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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出生作家”这一指称，最早的文章见于1991年2月，李师东、毛浩在广东的《当代文坛报》1991年第4期发表《第四茬作家群》的长文，其核心概念就是“60年代出生的作家群”。主要是指出生于1960年代，在1980、1990年代走上文坛的一批作家。笔者倾向于这一群落中也应包括一些出生于50年代末期和70年代初期，但其成长背景、创作特质与60年代出生作家极为类似的作家。这是因为50年代末期与70年代初期出生的作家和60年代作家有相近的经历和体验，因而在一些作品的气质方面有相近之处。在论述过程中，为方便起见，通称为“60年代出生作家”。他们虽然没有经历知青下乡的风潮，但是目睹了文革的全过程，见证了斗争的残忍，人性的复杂，生命的卑微。此时的成长变成了歧路彷徨，主人公常常脱离正常的人生轨道，被成长中的迷茫和冲动引向了毁灭。纵观60年代出生作家小说中的成长主人公形象，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特征。 一、边缘化生存际遇下的寻找 60年代出生作家作品中的主人公大多是生存环境恶劣或是精神上比较孤独苦闷的一群人，他们或是被父母遗弃，如《在细雨中呼喊》中的孙光林；或是离家出走，如《美哉少年》中的李不安；或是父母被隔离审查而暂时沦为孤儿的，如《后悔录》中的曾广贤；又或是被父母忽视冷落的，如《十周岁》中的唐冬青。作者这样安排，是有意的将主人公置于生活的边缘，赋予他们旁观者的清醒和客观，使得他们以审视的眼光看到生活中不为常人关注的内容，而边缘化的生存状态使主人公更加努力的寻找温情。程青《十周岁》中的小女孩唐冬青，父母的粗暴无知，使她更加向往温情。在对父母关爱的争取上，她表现了一个孩子的敏感和狡猾，但最后也不过是父母为了伤害对方而竭力争取的武器。小说结尾，面对一系列的打击，“她硬起心肠想，反正是一样的日子，妈妈在是这么过，妈妈不在也还是这么过。”[1]程青的描写冷静中透着残忍，小小的唐冬青让人心疼。 如果说唐冬青的悲剧是不受重视，那么在毕飞宇的一系列“文革与成长”作品中，主人公的挣扎就不仅仅是找寻生命中的温暖，而是在乡村背景下展开的权力挤压中的成长挣扎。《玉米》以少女在文革中的成长历程，道出了乡村权力结构中丰富而细腻的人性变化，凸现了在极左专权中所形成的独特的乡村社会伦理体系。随着父亲王连方的垮台，玉米的家庭受到致命的打击。但玉米是不认输的，她选择了年龄可以当自己父亲的公社革委会副主任郭家兴，想通过权力来改变家庭的命运。此时的玉米已经完成了心灵的“成长”，在这种特殊的现实环境中，玉米的选择是无奈的。她放弃了女性的自我，拼命挣扎在男性权力之中，无形中服从着男权意识，并竭力从中找到自己的生机。这种牺牲并不是只为自己，而是为了重振家庭。玉米是自觉自愿的选择以牺牲自己为代价的方式来实现对权力的追逐，这就是玉米的成长悲剧。 王刚的《英格力士》中的少年刘爱，他的找寻却因为形而上的执着而令人感动。原本他可以像《动物凶猛》中的马小军那样，摆脱父母的管束，放任自己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但是有一样东西阻止了他——一本厚厚的英语词典。这本词典作为一个载体，象征着被社会遗弃的文明。刘爱就是从渐渐理解爱和恨的含义开始，不断的提升自己，最终完成了自身思想的成长。这种执着的人生态度和追求的品性，更加丰富了刘爱这一成长形象，也使得他具备了让人肯定的因素。尽管他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成功（没考上大学），但是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人生信念和追求。这也正是这部成长小说独具魅力的原因所在。 二、决绝的质疑 孩子接触最多的是父母，成长主体因为亲眼目睹了父母在政治和生存的高压下扭曲的人性和虚伪的行为，开始学会质疑。父母在孩子的眼中变得滑稽可笑、软弱愚蠢，失去了长辈的尊严。这寓示着对父辈的反叛，“打倒父亲”或者说“审父”。这一主题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五四”文学开启了这一主题的先河。“五四”作家把封建伦理道德当作批判的对象，并且选择了它在现实家庭中的代言人——父亲作为反封建礼教的靶子。那时作家笔下的父亲形象大都是僵化、固执、保守和专制的。从胡适的《终身大事》、冰心的《斯人独憔悴》、许地山的《命命鸟》到鲁迅的《伤逝》，都展现了专制虚伪的父辈和子女要求个性解放之间的尖锐冲突。当时的反抗体现在要求得到作为一个独立个人的权利，主要是自由恋爱的权利，反对包办婚姻。而到了30、40年代，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空前激烈，在左翼作家小说中，父子之间的冲突是由不同的阶级立场引发的。子一辈对父辈的叛逆主要是背叛所出身的阶级。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中，李杰决定放火烧毁父亲李敬斋的庄园，这就是因为不同的阶级关系引起的。当代小说中有代表性的文本是杨沫的《青春之歌》，林道静反对包办婚姻离家出走，杨沫把林道静最初的背叛家庭设置在浓厚的政治背景上，并且通过她以后的人生经历，展示了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长为无产阶级战士的过程。 这种创作状态一直到90年代才有了根本的转变，60年代出生作家秉承了这一主题，且不再局限于阶级缺陷和政治觉悟，而是首先把父亲还原为“人”，在人性的层面上展开反叛。