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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0年代的中后期，一批年轻的文化人以广东为基地，倡导起了一种被他们自己称为“第三种批评”的“新批评”意识与方法。按照他们的“说法”，到目前为止，我们拥有了两种批评形式：第一种是我们在历史上习惯的“美学———历史批评”；第二种是我们借鉴于西方现代主义批评，学习来的“纯粹的文体文本批评”。他们认为90年代中当代批评的种种困囿与批评本身对文学现实的不适应有关。为此他们提出要建设一种新的批评，选择一种不同于前两者的“第三种批评”方法。 对于“第三种批评”对90年代批评现状的不满，我也深有同感。然而，我却并不赞成把“第三种批评”作为今后批评的可能出路。因为第三种批评的倡导者们虽然大声疾呼，但是“第三种批评”仅仅是一座无法构建的空中楼阁而已。为此，我提倡另外一种批评方式：以简单为基本特征的“第四种批评”。 第三种批评的现实局限 无可否认，“第三种批评”“主义”的提出，对于90年代批评是有积极意义的。原因很简单：因为90年代批评的一系列表现(从沉默到浮躁，从愤怒到斥责，从文化批评到文化拯救，从拒绝通俗到后现代的文化认同)均不如人意，甚至使人感到无聊。在这样的情况下，批评和批评人寻觅一种新的出路，探索一种新的方式，显然是极其必要的。在这种“需求”的拉动下，“第三种批评”的出现就颇显自然，而且较有价值。 然而，“第三种批评”的主要价值恐怕也仅仅表现在这里。即，它仅仅具有某种形式上的新意和价值。而在本质上，它可能不仅很少价值，很可能还是负价值的。我之所以如此归纳评价“第三种批评”，其依据有如下三点： 首先，“第三种批评”可能只是一种对90年代批评的不满情绪，而不是一种理性思考。用主张者的说法讲就是：“第三种批评”不是一种主张，而是多种主张的共存。同时它不是由一个人，或一个意见非常统一的群体提出来的，而是由对文学趋势看法有某些共同点的一群人各自提出的[1]。按照他们的原话，“第三种批评”可以从很多角度去理解[2]。换句话讲，“第三种批评”并未有找到一种可资实际运用的批评方式，他们找到的只是可以让他们自己兴奋不已的“第三种批评”这个概念本身。 作为“第三种批评”的逻辑起点，第三种批评家对90年代批评思潮的两个话语圈“中国式后现代主义”与“人文精神论”表示出了双重否定态度。他们承认后现代主义对“唯政治功利的消解作用”，但反对后现代主义的“一味逃亡”。同时，他们也反对“人文精神批评”对市场文明的“单纯仇视态度”。正是对90年代批评现状的不满意，对现有批评方法的厌倦，导致了第三种批评家们对“第三种批评”道路的寻求[3]。对“第三种批评”的新的努力行为，人们没有理由苛责。不过问题在于：对于“第三种批评”而言，似乎只有“第三种批评”这个术语是清晰的外，其他一切均呈混沌状态。人们读了“第三种批评”家们的文章后，不但没有明了“第三种批评”的奥秘，反而不知道什么才是“第三种批评”了。 第三种批评家们的意识混乱说明：他们通过“第三种批评”这个术语所表达的实际上只是对90年代批评的一种否定情绪，缺少必要的理性斟酌。 其次，“第三种批评”只是一个没有内容深度的平面化术语，它无法成为一种批评实践方式。虽然第三种批评家强调认为：第三种批评不是一种地域性的批评，不是地方色彩，也不是一个批评的流派，而是一种批评意识与批评方式[4]。但是，我却很难从其中找到可以被当作批评方法来加以运用的东西。 蒋述卓声称：“第三种批评是一种文化诗学批评。”“它要求文化诗学批评的操作者具有宏观的广阔的文化视野，立足于文化哲学的高度来批评文学与阐释文学理论。”[5]他认为，“文化诗学批评的理论基点是文化关怀与人文关怀”[6]。陈少华认为：“我们在这里不断说起的‘第三种批评’……它与‘新人文主义’对立吗？我看不全是，它有选择地支持，有选择地批判，它毋宁是钟情于‘人文主义’的；那么它绝对抵制‘后现代’批评中的解构倾向和广场式的狂欢吗？我看也不是，它可以把解构理解为建构的特殊方式，成为引导文学批评的活水。……毫无疑问，它是对批评的一种言说，在这种言说中，它更富于启示色彩。”[7]读到这些第三种批评家们的声言文字，我发觉“第三种批评”根本没有自己的批评方法与判断标准。