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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当代乡土作家赵本夫2008年问世的长篇小说力作《无土时代》，与其前两部长篇小说《黑蚂蚁蓝眼睛》、《天地月亮地》一同构成了“地母”三部曲。土生土长的赵本夫“由于他的农村文化人的双重身分，使他在审美价值取向上对城市文明有着与生俱来的排斥，而社会转型时代的城市文明的种种弊端更加强化了他的都市漂泊者的身份。”[1]这是罗关德先生叙述贾平凹乡土小说时说的一段话，笔者认为用在赵本夫身上更为恰如其分、恰到好处。他以独特的视角将视域集中到了城市，以飓风中的风眼来观察、反思中国当今所面临的种种深沉问题。现代意识更强了。从摧毁一切又复苏一切的洪水一直写到钢筋混凝土浇筑的世界，“拆除高楼，扒开道路”，俨然要彻底颠覆城市文明。小说描写了一群怪人，与城市格格不入，变着法儿与城市“对抗”，上演了一出人间悲喜剧。他们生活在城市里，却怀念乡村，留恋农耕，渴望原生态的风景。小说的题记：“花盆是城里人对土地和祖先种植的残存记忆”，可谓一举点破主旨。在小说中，以“土地”为据，世界截然二分：无土的木城，有土的草儿洼。抛却人物、情节不谈，就主题而言，《无土时代》讲述的还是那个在现代文学便已经被反复讲述的母题——城乡的二元对立、都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冲突。但是作者把这样一个宏大的母题放在当下的背景中，采用侦探小说的外壳，运用夸张、象征等现代主义表现手法，表现了现代都市文明人的分裂，从而使这一母题焕发出别样的光彩。 无土时代以“土地”为主线，重点表现都市文明和乡村文明的冲突。除此之外，小说还涉及“文革”的记忆、时下社会阴暗面的批判等等，可谓内容宏富。“小说的总体结构一如赵本夫的许多作品一样，充溢着一股神秘的气息，整个叙述实际上是一次没有结果的寻找。”[2]这样的找寻其实也是一次侦探，在侦探外衣的披裹下，小说非常扣人心弦。但是读完小说，总会感到有一些地方不可理解，如：沙漠戈壁的女巫、龙泉寺得道高僧、莫名其妙出现的车票，等等。人物个性是鲜活的，但是，对于核心人物天易、石陀、柴门，却充满了谜团。普遍的看法是这三个人物是同一的，是一个人，就是石陀。石陀分裂成三个人，正是无土的都市文明造成的。而文本中也不乏这样的暗示。这样的分析不无道理，因为这三者在性格、行为特征上都有太多的相似，让人不得不认定就是同一个人。但是细想，这样的论证是有漏洞的。即三个人的统一还要建立在文本内部没有矛盾的基础上。而再次细读文本，就会发现其实文本在暗示这三者统一的同时也有漏洞甚至是矛盾。 赵本夫《无土时代》采用了现代主义的手法，无论是石陀“拆掉高楼，扒开道路”的提案、性病防治专家刘先生“妓女合法化”的呼号，还是环保专家的“造一个大玻璃罩把木城罩起来”的建议，无不是滑稽可笑的，至于小说末尾，木城出现了361块麦田、木城政府出台的政策：“污染企业限期整改，否则停产；不再提亮化城市，现有霓虹灯、装饰灯一律拆除；驴车、马车取代汽车……”。这就更加让人感到荒诞了。尽管如此，《无土时代》并不是荒诞派或现代主义的小说，其着眼点仍旧是对社会现实的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另外，我们也得承认，小说情节曲折离奇，但也并不是魔幻现实主义更不是玄幻小说。 小说令我们最费解的正是这三个人物。在文本中，只有石陀是我们既可见又可感的，是真实地活动在木城的。天易没出场就走丢了，天柱、方全林们一直在寻找。我们所知道的有关天易的故事是靠作者的插叙，而且讲完后又回到寻找天易的路上。至于柴门，就压根没出场，从开篇石陀就让谷子寻找，结果找到小说最后也没找到，以柴门的新作《地母》作为他的行踪结束。 天易失踪实在1966年冬天，是在北京被梅老师带走的，但是石陀和梅老师是在第二年夏天才回到木城，时间对不上。矛盾一也。 但是这个矛盾是好解释的。因为后面的林苏转述梅老师的话，“冒险追到北京把他带走。在大半年的时间里，我们去了很多地方，名胜古迹、森林草原、荒滩沙漠、渔村海岛……每到一地，除了游玩，就是疯狂地做爱……”。我们从这基本上就可以认定石陀就是失踪的天易。 “他是一块顽石，他有自己的归属。对了，梅萍姐还说过，石陀这个名字就是他离开荒原时起的。当时梅萍还问他，为什么取这个名字，他说我的远祖就是姓石，是个石匠，我喜欢石头。” “天柱愣了愣，突然一拍大腿，恍然大悟，说可不是嘛！