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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太习惯在小说之外发表言论。尤其是《国画》，50多万字，已经很绕舌了，还要罗嗦什么呢？可是接到的书信和电话不断，朋友们提的许多问题又多半是我无法回答的。我想大凡有兴趣同我联系的朋友，都是极具慧心的，他们想提的问题，答案其实早就在他们自己脑子里了，不过想听我亲口说出来而已。我知道这是个美丽而善良的陷阱，便没有往里面跳。 面对读者朋友稀奇古怪的追问，我感到很好玩，也很欣慰。有些读者朋友也许太相信“小说就是作家自传”这句话了，便很想知道我自己是怎么样一个人。有位读者在电话里居然反复问起我的起居习惯和我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角色。我终于忍俊不禁，笑了起来。原来这位朋友想知道，朱怀镜是不是就是我自己。其实我也一直认为作家写小说，就是写自己。只不过，小说是作家心灵的自传。吴承恩好像没有过美猴王的经历，鲁迅显然没有做过阿Q。我是一个用心创作的写作者，不屑于作缺乏灵魂的僵死文字。我的责任编辑刘稚女士和周昌义先生都说，读《国画》时，总觉得有一股气贯穿绐终，不绝如缕，叫人欲罢不能。他们所说的阅读感觉，其实也就是我创作时的状态。这部小说创作时间前后一年，但折合成全日制，大概不到3个月。因为工作的缘故，我没有整块的写作时间。好在我一直习惯于断断续续的写作，这样倒随意自在。有时一两个月一字未写，再打开微机时，便调出前面的两三万字看看，让自己沉入情节和氛围，续上那股气。我很欣赏我的那些作家朋友，走到哪里都像一位作家，他们有职业作家的气质和习性，叫人怎么看也不会走眼。我偏不行，总是俗眉俗眼，似乎就连作家们说得神乎其神的灵感冲动也没遭遇过，更不会一天到晚沉浸在小说里不知今夕何夕。我坐在微机前，需要写小说，就写小说；需要写公文，就写公文。我的写作也就像微机，自由切换。微机也是机器，免不了刻板。我就是个有些刻板的人，在现实中不懂机巧和算计，笑哈哈地面对世俗得失。不过这样停停打打的写作，叫我有更多的时间沉静与思索，涵精养气。 汉语言实在是魅力无穷的，就说这“气”，空灵而富有张力，但只可意会，没法再说清楚。说了，就直白了，寡淡无味。就像那云霞，色彩瑰丽，飘逸绝俗，可你说它不过是空中的水蒸气因太阳光的照射而呈现的景象，就太没意思了。原来人类是需要幻像的，比如从文学作品中感受到的美的震撼、力的撞击、正义的呐喊、真理的呼唤。面对生活可怕的真实，任何天真浪漫都显得迂阔和可笑。可人类毕竟在苦难中生生不息，凭的就是人们心中永不熄灭的希望之光，尽管这光通常只是幻像。真正的文学都是本着百姓的良心去思索的，因为百姓的良心虽然从不自命崇高，却最合天道公理。《国画》里面没有那些百姓根本不理会的所谓神圣、伟大、正确、权威等等可笑的玩意儿，作品中行走的人物也就是百姓们眼中真实的人物。中国的老百姓已越来越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们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的耳朵听过的谎言实在太多了，几乎搅乱了我们正常的神经。我决不会为了某种功利，昧着良心去欺骗百姓。这种不道德的事有专门的人士在做，让他们去做好了。我按照百姓的良心去关照形形色色的人物，真诚地写作，作品中吐纳的就不会是污秽之气，而是天地之真气、人间之正气。我从不夸大文学的功用，只要读者朋友们读了这部小说，同我共着一股气，一道呼吸了一回，我就知足了。 可有的读者对我的真诚和信赖让我羞愧难当。有位读者因为读了我的小说，竟写信把自己的遭遇告诉我，指望我能为他伸张正义。这些善良的读者把自己喜欢的作家当作社会的良心和正义的守护神了。可我无能为力。大凡持民间立场的作家，他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角色往往也是很民间的，有时还是很尴尬的，哪有能力充当包青天呢？ 坚持民间话语，是我一贯的文学态度，尽管这样的写作也许并不讨好。在别人划定的圈子里生活和说话，自古而然，近世为烈。我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说着别人要我们说的话，我们的语言乃至思维方式早就程序化了。