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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读过陈集益的小说，记住了作者名字，但没记住作品。这次集中地读了陈集益的小说集，作家和作品都印象深刻。后来见了陈集益一面，感觉他偏高又偏瘦，性情也温和，便有些惊讶，他怎么能写出这样的具有爆发力的小说？陈集益具有南方人的灵气，收敛而有韧性，作品却有针扎般的感觉。小说家总是先刺痛自已，然后再刺痛读者的。而现在具有刺痛感的作家，已经不多了。 现在的文学创作水平如何？新时期的小说创作与以往比较是否不断在进步？我想，这是有争议的。看一下陈集益的这本小说集，或可以很好地回答这一问题。我一直感到把当前文学创作的水平和过去文学成就作比较是很不恰当的。因为我们面临着不同的历史生活环境，有难于取代的艺术追求及目标。至于拿现有创作与以往文学史上有定评的大作家来比较高下，那更是混淆了不同性质的问题。在体现人类本质力量的各个领域中，我们总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取得进展与加速发展。在我看来，科学、艺术、体育都是反映人类文明成果和本质力量的创造性活动，成就和水平是两个概念，前者体现的是历史贡献，后者更多反映的则是现有能力。在艺术领域中，我们自然也会有一些能力不逮或与前人相比不可企及的部分，例如古典诗词或古希腊神话等，这是因为历史条件不能再现和艺术作为个体创造，个性不可复制等原因，但总体上看，至少是在更为广大的小说领域内，水平的提高和创作的进展是显而易见的。陈集益的小说也可以称之为是新一代的生存小说，每一代作家都要写出属于自己的生存小说。我想，它们已构成了一块新的文学版图。 我知道陈集益出生于浙江的一个小山村，高中毕业后便到金华、温州、杭州、深圳等各处打工，现在定居在北京。他的创作自然包含着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情感经历。陈集益小说可分为历史叙事和现实叙事，新一代作家如何进行历史叙事，这是一个问题；同样的问题是，我们只有在历史叙事(广义的过去生活)的基础上，才能拥有深刻的现实表现的能力，于是，下面一个问题便是，进一步的创作发展该往何处去？陈集益小说中的“父亲系列”是他的第一个贡献。如何看待父亲，也就是如何看待历史。中篇《洪水、跳蚤》讲述了父亲的一生。1973年的一场洪水夺去了父亲的健康，从此他长期羁留病榻，贫穷、挣扎、谋生成为人生主旋律。那也是陈集益的童年记忆小说。虽然他未必能完整地记得那段历史，但那些最深刻的烙印和生活的氛围必定会留下，化到小说中来。小说中的陈汉民拖着病体几度挣扎失败后，只能存身于阁楼之中，与老鼠、蝙蝠、麻雀、跳蚤为伍，而母亲党小琴为了生存、养活家庭，又被迫与其他男人相好，凸显出了人的无奈与渺小。小说结尾，父亲之死竟然是因为他拒绝进食，要与抓获至瓶中的跳蚤比挨饿的能力，这真是一个反常而又意味深长的故事。这是一部象征意味浓郁的小说。中篇《城门洞开》是另一种类型的生存小说，由对肉体的父亲的描写变为对精神的父亲的描写。父亲陈纪年给他的三个儿子取名为进城、建城、保城，他一生都在跟自己的身份作对，未能如愿后，便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儿子的身上，接踵而来的便是一连串的挫败。这是一个流行的故事。大喜，大悲，大希望，大失望，大反复，大跃进，一个人的命运与历史如出一辙。参军、上学、进城打工，是他们改变农民身份的普遍的途径，然而即使进了城，文化身份的改变还是更难于物质生活的改变。它打破了社会平等的一种神话。最后，父亲“真的疯了”，城门洞开而他却无门可入。 陈集益的“父亲系列”中包含着辛酸与同情，还有历史继承性和一种生命的联系。它采用略为夸张与怪诞的形式，又是为了适当地表达父亲形象中的可怜、可笑以及可鄙的一面。陈集益小说与众不同的贡献，是他的创作超出了单纯的同情，超出了“苦难叙事”中单纯的揭露或批判，也超出了那些单纯写“代沟”的小说，而是赋予它一种深刻的理解，可以扩大到对于更广大的社会生活的认识中去。因为除了揭示苦难外(这样的小说已有很多)，农民的悲剧、农民改变命运的努力，总是有或可能有“彼可取而代之”的另一面。