他们使用看上去颇具新意的术语，来掩饰他们一无所有的批评方法上的空虚。例如：他们所称道的“文化诗学批评”与“美学———历史批评”究竟有何不同？人们怎样才能把握这种不同？既然“第三种批评”是对“新人文主义”批评和“后现代”批评的扬弃，具体上又该如何操作呢？时至今日，我们仍旧看不到“第三种批评”的实践形象是什么样子，不知道这“第三种批评”的方法有些什么可以操作和实践的内容。 其三，“第三种批评”观念的提出尽管有不可否认的积极意义———启发人们的思考，提供研究参照，否定批评现状的不合理性质，但事实上它却是不负责任的。他们自己的解释是：所谓“第三种批评”的“三”，“就是‘多’，也就是说，不是‘一’，也不是‘二’，不是唯一，也不是对立……而是多元”[8]。试问：在一个多元化的批评状态下，又何来一个“第三种批评”呢？如果“第三种批评”就是多元化，那么“美学———历史批评”、“文体文本批评”又如何不是“第三种批评”呢？如此追溯，“第三种批评”的这“三”又有什么实际意义？这难道不是在具体地否定自己吗？ 正是基于上述思考，我认为“第三种批评”的论者们要么出于无奈，要么就是出于不负责任的耸人听闻的炒作心理，因此使一个有意义的批评观念丧失了现实价值。 追求“复杂”， 90年代批评的主要错误 在90年代，面对逐渐火爆起来的新闻化的炒作批评，很多批评家进行了严厉的斥责： 批评界缺席，位置让给谁了呢？让给新闻界了。所以现在作家也聪明了， 80年代他们写出作品恐怕是找批评家们看，现在他们宣传自己的作品则寄希望于新闻媒体……[9] 通过新闻来炒，借助于各自媒体进行宣传，我觉得还是一种伪批评，它不能算严格意义上批评。[10] 此类的批评文字，我们在90年代里几乎可以随处碰到。平心而论，批评家们的抱怨并非毫无道理。因为与批评家们的研究态度相比，只管“炒上一把”的新闻媒体批评的确是不认真的和不负责任的。他们并不关心对作品文学价值的发现，而只是关心它的新闻轰动效应。不过， 90年代批评显然也很少冷静地反思一下：这种与真正意义的文学批评相去甚远的炒作批评局面，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如果追根觅源，问题实际还是出在90年代批评自身。 回顾90年代批评的“轨迹”，人们不难发现：当代批评是沿着两条几乎不相干扰的线索在各自发展。一方面，各类媒体的扩张(数量上的增加和容量上的增加)造成了对文学批评需求的相对增加，出现了样式翻新的媚俗化批评[11]。一方面，文学批评家们继续拒绝或甚少参与文学市场化行为，保持着自己严肃化的学院形象。经过10年的适应，人们对这种“大路朝天，各走一边”的形势似乎习以为常了。好像新闻化的批评就是炒作，与科学和价值无关；好像学院化的批评就是难懂，与大众读者和阅读现实无缘。这当然是一种误会。 实际上，到目前为止，虽然新闻化的炒作批评的确难辞“捧臭脚”的“荣誉”，但这一份责任也不应完全由炒作批评本身来负。试想倘若不是90年代批评和批评家们对大众媒体不感兴趣，倘若不是他们对大众的文学批评要求视而不见，倘若不是他们故作清高而对市场的文化需求无动于衷，他们本来是可以担负起面向大众面向社会的文学批评的责任的。如果他们主动自觉地担负起了这个责任，媚俗化的批评不就可能变成媚俗形式的批评，不就可以变成形式媚俗而内容科学的批评了吗？正因如此，我才认为，造成炒作批评少价值或无价值的直接原因固然是市场导向使然，但是90年代批评也同样负有责任。甚至，其应负责任更为重大。因为对于文化而言，市场将是一个永远的历史背景，批评家们则是活动在这个背景面前的角色。他们是历史的主动者，他们不应放弃这个权力。 90年代的批评家们之所以不愿意成为大众批评家，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原因中的一个就是：他们更为喜欢写严肃的批评文章，更为愿意把批评活动变成一种理性游戏，更为向往深奥化的批评。这是一种深深的眷恋和不懈的追求，甚而是一种病态化的嗜好。正是这种出自90年代批评的生命“本我”的需要，客观上形成了90年代崇尚“复杂”的批评现实。 应该说， 90年代批评对“复杂”的偏爱是起于80年代的。人们还记得：在80年代的后半期，由于对西方新批评理论的引入， 80年代批评开始了追求繁琐文风、写作古奥的过程。在当时，不仅文章越写越长，而且各种引进术语不断被“内销”。