适时地出现于二者的中途。至少在当时，主体理论混杂了理性、启蒙、个性解放、天赋人权以及身体欲望等多方面论述。尽管“主体”的内涵远非谈论文学人物的内心深度，但是，文学始终被视为主体理论的主要例证。理论家肯定地说，主体内部存在一个“内宇宙”，“内宇宙”的种种秘密组合决定了人物性格的表征。不存在“内宇宙”的人似乎没有资格担任主体，至少没有资格成为文学的焦点。对于残雪——一个宣称忠实于“纯文学”的作家——说来，这种“深层自我”才是文学的天堂：“文学不再同外部的世俗生活有任何直接的联系，她拔地而起，成了浮在半空中令人目眩的、精巧而又虚幻的建筑。”借助卡尔维诺的《寒冬夜行人》，残雪描述了一个“纯文学”的范例： 一位作家，如果他不满足于描绘“外部”世界（表层自我），并借助这种描绘来透露出心灵（深层自我）的存在；如果他的渴望导致了最狂妄的野心——要创造出一个独立不倚、完全透明，如同万花筒一样变幻的魔法王国，他的追求就必然促使他走上卡尔维诺这条绝路。即，放弃一切理性思考，让肉体彻底幽灵化，进入那凌空显现，边界模糊的陌生领域。能否绝处逢生，是每一位纯文学作家的试金石。……[11] 个人主义话语的“自我”、“主体”之外，语言问题是“纯文学”演示的另一个方面。一批作家专注地实验种种叙述的可能，他们的文学试管里不断地诞生稀奇古怪的语言晶体。人们怀疑这种文学丧失了现实基础，这些作家振振有辞地申辩——这是“纯文学”。文学性的秘密就在语言之中。这仿佛是一种必然跟进：作家必须为幽深的内心世界重铸叙述语言，例如意识流。英美的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的结构主义以及接踵而至的解构主义，这些著名的批评学派无一不是将“语言转向”视为首要问题。很久以后人们才意识到，结构主义与存在主义之间的冲突意味深长。结构主义将语言以及诸种符号视为一个强大的结构，主体或者自我不过是结构之中的一个成分。与人们的通常经验相反，语言符号并不是主体或者自我的表现工具；语言符号规定了主体的形成。主体或者自我只能在“结构”提供的狭小空间活动，它们的自由是有限的。考虑到主体与符号的关系，考虑到后者对于前者的约束，存在主义式的自由毋宁说是一种幻觉。这时，主体或者自我丧失了神秘的内核，它们不再被想象为独立于所有社会关系的超然实体。语言符号及其附带的意识形态密集地编织到主体的形成之中，成为主体的内在组成部分，甚至设定了感觉的密码。这时，所谓的内心仍然是语言符号的产物。从女权主义批评、意识形态批评到文化研究、话语分析，这些批评学派的一个共识是，通过一系列语言符号的解读阐释主体的特征——个体如何被“询唤”为主体，进而被熨帖地安置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之中。这一切的确超出了“纯文学”的理论认识，甚至颠覆了这个概念。 现在，我倾向于这种解释：“纯文学”不是一个令人惊叹的理论发现，这是一个功能性的概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虽然结构主义以及解构主义瓦解了这个概念的基础，但是，这并没有阻止它的流行。“纯文学”至少在文学区域制造出一种气氛：个人主义话语之上的紧箍咒已经解除。个人，尤其是幽深、颤动、自由的个人内心突破了压抑浮上文学话语，它们的意义远远超出了革命集体主义传统范畴——例如民族、国家、阶级或者抽象的人民——的解释和覆盖。这就是“纯文学”向传统意识形态摆出的挑战姿态。 尽管如此，“纯文学”以及个人主义话语仍然时常遭受非议。阐释文学人物的内心或者谈论种种叙述实验，“典型”这个概念无法有效地运转——这是许多批评家深为恼火的事实。另一些批评家难以释怀的是，个人主义话语、自我、主体是不是以放弃社会责任为代价？那些琐碎的欲望和纤细的颤动对于民族、国家或者轰轰烈烈的历史事变又有多少意义？必须承认，“纯文学”与个人主义话语始终是一种文学的另类，它们的道德形象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才得到了某种改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一个重大事件是，市场经济终于赢得了理论的正面肯定。围绕市场和消费，另一套意识形态逐渐成型。显然，这套意识形态愿意赋予个人主义话语一个合法席位。按照史蒂文•卢克斯的观点，经济个人主义“是对经济自由的一种信念。”卢克斯引用H.M.罗伯逊的话说：“个人主义在个人及其心理倾向中寻找社会经济组织的必然依据，相信个人的行为就足以提供社会经济组织的原则，力求通过个人，尽可能让个人得到自由地自我发展的一切机会来实现社会进步。它相信，要做到这一点，有两种制度是必不可少的：经济自由（即企业自由）和私有财产。它相信，不同的个人有着不同的才能，应该允许每个人都在与别人的竞争中，尽最大努力来发展他们自己。”这时，个人主义不仅局限于文学人物的幽深内心；社会历史的意义上，个人主义开始与市场的动力联系起来了。换言之，批评家开始从个人主义背后发现了特定的历史内容。卢克斯同时还指出：“经济个人主义隐含着的一种假定是，反对来自教会或者国家的经济控制。”[12]这显示了市场经济赋予个人的自由。