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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神话》是一本书，当然是书中之书。它是沈乔生新著《白楼梦》中主人公之一沐仲的撰述。这位大学里的精英知识分子愤感于一个世俗时代铺天盖地的到来，它不仅使得整个社会沉沦于物欲，而且作为这个社会中的精英知识分子也未能幸免。于是一贯有着“精神领袖”心态的沐仲，按捺不住，揭竿而起。他一面组织起一个“世纪末学社”，一面开始《都市神话》的写作，试图在都市世俗化的狂潮中，撑起一片精神的伊甸。这样的举止，其本身就未必不带一点都市神话的意味，因为它所挑战的对象不是外在的世俗，而是沉潜于世俗中的、作为人的本能而存在的物欲，并且是以拒绝的方式。无疑，挑战的一方带着先天的弱势和不利，它多少有一种“抵抗投降”的悲壮意味。那么，作为被挑战的一方呢—事实上，应该说这才是挑战的正方，不仅因为在一个物欲至上的世俗社会中，物质本身就是一种最强大的力量，总是它率先向其他对手发动攻击；并且就本书而言，同样也是主人公的商界巨子，主动向精神精英扔出了挑战的白手套。拔射的目的很简单，他就是要从沐仲的身上看一看，人到底是精神的力量强大，还是物质的力量强大。于是，两个重量级的人物在精神与物质的两极间、在灵与肉的对立中几乎是互为仇恨地展开了较量。而介于两位男性之间的皇英，作品中构成三角关系的女主人公，既是这场较量的目击，又是男性世界中精神与物质亦即灵与肉双方的亲身体验，她的存在与介入，使得这场较量在非常哲学的远景下，更富情节的波澜。因此，可以这样说，一部《白楼梦》就是以这种“二元”(精神与物质)“三方，’(二男一女)的错综给我们叙述了都市神话的最终破灭。 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是人类自从成为人类以来就纠缠着人类并且注定还要伴随人类相终始的一个问题，它的两难性就决定了作家、尤其是思考型的文人作家对它的难以释怀。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复杂，或者，看似复杂，其实简单。但无论复杂与简单，每一个作家都得在它面前通过自己的情节与人物，作出自己尽可能不同于人的价值阐释。这未必不是一个艰难的阐释。作者写作另一部长篇《股民日记》仅花了三个月的时间，但《白楼梦》从初稿、重写到再改，却历时数年之光阴。当市场经济的大潮于92年刚刚涌动之时，敏感的沈乔生就抓住了这个问题，并以此为背景，把它放在知识分子的范围内进行演绎(即使那位商界巨子拔射也是知识分子出身)。情节的演绎对做惯小说的沈乔生来说，固不是难事，难的是在情节铺陈中的价值选择：物质、还是精神，这是个问题—这种类似哈姆莱特式的表述，在伤透了许多人脑筋的同时，他未必会放沈乔生轻易过关。果然，小说一做就是几年。那么，他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呢，答案当然融化在故事的发展中。不过，小说开头那个颇富哲理的“卷首语”却先声夺人地引起了我们对作者思考的注意。这是一则带有谧言意味的段子，是说无神论者和有神论者争吵，争到极致时，双方互为转化了。“有神论者回到家中，烛光摇曳，他突然了悟，一本接一本，在烛光中烧掉了所有的神书”。与此相同，“无神论者回家，屋内明明灭灭，他突然感到极大的恐怖，跪下来，内心里乞求神的宽恕。”作为。种暗示，它似乎先在地表明了作者对物质与精神问题的价值阐释。 应该说，小说情节在某种意义上的确内含了上述这种潜在的阐释，说其“潜在”，乃是它深深地化解于彼此纠缠的故事中而令人不知不觉。是的，主人公也正是在其不知不觉中发生了潜移默化地变化。这一点，在沐仲身上看到得格外明显，这位自称“精神王者”的精英人物，把自己的对手相应地称为“物质霸主，’o他认为一个人如果不为生存而奔波，精神就自由了。但，事实上，恰恰可能在并非为生存奔波的优裕情况下，潜在的物欲被诱发而不可收。他忘了他其实有过的忧虑。世界上几大宗教都是起源于相对恶劣的自然环境中，那是因为人与自然贴得那样近。可是，在人与自然几乎没有接触的地方—比如城市—抵抗世俗，人的精神就容易失去依托。他不幸为自己言中。在房子、车子、地位、女人面前(这些正是拔射给他下的药，看他究竟能否在优裕面前把持住精神)，不能说沐仲就此放弃了精神，但在物质上已经改变了以前的态度由拒而纳，并且还很感到惬意。这样一个心理细节是颇有深度的。当沐仲洗完桑那接受小姐的按摩时，深感几十年在学术上的苦心孤诣远不及上面封一个官，清贫如洗的学者是没有人会请他到这里来的。前后一对比，他不禁“把自己看轻了许多，又看重了许多。”