然而与今天相比， 80年代批评的这种“复杂”追求还局限在一般地对西方文论观念的“进口”范围内，因此它的“复杂”程度还是有限度的。在90年代批评这里，这一“复杂”情况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主义”横行霸道。在80年代里，人们谈论的东西是“观念”和“现象”。其主要内容来自对西方文论的有关译介，批评处在一种被动的学习状态中。到了90年代，批评家们到处繁殖的是“主义”。各种“新”的主义和各种“后”的主义，以及与此相关的连带术语，可谓层出不穷。在炮制这些“主义”或相似概念术语的过程中， 90年代批评处在主体自由发挥的境地。似乎在80年代里人们用“观念”和“现象”加以标榜的东西，在90年代批评中都被提升到了“主义”的高度上。 由于90年代批评嗜好“主义”，并不断追求各类“主义化”的东西，所以90年代的批评“主义”也是如走马灯一般，来来去去，让人难解真切。由于各种“主义化”批评对“主义”的态度并不十分认真，因而各类“主义”也与科学和严谨无关。给读者留下的往往是不知其奥妙，难解其所指。 第二，文本批评变成了思想游戏。在90年代批评中人们能够见到一种有趣的现象：即在90年代里，批评更为关心的东西并不是文学本身，而是假借文本批评的名义对“自我”进行阐释。离开文学作品，甚至是远离文学文本，成为了90年代批评(包括炒作批评)的通病。这种对“自我”阐释的“文本形式”的批评，由于只是借助于某一文学的文本现象来抒写批评家个人的胸臆，因此直接导致了文本意义在批评中的丧失。在这样的批评面前，阅读者通常能够看到的只是所谓的“文学文本现象”(也许只是一个作家或作品的名称)，而根本看不到文本本身。换句话说，人们不要期望从90年代批评那里获得对文学文本的阅读，在那里人们只能找到故弄玄虚的批评家自己。我承认，批评家之所以会成为批评家，是因为他有长于一般人的专业眼光。因此，批评家在批评活动中表述自己的某种认识是天经地义的。但是，批评家的任务毕竟是阐释文本和文学现象，如果他的行为背离了文本存在及现象本身，或者人们通过他们的批评文字而无法达到理解文本及现象的目的，那么他们就成为了文本阅读的实际障碍，文学批评家就会因此而变成文学的反动。今天，我们在90年代批评这里看到的，恰好就是这样一种情况：批评家故意把批评“上升”为自我思想阐释活动，把批评和对批评的理解变成了一种思想的游戏。 第三，过分的理论化与抽象化。说起批评的意义，批评家们显然无人会忘记。文学之所以需要批评，就是因为需要它帮助人们去理解作品和现象。然而，这只是在理论意义上。在现实中人们看到： 90年代批评的真正心愿并不是帮助人们去解读文本，相反，它是在帮助人们拒绝以至远离文学。在几乎整个的90年代里，文学批评一直在使用极其抽象化的语言方式，罗列出一批又一批只有少数“精英”方能读懂的概念术语；一直在使用极其理论化的逻辑思维，严密甚至复杂，普通读者难以沿着其思想通道达到理性的彼岸。在这里，没有一般的描述，没有感觉化的语言，没有简单的解释，没有被解密的理论。一切都是相反的东西，使绝大多数人不知所云，以致于望而生畏：只觉得自己真没水平。读完了小说或者诗歌散文一类作品，居然读不懂批评文章。读罢古奥深涩的批评文字，竟然不知文学的东南西北。特别是，在绝大多数人那里，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人们根本就失去了对批评的接受能力。对于一般的普通读者而言， 90年代批评无疑篇篇是天书。 小说家余华在某个地方说过：“更多的知识分子正在变得越来越让人讨厌，他们的乐趣只是浑水摸鱼，他们不是将水弄清，而是将水搞浑了。所以我不喜欢中国的知识分子，我指的是思维，我喜欢工人和农民们的思维，他们知道自己要什么，而且直接说出来。”[12]我觉得把余华的话用在90年代批评上，真是最恰当不过了。对于一般研究而言，其专业化程度高一些，我并不反对。因为，此类研究是一种专业活动，与一般百姓无关。但是，文学批评则不同。由于批评本身就是一种解释活动，我们如何要求人们为批评再作一次翻译或解释呢？如果批评家热衷于理论化和抽象化，人们又如何企望批评的作用呢？当然不可能。 为什么是简单批评 由于批评家们在传统上向例把自己看成是非大众的一个文化群体，由于在历史上的各个时代里大众都没有社会意义上的文化需要[13]，也由于在非信息时代条件下缺少必要的“大众媒体”手段，因此，在文化的历史意义上，文学批评的服务对象主要是知识阶层。