相对于封建社会的人身依附，相对于传统的计划经济，经济个人主义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自由空间。这时，“纯文学”所想象的个人自由终于有了真实的历史依据。 然而，这种乐观仍然是意识形态的产物。如果市场或者消费的意识形态仅仅提供了一套二元的选择——要么封建社会或者传统的计划经济；要么市场经济，那么，自由可以视为市场经济的社会关系特征。可是，所有的人都明白，市场拥有另一套严格的等级制度和权力体系。资本数额是这一套等级制度的基础，亿万富翁享有的许多特权是一个穷光蛋所无法想象的。进入现实，所谓的机会均等仅仅是一句空话。相对于马克思所向往的理想——“人的全面发展”，市场提供的仅仅是一种低级的自由。这并没有否认市场经济的历史合理性。现今看来，市场经济犹如一个无法抗拒的必然。可是，如果意识形态将历史合理性叙述为人类的最后理想，这肯定会引起强烈的异议。显而易见，“纯文学”或者个人主义话语所期待的自由不可能因为市场经济而完全实现。文学终于意识到这个问题：经济个人主义不一定等同于文化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例如伦理的或者美学的个人主义。于是，就在市场或者消费的意识形态慷慨地许诺一个美满的前景时，文学又一次不知趣地骚动起来了。 四 文学不愿意欣然认同市场或者消费给出的意识形态，这至少可以追溯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当时，一批集结在“寻根文学”麾下的小说曾经制造出另一种文学空间。山林，峡谷，江河和湖泊，圆木修筑的小酒馆或者小客栈，一些挎上猎枪或者擎着鱼叉的硬汉或者一群性情刚烈泼辣的娘儿们——总之，这种生活古风犹存，人们甚至可以察觉到一种反现代性的大咧咧的劲头。主人公靠勇猛、胆略、体魄和豪爽义气赢得荣誉，他们对于算盘和账本不感兴趣。踏入车水马龙的街道和摩天大楼，纸醉金迷的消费景观只能让他们发晕。这些人对于奢侈的城市生活充满疑问，他们与市场、消费、锱铢必较的价格以及物质财富的占有和挥霍格格不入。当然，至少在当时，作家仅仅在这一批主人公身上寄寓了另一种文化想象，开启另一种生活维度。然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情况不一样了。一些作家和批评家在全球化、现代、市场和消费背后发现了中心与边缘的冲突，发现了各种隐蔽的权力体系与等级制度，发现了全球资源的重新分配和不平等占有。宗教、种族以及文化身份与经济问题纠缠在一起，嚣张的霸权与绝望的抗议甚至导致一系列形式诡异的战争。这些作家和批评家不仅重新启用“穷人”和“富人”这些久违了的概念，而且分析的范畴超出了经济学而进入文化政治领域。韩少功、张承志、张炜、李陀和汪晖、韩毓海、旷新年、王晓明、戴锦华等均某种程度地倾心于左翼观念；如果在宽泛意义上将同情被压迫者的作家和批评家包括在内，这个名单还会扩大一些。的确，他们不太相信广告、股市和大型超市共同制造的神话——他们盯住了繁华背后一些憔悴、苦恼的面容，并且试图从他们的遭遇之中发现结构性的原因。在他们那里，文学渐渐地产生出一些硌人的棱角。 幸运的是，文学的挑战得到了正面的回应。2003年坊间出现一部文集，标题是一个醒目的疑问句：《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市场》？文集汇聚了一批著名经济学家——其中多人是诺贝尔奖得主——的对于这个问题的通俗解答。编者在后记之中明确地描述了激烈的交锋： 如果我们不带偏见，则必须承认：自由市场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福利，人类也获得空前的行动自由；然而另一方面，也没有任何一种社会安排，如此集中地、持续地受到它的精英——知识分子的强烈拒斥，批判自由市场及其相关制度的声音，在很长时间成为思想文化界的主流；当然从另一方面说，我们也得承认，没有任何一种社会制度能像自由市场制度一样，对这种批判保持宽容，并且根据这种批判不断地自我调整、自我超越，从而保持相当的活力。 这些经济学家分别以通俗的口吻陈述了自己的解释。哈耶克认为，某些知识分子过于相信刻意的控制和自觉的组织管理，相信“任何按照计划建立起来的秩序，肯定优于种种对立的力量自行均衡中产生的秩序”，这是他们痛恨市场和信任计划的理由；弗里德曼将犹太人对于资本主义的厌恶形容为“伪善的道德优越感”；诺齐克的观点多少有些奇怪：在他看来，知识分子反对市场的原因是失利产生的怨恨——社会特别是市场褒奖人们的标准与知识分子生活的校园远为不同，这些受伤的知识分子转而把怒气发泄到市场体制上；布坎南甚至觉得，那些执拗地反对市场的人具有一种无理的顽固——哪怕转向虚无主义也不愿意说市场的好话。另一些经济学家总结出更多的复杂原因，而且也提到了市场使经济进步与自由的普遍增加形成了有益的循环。[13]但是，似乎没有人将目光集中到这种问题上：市场也可能限制个人的自由。多数经济学家承认，一个人必须投合市场愿望，满足别人的需求。否则，他就没有理由得到称心的待遇。所有的价值都必须服从这个首要原则，似乎不证自明。