我还注意到陈集益的“父亲系列”中，都有母亲的形象。写到母亲时，作者心中的痛惜是无条件的，母亲只有善良、付出和牺牲，这也表明了作者与传统的联系。维护母亲的形象也就是维护中国的文化传统。因为在这里，母亲不仅代表着人性中健康的本能、未被扭曲的良知，也隐含着我们悠久朴素的传统。而父亲的形象，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历史。 陈集益的另一部分创作写的是当代年轻人的生活，可以称为是现实系列小说。陈集益的生命之根、出发点是在农村，当父亲的“中国梦”逐步变成现实以后，便要和旋变而又不可知的城市建立起一种新的认识关系、独特的情感关系与审美关系，我以为这将是转型期的富有时代特征的一种创作表现。与以往时代都不同，当下的这些年轻人(如陈集益这样的漂泊者)是身份未固定的一群人，他们难以掌握或普遍需要开辟自己的生活，这就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疑问。短篇《恐怖症男人》《瘫痪》《告别演出》《和抑郁症患者在一起》都是表达这样一种生存状态。瘫痪、抑郁、告别便是其中的关键词。一个失业的男子患上了心理的幽闭症，躲在木箱中不敢见人(《恐怖症男人》)，城市建立起了它自己的家庭标准、社会眼光、价值观和评价体系，它给予人巨大的压力。而《和抑郁症患者在一起》中的年轻人，想逃避这个时代，以至于想要“冬眠”。独特的故事构思，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一般而言，突出构思的小说，通常也就是突出某种思想性的小说，问题是这种思想性如何丰富与不露痕迹地表现出来。中篇《野猪场》便是这样的创作。三个年轻人为在市场经济下致富，让家猪在山上与野猪杂交而筹建了养猪场，却无法克服驯服、喂养与出售此种杂种猪的难题，产生了一系列的波折，其叙事过程本身是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的。勤劳致富，告诉人要勤劳，却未必多数人能致富。于是，又形成了一个关于杂种野猪、野猪场的寓言。有评论说它反映了一种不祥的欲望，是“欲望化时代与人性的寓言”，其实欲望本身并没有什么错，错的是欲望实现的途径、可能性及其背后的东西，这就由主观世界走向了客观世界。陈集益创作的特点是：其作品中现实性与寓言性的暗合和联结都是由生活本身所提供的，是流动的生活及其多面性使人产生的联想，而不是模仿前人，刻意地要把它固定下来。其奇特的想象力，总是能和许多具体、精准的生活描写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在当代青年作家中也是至为难得的。 我一度曾怀疑，新一代作家他们是否已丧失了历史叙事的能力？陈集益的作品使我释然。也有人感到陈集益创作的“苦难叙事”未免太多了些。记得已故前辈夏衍曾经说，他赞同钱钟书先生的意见，中国文学史其主流，可说就是一部“伤痕”文学史，由此可以想见苦难叙事至少在文学上，永远也不会过时。只是我们要区分不同历史时代的特征与要求，而有深刻追求和新的发现。在历史交接的界面上，我也曾担心，我们是否会迎来一个自私自利、自娱自乐的文学时代？读了陈集益的父亲系列和现实系列，我感到年轻一代的作家仍和广大底层民众的生活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创作中散发着社会生动的气韵。文学性并非就是一种有关形态或技巧的要求，它更是一种品质的保证。现在，我们再也不能容忍那种简单、肤浅，是非分明如同解答一道数学题一样的创作了；再也不会接受那种幼稚的，把主客体分离、或为了突出矛盾冲突而处处把主客体对立起来的表达方式了；如陈集益这样的创作便有了一种复杂的色调和情感。青年作家不缺乏敏感、天赋与才华，如果他们尚未作出应有的历史贡献，那么，可能是因为我们对于当前这样一个艰难而又曲折前进的历史新时代尚缺乏一种整体的、成体系性的艺术把握。这自然是一个发展的、共勉的话题。 原载：中国作家网2010-07-12 原载：中国作家网2010-07-1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