对于拥有知识能力和习惯于逻辑思考活动的人们而言，专业化的和复杂化的批评不仅是可以承受的，而且是令人愉快的。因为这种形式上复杂的批评不仅可以满足他们的“严谨”的思维习惯，而且还可以满足对这种习惯的自我欣赏。 这种情况倘若发生在社会文化非大众时代里，当然也就不称之为什么问题了。然而到了文化已经被各种公众媒体大众化的时代，特别是到了今天的这样的“信息化”时代，由于消费对任何生产活动都构成了凯恩斯主义的拉动力量，由于对信息的接受活动正在变成一种必然的消费活动，所以原来处身在社会底层的大众，已经上升到社会的主流文化位置，扮演起了文化消费的主体角色。在这样的情况下，尽管人类的文化活动可以分出各种不同的层面，文化在种类上也需要满足不同人群的品味需要，但是其主体或主流却仍旧是大众的。 既然大众成为了现代的文学(和文化)的消费主体，既然文学(和文化)在今天更多地在面对大众，那么大众需要理解文学，需要批评和批评家的帮助，就是非常自然的。同理，就批评存在的本身价值而言，虽然它仍旧需要对文学的一般规律和独特的文学现象进行深奥研究，需要为同行提供理性文本，但是它更需要去面对大众，面对丰富多彩的大众文学及文化现象。这是因为，一方面大众在阅读与欣赏文学作品和文化现象时，需要获得必要的帮助，如果没有批评和批评家充当“文化筛漏”，没有他们帮助过滤文学与文化信息，大众的文化消费活动就很难有序进行，在文化的一般性消费方面，人们就极易丧失价值尺度，这就是说，我们的批评家们不应当谴责大众文化价值的分散与盲目，不应当批评大众文学与文化的审美趣味庸俗，因为90年代批评从未有过真心而真正帮助过大众的文化消费，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我们听到的只有指责声，而甚少有意义的帮助。[14]换句话讲，大众在90年代里十分需要批评，但是批评却没有善待他们；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纠正一个批评上的错误观念：即我们的批评不需要大众，仅仅在小圈子里，仍然可以活得潇洒滋润。或者用有的人的话讲，就是：大众不需要批评。我们必须清醒地明白一个道理：批评不仅仅是文化人的一种思想游戏，它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的文化服务项目。在此意义上，批评本质上是一种“第三产业”，它必须依赖于社会的文学与文化的现实存在而生存。吃“皇粮”的批评家们也许不在意大众文学和文化，但是批评却无法在大众之外找到生存的主要依据。回过头来说，离开了大众文学与文化，现代批评和批评家们则注定要失业。借用马克思的一个句式来表述就是：大众文学与文化肯定要活得比批评家们长远；而批评和批评家们倘若离开了大众时代的文化主流，就注定要活得十分艰难甚至相当凄惨。这也就同时意味着，批评对于大众文学与文化不仅负有社会义务和责任，同时大众文化也是它的衣食父母。 如果现代批评(因为我们马上就要进入21世纪)和批评家们能够开始正视大众文化主流这个社会现实，如果现代批评和批评家们能够意识到自己对于社会所担负的义务，如果现代批评和批评家们能够为社会的主流文化与文学现象进行“批评服务”，那么批评就一定要在甚大的范围内放弃“旧有”的文风与语言系统，采用社会公众语言系统来进行积极的大众批评活动。也就是说，要进行简单批评。因为只有返朴的简单批评，才是具有社会通约性和价值的批评。 简单：有效的社会批评方式 与90年代通行的各种“复杂批评”不同，我主张在文学领域进行有效的简单批评。我之所以反对“复杂批评”且主张简单批评，并无否定理性批评的意思。我考虑的主要基点是： 90年代批评的“纯理性批评”的实践结果证明，“复杂批评”是没有社会倾听对象的。它只能成为一种“圈子”景观，成为一种只为少数人开设的无聊沙龙。 批评要想走出90年代的“困境”，缺少操作意义的观念上的药方(如同“第三种批评”一样)是无用的和无力的。有效的办法是，化减复杂批评，还批评本来的社会品格。只有这样，批评才能脱离自我放逐的“边缘地带”，溶入社会公众的文化生活。 我所谓的“第四种批评”，也就是简单批评，是一种与长期的主流批评所习惯的方式相对而完全不同的批评形式。