然而，这个原则是不是与真正的自由理想——也就是一些知识分子常常用“个性”、“自我”等概念描述的那种自由理想——存在距离？ 哈耶克指出，倡导市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不屑于空想社会的远景，不屑于社会至上主义者那些乌托邦式的玄想。他们关心的是一点一滴的改良，然而，这也是他们吃亏的原因——他们得不到广泛的社会敬重。[14]可是，如果将投合市场作为构思社会远景的纲领，争议在所难免。无论是考虑道德、美学、正义还是某种内心的愉悦，人们都很容易提出另一些主张。相对于历史已经拥有的思想、智慧以及幸福观念，这种纲领肯定会遇到众多的竞争对手。一个现成的例子是，这些经济学家如此卖力地为市场辩护，难道仅仅因为辩护辞的价格超过了修草坪或者当厨师，而不存在某种社会理想或者知识本身制造的快乐吗？ 至少，文学知识分子不断地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觉得，某些时候的市场以及主宰市场的资产阶级都有可能转化为“个性”、“自我”的压抑。市场的自由交换背后隐藏了巨大的权力体系，这是一种控制的力量。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这种权力体系背后发现了隐蔽同时又残酷的经济剥削以及维护剥削的政治压迫。这个意义上，革命的号召在一部分文学知识分子之间产生了巨大的效力。他们争先恐后地以浪漫的风姿投身于推翻资产阶级的呐喊。相对地说，另一批被形容为“现代主义”的作家缺乏登高而呼的激情。他们反抗资产阶级的方式更多的是冷嘲热讽。现代主义作家大胆亵渎资产阶级的文化趣味，放肆地打击中产阶级保守的生活观念，现代主义的阴郁、神秘、颓废、激进无不显示了另一种叛逆的文化姿态。按照丹尼尔•贝尔的观点，资产阶级仅仅认可经济个人主义，文化领域的现代主义是另一种实验型的个人主义——后者恰恰是前者的敌手。[15]马泰•卡林内斯库认为，波德莱尔是将美学现代性与资产阶级文明现代性对立起来的第一个作家。他察觉，这些作家身上往往有一种意味深长的颓废感： 另一些人——这些人是我们的基本兴趣所在——则钟情于一种现代世界正在走向一场大灾难的感觉。后一集团中的大部分人是艺术家，他们是一种美学现代性的自觉宣扬者，这种美学现代性尽管有着种种含混之处，却从根本上对立于另一种本质上属资产阶级的现代性，以及它关于无限进步、民主、普遍享有“文明的舒适”等等的许诺。[16] 这是文学知识分子的神经过敏，还是某种超常的洞察力？无论是革命信奉者的昂扬还是现代主义作家的黑色幽默，众多文学知识分子均对财富、市场、消费以及现代性表示了某种莫名的不安。必须承认，市场并不像广告许诺的那么完美。的确，市场意识形态具有强大的号召力，仿佛是一个难以超越的终极制度。贪婪可以解释为强大的动力，庸俗趣味可以解释为民主的体现。理论认定市场之中机会均等，因此，贫富不均仍然合情合理。总之，多数人有理由满意了。然而，这些文学知识分子还是尖刻地从市场意识形态的缝隙看到了血泪、苦难、饥饿或者罪恶。无法否认，相对于专制的封建社会，市场极大地增添了自由和活力。但是，苦难还是苦难，饥饿还是饥饿，这些难堪的现象不可化约。真正的平等仍然遥远。 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言易好——是不是文学的感性特别擅长体验痛苦？真正的作家从来不会无动于衷地将目光滑过人间疾苦。苦难是文学的酵母。忍辱负重的司马迁感慨地总结说，历史上的众多杰作均是“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作家所收集的社会个案之中，贫贱阶层承受的苦难远远超过了权贵或者精英。所以，卑微的乞丐远比趾高气扬的富翁更易于打动他们，民粹主义几乎成为一种天然的倾向。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从托尔斯泰到鲁迅，穷人和底层时常是文学不断光顾的领域，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将这个传统引向了高峰。相对地说，穷人和底层所得到的文学叙述远远超过了史学、哲学、经济学或者其他学科。然而，文学仅仅是历史结构内部的一种微弱的声音。决策数千亿资金的流向，控制石油运输的战略要冲，支持某一个派系的政治人物担任政府首脑，敲定某一场重大战役的登陆地点——这些重要时刻，文学对于小人物的同情之泪起不了什么作用。某些时候，文学的浪漫和激情甚至会成为天真幼稚的标本，例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或者，五十年代文学对于中国乡村的想象。那些遥远的人物、故事尤其是作家不切实际的历史想象恰恰遭到了历史的嘲笑。文学不是历史的对手；设计未来历史方案的时候，文学远不如史学、经济学或者其他时髦的学科。这个意义上，现今的那些文学知识分子怎么可能撼动哈耶克们的市场？简直天方夜谭。全球范围内，市场机制及其运作依然如日中天。齐泽克引用詹姆逊的话说，现在已经没有人严肃认真地考虑可能用什么来取代资本主义了。