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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常考量一首诗歌的价值，首先总要以它在诗歌实践方面是否提供了新的经验为基点。这是对于作为艺术的诗歌的最基本的尊重。要是一首诗在艺术层面未能有创造性的发挥与拓展，就会影响到我们对它的价值的评判。这是我们阅读和辨析诗歌价值的前提和出发点。在这方面，《中华之歌》当然是不完备的，它存在着一些令人质疑的因素(例如它的体例、知识性和说理性等)。即使如此，这首长诗依然有充分的理由引发人们的兴趣与信心，并由此得到阅读的满足。这方面牵涉到较为复杂的诗歌欣赏的道理。 阅读《中华之歌》始终伴随着一个复杂的心情。一方面，时不时的，有一些诸如“用诗来传递知识可行吗”的疑问跳出来，一方面，又不能不为它的丰富而驳杂(我避免用“渊博”这个词汇)的叙述所吸引。我们面对这部篇幅巨大、内涵丰富的长诗，首先是由于它的缜密的构思和宏大的架构以及充盈其间的激情和气势而受到感动。 《中华之歌》是一曲对于中华祖邦的倾情的礼赞，在它奔涌澎湃的旋律中跳荡着发自肺腑的对我中华民族山川灵秀和灿烂历史的自豪感。我把它定位为抒情性的长诗。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以抒情诗的体式包容和吸纳了咏史和咏物诗的品质、从而拥有并产生了史诗的效应。这部长诗着力于展现诗的两个基本层面的功能：其一，它充分发扬我国诗歌的颂诗的传统；再就是，它又有效地承袭了自古绵延而今的诗教的品质。长诗对这两方面作了较为完满的融合。 广泛的阅读、观察和积累形成的丰博的知识，上自天文历数，下及山川河海，历代帝王将相，节庆习俗，文明礼教，史籍典册，上天入地，无不赅备，使全诗具有了诗体的百科全书的性质。 作为抒情诗的《中华之歌》，其中蕴涵着抒情主人公的主观的情感抒发。在字里行间，经常出现“二百万年的野蛮时期是多么的漫长和艰难，每一步进化发展都要付出那么多的努力”这样的感慨，有时在叙述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个节庆是一首诗赋，一年的节庆是一部诗书”这样的抒情性很强的诗句。这使长诗能够摆脱单纯的讲史叙事的性质，而赋予它强烈的主观抒情的色彩。 《中华之歌》的写作有鲜明的特点，它的最主要的特点当然是源于诗人由衷的爱国情怀，以及颂扬古老文明的强烈愿望。作者自述，这是“发自内心的歌”。全诗贯穿着对传统“诗韵”迷恋的精神。此诗的构思有着多方面的考虑的话，但“从韵出发”却是其中最重要的考虑。正是由于对长诗创作的这个认识，我坚定了我对作者创作支持的立场，并基本认可了这部存在着某些缺陷的长诗的写作。这不仅是由于他所尊崇的传统精神(这一点很多人都能拥有)，而仅仅是由于他的“诗韵情结”。 人们都知道，构成汉语传统诗歌的持久魅力的，有诸多的因素，其中最为主要的乃是它极大地张扬并体现了诗人独特的情怀，而且把这种情怀点化成了诗中的意境和韵味。这一点，是其他国家的诗歌，甚至包括中国新诗在内所不具备或很少具备的。而这种效果的取得，很大程度是由于汉语诗歌极大地发扬了语言内在的音乐性，其中包括音响效果、对称效果、鲜明的节奏感等。长诗作者对于诗韵的倾心，正应和了上述的这种认识。 《中华之歌》的写作确定以传统诗韵为出发点，无视于可能有的“过分重视形式”的责难，迈出了勇敢的一步，是非常可贵的。从而把汉语内在的音乐性充分开掘、并发挥到极致，使它的诗行充满了铿锵的音韵和和谐的节奏：你建设了多少恢宏的城镇村寨/你哺育了多少杰出的中华英才/你创造了多少灿烂的古老文明/你留下了多么厚重的历史记载。有明显节奏的长句，加上有规律的韵脚，造成了汉语新诗可吟可诵的音乐效果，《中华之歌》的实践弥补了我们普遍感到的新诗的缺憾。 《中华之歌》可以看作是一部规模巨大的诗体的中华文明史，而《新中国之歌》则是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大庆的献礼之作，它是一部同样诗化的当代中国史。正如诗人自述的那样，它不仅是一部“发自内心的歌”，而且是一部诗人自己的“我的生命之歌”。前一著作与我们民族和文明有关，而此时的《新中国之歌》，则与诗人自身的生命经历有关。这部长诗的创作与《中华之歌》一样，全诗的章节结构和韵律安排，悉依前著，依然是汪洋恣肆，音韵铿锵，且规矩井然。像这样的句子：你的名称是用真理蘸着生命和鲜血书写/每一个笔划都凝聚着英雄的生命和鲜血/你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共同书写/每一个字的笔划都是那么坚强和团结…… 诗人充分运用并发扬中国传统诗韵的魅力，绘声绘色地展示建立和缔造新中国的坚苦卓绝、可歌可泣的历史进程。他看重的是史实，着意于历史事件的评说和再现，下笔之初，首重理路的厘清。诗人以饱含深情的笔墨，抒写六十年风雨途中中国人留下的深深浅浅的脚印，字里行间充盈着一泻千里的激情。但他在充分展现作者的知识和学养的过程中，依然坚持着诗歌的优美抒情的品性，章句间依然时时涌现如下的美丽精妙：“奔赴漠河迎接第一声晨钟——纵驼戈壁追逐前人留下的大漠孤烟”，“攀上云贵高原采一段高原云霞——击水万里滚滚长江一路奔流东去”。这些描写，综合起来，构成了长诗华美、璀璨、明亮而极尽铺排的风格。 华文峰显然找到了舒展他的学识与才华的恰当方式，他积蕴于心的情感的火山岩浆，似是在这样气势雄大的体式中找到了喷火口。他的史诗写作也如开闸的激流，一刹那喷涌而出，腾空激荡，遍地漫流，繁丽满眼，蔚成壮观。继《中华之歌》《新中国之歌》之后，诗的灵感踵至，书写更迅捷、也更流畅，视野更拓广，场面也更宏阔。中华史诗的第三乐章《天地人之歌》的相继问世，再一次带给人们以惊喜。 《天地人之歌》延续了前面两部作品的优长之处，不同的是，它更富有哲理的诉求，知识面也有大幅度的扩展。山川河海，村寨城郭、人文典籍、民族风习、囊括其中。特别值得珍惜的是，诗人通过天、地、人三者内涵和彼此关联的揭示，由衷地讴歌了天运转、地运转、人运转的充满生机的理念，以及对于天合地、地合天、人合天地这样一些和谐世界的祈愿。 在长诗《天地人之歌》中，诗人着重阐述了天地人三者之间的理想状态：天道、地道、人道，最后指归于所有人都明白和接受的“知道”(这是我的“杜撰”)。我以为这是诗的“眼”，是诗人创作的立意所在，这也是贯穿三部史诗写作的根本思想。不论诗人是在讲遥远的古代，或是在讲处身其中的当代，还是在讲富含哲理的思想，他的立意和目标总是为着我们的社稷万民的幸福安康祈祷。 原载：《文艺报》2010年07月02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7月02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