同时，它也是与“第三种批评”观不同的批评形式。它既是一种新的批评观，又是具有可操作意义的现实的批评方法。作为一种批评观，简单批评主张：尽管批评是一种人类久已有之的重要文化现象，但长期以来，批评作为一种社会文化行为，往往只局限于某个社会中的文化贵族层面上。虽然批评允许个人化或小圈子化的倾向存在，虽然批评允许某种专业的研究意识存在，然而在现代信息大众化的条件下，批评的主体或主导则必须是面向社会和普通大众的。因此从主观上讲，简单批评的观念是充分的平民意识，其本质是无条件的平民化；作为一种批评方法，简单批评主张：现代批评固然是人类的一种理性思辨活动，但是理性思辨从来只是批评的过程而不是目的。作为对文学现象的阐释和判断活动，批评的主要工作任务并不是为了向少数人展示批评家的理性认知能力和思辨逻辑，不是为了批评家的“自我”显现，而是为了帮助普通读者读解文学，为他们把握(判断)文学现象，建立阅读支点。在这个基本原则面前，批评的主要活动是帮助人们的阅读，进行必要的解释、分析和评价。总之，批评没有任何权力以理论、观念、思想、文化、精英等等借口，去增加批评文字的阅读和理解难度。同时，它也没有任何权力拒绝社会普通大众的阅读要求，为阅读设置障碍。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批评方法，简单批评反对以往批评的过度理论化倾向，反对“复杂批评”的艰涩语言习惯，反对“复杂批评”的贵族化的思想游戏式的文风。它强调，批评不能故弄玄虚，文风要平实近人，语言要易懂晓畅。它认为，批评不只应当做到把复杂难识的文学或文化现象用简单明了的表述方式进行阐释，还应当做到，把深奥的理性认识问题以浅显的语言进行表述。 值得申明的是，简单批评倡导的是一种深入浅出的学风，是一种批评的减化形式，但它决不是批评的简单化。在简单批评看来，“复杂批评”中人们常见不怪的那种“引上两句对话，描述上几句情节，然后扣上一个‘大帽子’(结论)”的批评，或者是高言耸听形容词和程度副词乱用的批评，均与“第四种批评”无关。因为这只是一种批评的粗制滥造，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批评，是一种低级批评。简单批评要给予人们的是一个被简化了的、更为人们所理解和接近的形式，而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简单化。事实上要把原本复杂深邃的理性认识和判别溶入简单批评形式中，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不简单的事情。批评如果没有文化和历史的真诚，没有对公众和社会的责任感，恐怕是很难完成的。 注释： [1][2][8]参见金岱《第三种批评：意义的先锋》《广州文艺》1997年3期。 [3]据“第三种批评”的与论者称，他们的此种思考开始于1994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在北京召开的“世纪之交的文学选择”研讨会上。 [4][5][6]参见蒋述卓《文化诗学批评：第三种批评的设想》，《广州文艺》1997年3期。 [7]陈少华：《我的“第三种批评”观》，《广州文艺》1997年3期。 [9]吴亮：《批评的缺席》，《上海文化艺术报》1992年10月2日。 [10]王必胜语，见《对话录：批评号脉》，《作家》1994年3期。 [11]请注意：我并不是在贬责的意义上来使用“媚俗化批评”这一术语的。在我看来，“媚俗化批评”只是一个中性的说法。 [12]余华：《我不喜欢中国的知识分子———答意大利〈团结报〉记者问》，《作家》1999年2期。 [13]在人类以往的历史年代中，大众是以“小众”形式在文化上生存的。他们可能是“群众、百姓、乡亲、乡里”，但却从未形成过文化意义的大众。他们虽然也有属于自己的文化需要和要求，但这种需要和要求却从未成为过社会的文化要求。 [14]批评家吴亮在《批评的缺席》曾经问道：“普通的读者大众，他们需要批评吗？” (作者通讯地址：吉林大学中文系 邮编： 130021) 原载：《文艺争鸣》1999年第4期 原载：《文艺争鸣》1999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