[17]一个雄辩的事实是，文学本身就绕不开市场机制运作——版权，印数，稿酬或者版税，定价，这些都是市场派生出来的概念。 尽管如此，人们仍然要承认，文学知识分子的不安和质疑并没有丧失意义。这首先证明，文学有效地卷入而不是退出这个时代的核心问题；而且，美学形式被炼制为一种有力的叙述——这种叙述可能击穿意识形态的强大结构。市场或者消费拥有的意识形态试图将一切解释得理所当然的时候，文学的声音可能揭示出问题内部隐藏的复杂维面。这就够了。文学无力解决也无法摆脱各种难题，但是文学发现了难题的存在。资金、利润和权力指令的驱遣下，大众传媒往往按照意识形态的口径报告社会现状。这时，文学的虚构形象可能恰恰是意识形态遮盖的内容。一个信息如此丰盛的时代，文学还能如此尖锐地甚至令人憎恶地存在，这就是幸运。 注释: [1]“历史的终结”是弗兰西斯•福山提出的一个论断，引起很大的争议。参见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的《序论》部分，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 [2]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幽灵》，斯拉沃热•齐泽克、泰奥德•阿多尔诺等《图绘意识形态》，第4页，方杰 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E•卡西勒：《启蒙哲学》，第350页，顾伟铭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4]参阅张梦阳：《阿Q新论——阿Q与世界文学中的精神典型问题》，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倪邦文：《人类寻找精神家园的艰难历程——唐吉诃德、浮士德、阿Q及其他形象的诠释》，石家庄，《河北学刊》，1993年6期。 [5]参阅高杰《阿Q精神的哲学根系探源》，北京，《鲁迅研究月刊》，1990年9期。 [6]参阅刘玉凯：《阿Q正传：哲学的诗化》，石家庄，《河北大学学报》1995年2期。 [7]参阅《歌德谈话录》，第10页，8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8]南帆：《空洞的理念》，《文本生产与意识形态》，41页，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9]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第712页，韩震等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10]弗吉尼亚•伍尔芙：《论现代小说》，《论小说与小说家》，第8页，第9页，瞿世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 [11]残雪：《与自我相逢的奇迹》，北京，《中华读书报》， 2004年5月19日第7版。 [12]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82至83页，阎克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3]F.A.哈耶克、罗伯特•诺齐克等：《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市场》，12页，51页，61页，91页，102页，103页，85页，秋风编，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4]F.A.哈耶克、罗伯特•诺齐克等：《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市场》，17页，秋风编，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5]参见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64页，赵一凡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 [16]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第11页，第173页，顾爱彬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17]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幽灵》，斯拉沃热•齐泽克、泰奥德•阿多尔诺等：《图绘意识形态》，第1页，方杰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2005 年第3期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