这个意味深长的细节，把人物的矛盾心态极其微妙地表达出来。此时的沐仲多少有点“对学问已经看淡”，他的《都市神话》当然也就搁浅了。然而，人物的两面性在于，他自己已经在向世俗妥协(这其实是无可非议的)，但他却要组织他的学社批判什么“投降主义”。他从此就在一条性格分裂的路上滑了下去，心中老是物质和精神在打架。一度也不得不承认“一个精神王者为了获得起码的生存条件，需要多大程度上同世俗妥协”。但这话有点矫情，因为妥协并不见得是为了起码的生存条件。当他居然要为儿子办什么百日宴时，他已经世俗得不可理喻了。儿子夭浙后，沐仲一把火烧了他的还没写完的《都市神话》。都市只有世俗，没有神话，尤其是那种拒斥物质的精神神话，注定是要破灭的。当沐仲声称三年不写文章而用于反思时，他的态度是认真，他的确需要重新思考物质与精神的关系。 在人物分工的意义上，拔射这个形象已经符码为一种物质化的表征。他是知识分子的另类。乘着商品经济的潮流踏上了它的头班船，很快就成了个大亨。对沐仲这样的文化人他是不屑一顾的。他认为，知识分子不知鼓噪了多少年，左的右的，路线的意识的，一支笔，一条舌，嚷得人头昏，但却没给社会带来实质性的变化。而他这样的实力派或实干家才能得风气之先，才是强者，才是这个时代的英雄。他果然在这个时代做出了可观的业绩，如果沐仲的精神神话注定破灭，他的世俗神话似乎倒炮制成功。但他是个“恶”的精灵，把对头沐仲当成了物质与精神较量的试验品，甚至不惜以自己心爱的女人做赌注。那么，谁是赢者？沐仲如果输了，赢家就是他吗。显然，沈乔生不会把故事处理得这么简单。当他得知沐仲那不出所料的一系列表现时，他也感到了悲切。正如他的朋友所说：“我们看清了我们的同类，另一个人，也就看清了自己”。这倒是有点哲理。拔射说到底是做个实验，做个有关“人”的实验。可是这个实验之时，却是他失败之日。他在另一个方面失败了，甚至比沐仲还惨。在都市这个不见刀光剑影的厮杀场里，似乎没有谁是胜利者。沐仲的精神神话破灭了。他的世俗神话也破产了。拔射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他最终选择了他所从来的大西北，放弃了这个充满物欲、并且也曾在其中大显身手的都市。 这是否意味着两个无神论者和有神论者互相交臂，亦即物质与精神的相互相过渡呢。这未必不是一种可能。但同样也潜伏着不可能的可能。事实上，小说给我们呈现的是选择上的多种可能性。而皇英这个人物似乎更让人感到精神与物质或灵与肉的难以融合的分离。这个来自大西北的女子，浑身充满了自然的灵气，然而面对这两个男人，先拔射后沐仲，灵魂与肉体的两堂课始终是分开的，从来没有合二之一。无疑，拔射给她巨大的肉体欢快，但为了拉沐仲下水，竟把她当作了诱饵，这显然给她以极大的精神伤害。沐仲固然在精神上满足了她，可是肉体上却又力不从心，她依然是不完整的。皇英与这两个男性分分离离，未必不是一种暗喻，在这个功利滔天的都市社会里，精神与物质的分裂状态似乎是难以避免的。因此，她最后和拔射一样，逃离都市，重回大西北。那么，她和拔射之间，是否能做到灵魂与肉体的完善呢，小说没有下文，它是留给我们想象的。 小说的想象空间往往在于它既给你一种隐隐约约的暗示—比如开头的卷首语，又在它最终能够突破这种暗示而有新的发展—比如皇英和两个男性关系的隐喻意味。没有前者，我们的想象可能会德散；缺乏后者，小说又成了宿命。《白楼梦》很好的把握了这两者之间的“度”。因此，它在阅读上是非常诱人的。但，读毕全篇，关于物质与精神、灵与肉、形而上与形而下，到底是什么？作者似乎什么都说了，却又象什么都没说。所谓什么都说了，一切尽在情节中；什么都没说，作者当然不可能在情节之外另做什么结论。结论在于读者个人，它需要从情节中爬梳。已经说过，《白楼梦》的情节是潜伏着多种可能性的。但如果一定要挑碴的话，那么，物质与精神尽管在理论的意义上是两极的、对立的，但它们却也未必这般非此即彼、剑拔弩张、针尖对麦芒。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可能呢？精神并不是用来与物抗衡的，物质也不是用来抵抗精神的。它们有矛盾、有冲突，但没有根本意义上的对立。把它们搞成不可调和的恐怕不是别人，就是知识分子。一般人并不感到此间的剧烈冲突，在物质与精神的两极之间是一片开阔的地带，它们不是不可以互相渗透。但知识分子为了出效果，往往就把它们两极化了。《白楼梦》未必不是这样，不过这样也不难有这样的理由，只有在两极化的情景中，才能赤裸裸地逼现人的本性与真相。就象拔射拿沐仲做实验，沈乔生也不妨拿他笔下的众人物做一次实验。 原载：《小说评论》1999年第4期 原载：《小说评论》1999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