如果文学只是学舌，作家便沦作笼中鹦鹉了，成了贵人们的玩物。笼中鹦鹉的娇弱和乖巧很迎合高雅人的病态审美，却也得依赖贵雅人施舍的饵料才能存活。真正的文学需要自由的翅膀，不屑于畏缩笼中为讨人夸奖而啾啁。文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是一种民间话语方式。民众们终生长劳劳，拥有属于自己的文学，当是一件幸事。但自从两千多年前出现了手摇木铎行走民间的采诗官，文学就逐步堕落成官家的喉舌。中国的官家过早地老练，在别的民族混沌未开之际，中国博带长袖的官僚们就知道打着倾听民声的旗号引导民间话语了，这不知是民族之幸还是不幸。好在古代的信息手段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到底有好些代表民间意志的文学华章还没有来得及封杀，就流传下来了。文学是民族的公共思维，承载着民族的灵魂。如果中国的技术手段一直走在世界前列，文学早被代代帝王禁绝了，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也许只有皇帝们的圣旨和大臣们的奏章的全集或选集，那才叫痛苦! 有的朋友总在《国画》的书名的含义上费尽猜度，还专门来问我。我总是王顾左右而言其他。我不认为小说的书名应有特别的规定性，读者读出什么感觉，就是什么感觉，活泛些好。倒是有位评论家说这部小说在创作风格上有些类似国画手笔，讲究着墨的浓淡浅近和气韵的浑然天成，不刻意，不雕饰，像幅泼墨画。这种说法无关宏旨，不可能犯忌，我同意了。其实这恰恰合乎我的个人的性格。我大抵上算是一个淡远的人，没有大喜，没有大悲，却有大憎。散淡起来就像卜未之老先生，疾恶起来又有些像曾俚了。而卜未之和曾俚都是不合时宜的，我也就常常感到自己早已落伍。但我相信人活在世上，各有各的意义，全在于他所取的生活背景。我的父祖辈们把那片熟识的乡村当作自己的生活背景，他们认定的有意义的生活，就是在乡亲们眼里有脸面。所以我们的父祖辈便做了一辈子规矩人，在乡亲们那里有着很好的口碑。我已没法回到故里去做一个规矩的乡里人了，便只好赖在城里做个不守规矩的人。我并不为此羞愧，反而觉得自己正因为不守有些规矩而更加坦荡和纯粹。我越来越漠视现实的生活背景，寄心于广阔、辽远和未来。现实背景在我的现实生活中模糊了，人便六根清净。我喜欢看高天流云，喜欢看长河落日，但从来不看任何人的脸色，因而我的知音总在远方，那些从未谋面的读者朋友。 我从来都很尊重我的读者朋友，哪怕是买盗版书的读者。《国画》出版不逾半月，盗版就出笼了。买盗版书经济上合算多了，为什么不买呢？我没有资格教训读者不具备反盗版意识，就像面对可笑的对号入座和没有高大形象的责难，我没有义务向谁去启蒙文学知识。倒是很讨厌那些制造盗版的知识海盗，他们愚蠢的脑蛋因为金钱的蛊惑而具备着魔鬼的智慧，最清楚什么样的书能为他们赚大钱。这往往令终身从事出版事业的行家们感到汗颜。据说余秋雨先生因为痛恨盗版而写了些激愤的文字，居然招来有些人的非议，我真有些不理解了。这社会竟然有人为盗版者护短，实在够荒唐了。 有好心的朋友早就鼓动我干脆辞职回家写字算了，这同另一类看起来很关心我的人想到一块儿去了。早些年有人写了首“饿死你，狗日的诗人”的诗，后一类关心我的人，正是怀着“饿死诗人”的阴谋好心劝我专事写作的。这不奇怪，作家有人喜欢，肯定就有人不喜欢。上帝还有人诅咒哩!现在人们一方面对什么阴暗和丑陋都司空见怪了，似乎已没有什么大事能激起人们的愤怒；而一方面人们的心灵又脆弱到不能承载真实，真实的文学作品总能让一些人不高兴。有些不高兴的人便以为我回家去当作家，说不定有天就被饿死了。我并不担心自己会饿死，只是既然习惯了目前这种非职业的创作状态，也就不打算改变。虽然打麻将已经算是体育活动了，但好像上面并没有下文要求所有人晚上都得从事这项高雅活动，那么，我白天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晚上想看书就看书，想写作就写作，什么都不想干了就坐在窗前凝望天空。书房西窗，群楼如林，天余一角，有时还可以侥幸望见些星星。 原载：《理论与创作》1999年第5期 原载：《理论与创作》1999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