他们的方式也是有变化的，少却了前代作家笔下激烈的冲突，而是用冷峻、严肃和甚至苛刻的目光审视父辈。王朔在《动物凶猛》中借马小军之口说出对父亲的态度：“我在很长时间都认为，父亲恰逢其时的死亡，可以使我们保持对他的敬意并以最诚挚的感情怀念他又不致在摆脱他的影响时受到道德理念和犯罪感的困扰，犹如食物的变质可以使我们心安理得地倒掉它，不必勉强硬撑吃下去以免担上个浪费地罪名”。[2]这是对严厉的父亲的反抗。 而余华、苏童笔下的父亲形象更加不堪，他们甚至失去了王朔笔下父亲的威严，表现得委琐、粗鲁、冷漠和不负责任。《在细雨中呼喊》中的孙光林，先是被父亲送人，养父死后，重新回到家中，却遭受父亲的冷眼，故意冷落伤害他。在余华的作品中，父亲仅仅是一个有着血缘关系的陌生人。这样一来，父亲的形象就完全坍塌。父性的丢失，不仅是情感上的，而且还具有象征意义。父亲形象本来就是少年成长路上不可缺少的一个链条，而父性的全方位丢失或者说缺席，成为少年精神上不幸的源头，预示了成长路上的迷茫和残缺。只有当作者在追述或是还原历史现场的过程中，才能慢慢的超越成长中的创伤性记忆。 王刚的《英格力士》对父亲的审视并不是那么苛刻，他虽然也以冷峻的目光切入，但是相对余华和苏童而言，对父亲的感情又是很复杂的。他一方面为父亲的软弱觉得难堪，消解了父亲的高大形象，透露出戏谑的意味。另一方面，又隐隐透出对父亲遭遇的怜悯，虽然这种感情主人公未必能意识到。然而主人公对父亲的怜悯被对他更深的质疑压倒了，因而小说更多展示的是父亲在文革中的懦弱无力和灵魂扭曲。小说结尾处，刘爱对父亲设计的乌鲁木齐歌剧院表达了真正的理解和欣赏，至此才与父亲达成和解。 三、拒绝长大：成长的异化 通常意义上的成长应该是一个人被锤炼出健康、完整的人格，满怀信心的走向社会。文革时代，人文主义的理想已经破灭，未来更是黯淡渺茫。因而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笔下的成长也走向了反面，呈现一种“在路上”的姿态，或者更确切的说是对失败成长的描述。在特殊年代里，六十年代作家安排了不同形式的成长历程：或是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尽情狂欢，与周围的世界形成反叛的对立格局（王朔）；或是以死来抗拒成长所必须承受的蜕变和责任（苏童）；或是在孤独和无助中寻找温暖（余华、程青）；或是离家出走的少年最终却发现在精神上和父亲斩断不了的关联，他们经由反抗实现了自己的成长（王刚）；又或是盲目的反抗社会现实却又被它左右，砸碎了现存的价值体系，却无力建立起新的来支撑自己，只能在悲剧的路上越走越远（刘庆）。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他们的成长也许可以理解成“拒绝长大”，“更多的时候，成长小说是拒绝成长的表征，以伤感或愤怒的情绪，成长小说成为献给逝去的美好时光的一束枯萎的花。”[3] 苏童的作品最具代表性，其“少年血”系列塑造了一批未长大就夭折的成长少年群象。成长的动力来自于理想和现实的差距，理想若被抽空，成长就只能是歧路彷徨。生活在无序状态中的少年一旦试图用自己的方式来把握混乱，就转化为暴力。于是，总是被父兄欺压的舒农谋划着放火烧死家人；小拐梦想恢复哥哥的野猪帮。然而暴力非但没有带给他们渴望的秩序，反而制造了更多的迷乱。成长在这里沾染上了成人世界的苍凉和无奈。苏童在《童年生活的利用》中说：“现在我怀着热爱和憎恨想起我的封闭而孤独的童年生活。童年生活其实一直在我们身上延续甚至成长。一个人一生中要面临多少个黑夜，而孩子们眼睛里的黑暗是最浓重的，一个人一生中同样要迎来多少个太阳，而太阳对于孩子其实没有什么寓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童年是值得我们描绘的。”因而，苏童所回忆的童年里黑暗多过光明，悲惨多过欢乐。 此外，60年代出生作家还塑造了一批拒绝成长的主人公，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在成长过程中被异化或是受伤害的群体，他们的成长要么扭曲走向歧途，要么退居内心深处与世隔离。《没有玻璃的花房》中，孩子们在特殊年代里同样会沾染人性的残忍、背叛和谄媚。一群青少年在初涉人世时，就感受到了生活的混乱和残酷，那个时代带给他们的不是有序的生活、稳定的精神，而是无所归属的痛苦与迷乱。也许从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更能准确地理解个人与历史、时代的关系。这些真切的成长体验，带着痛苦和挥霍的青春，带着血泪和不堪回首，揭示了“人”是如何异化为“魔鬼”的。 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笔下的主人公形象多是“不成功的成长”。这些主角都是以回忆的姿态追溯曾经的青春往事，痛苦大于奋起。正如施战军在《论中国式的成长小说的生成》（《文艺研究》2006年第11期）中所说“在痛彻的自我审视中放弃自我精神的追寻和建构，心神的失措和行动的试错不断得到表现却显然缺少灵魂的冒险和强有力的自我成长精神”，而对于中国的成长小说来说，这些还不够深入，我们有理由期待更加成熟的主人公形象的出现。 注释： [1]程青：十周岁［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123页。 [2]王朔：动物凶猛［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 [3]李敬泽：纸现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85页。 ［作者简介］赵慧娟 山东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