我们大瓦屋家的远祖就姓石，是个有名的石匠……” 故事到这，我们可以肯定，天易、石陀是同一的。 可是问题来了。 “恰在这时，谷子收到一个信息，河南一家杂志社一个月前刚收到柴门的一封信，让把他的稿费寄到甘肃敦煌的一家小客栈。” “辗转三天三夜，谷子赶到敦煌，一路打听到那家客栈时，还是晚了一步！柴门已经在两天前离开，不知去向。” 但是“小客栈的登记中并没有柴门这个名字，据服务员讲，倒是有一个叫天易的人在这里住了一个多月。白天到处转游……晚上回来就关在客房写东西。”这就令人费解了。 石陀在谷子走的前一天晚上请谷子吃饭。按照旅馆的说法，天易应该是在敦煌的！两天和三天这个存在时间差！一个人怎么可能同时出现在两个空间？而且从下文我们知道，“石陀打发谷子外出寻找柴门，自己在家操持为柴门编选集”，而且还被梁朝东跟踪了一个多月，并且许一桃心想：“石总一直在出版社上班，至多偶尔几天不来，不可能跑到敦煌住几十天的，除非他有分身术……”。所以石陀肯定是在木城的，那么出现在敦煌的天易（石陀）是谁？但是天易留在小客栈的纸片的笔迹，石陀也承认是自己的。矛盾二也。 天易为何会出现在柴门提到的客栈中？莫非天易是柴门？而且柴门从木城寄给谷子的书稿《地母》的字迹却又是石陀的。这一系列的描述只能把我们引向天易、石陀、柴门三者同一的道路，但是一旦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这个“同一”，就会遭遇到文本另一些细节的挑战，比如三天和两天的差异。从一个实体的人的角度来考察，从一个人不能同时出现在两个空间来看，我们也只能承认天易、石陀、柴门不是一个人。而这种承认也必然遭到文本的其它暗示的反对。矛盾三也。 谷子是个孤儿，这一点没有任何疑问。据孤儿院的金阿姨所说，谷子是在一个正下着大雪的冬夜，被值班阿姨发现的。包裹着谷子的襁褓是红色的。下文提到石陀和梅老师也有一个女儿，也被遗弃了，是在1982年的夏天。这两个孩子是同一的么？没有太多直接的证据。可是谷子对石陀似乎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石陀在和谷子的谈话中就将土地比喻成母亲，并且坚定地要谷子去寻找柴门，“我做梦派一个人去寻找柴门，梦见的都是你，一模一样，那时我并没有见过你，你说怪不怪？”后来柴门直接把《地母》的手稿寄给谷子。这些又似乎在暗示谷子就是石陀的女儿，而石陀让谷子找柴门其实就是让谷子找寻自己的父亲，找寻自己的身世！如果是“同一”的话，又有时间的不一致。又一处矛盾！ 当然文本不只这些矛盾，还有很多不可思议的地方，比如那个女巫：“他来过。”龙泉寺的高僧：“眼前你要找的人，就不必找了……以前你要找的人，你已经见过多次……”。还有那些莫名其妙出现的单张的车票、住宿票据……总之，这些矛盾和不可思议给小说抹上朦胧而神秘的色彩。 作者似乎在竭力避免将关键人物交代清楚，一方面给出同一的暗示，另一方面则又有不同一的描写，让读者处在是也不好，非也不好的境地。总之是疑窦重重，莫衷一是。 小说的文本可以是一个自足的世界，即小说文本可以自我阐释。其中的人物的活动都可以在文本内找到根据，而不需要借助文本之外的东西。但是，我们看到，《无土时代》中，天易、石陀、柴门这三个人物的关系问题无法在文本内得到完满的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是可以跳出文本，寻求文本外的解释？ 文本之外最容易想到的便是作者赵本夫本人。小说文本内容的宏富与作者的经历不无关系。作者自己也曾说过，“这里的土地和人民养育了我。我的血肉之躯，我的气质、教养、灵魂，都是这块土地赐予的。我爱这块土地，爱这里的人民。”[3]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大胆的设想：“无土时代”中天易、石陀、柴门三者是同一的，非文本内的统一，而是统一于作者。天易、石陀、柴门三者存在太多的一致，无论是外形、神态还是性格等等，我们不妨将他们都看作是作者在文本中的投影、影像。在某种程度上，三个人物可以说不同程度地丧失了作为人物的主体性，其中柴门最甚，天易次之，石陀再次之，而成为作者在不同语境下的传声筒，可以根据作者的需要随时出现在任何的时空中而不受到作为正常的实体人的时空限制，换言之，天易、石陀、柴门都已经虚化成为符号。这么一来，小说中人物时空的矛盾便可以消解了。 至于谷子的身世问题，相比天易、石陀、柴门三者关系要容易得多。我们可以认为谷子就是谷子，与石陀和梅老师的被遗弃的女儿无关；我们也完全可以推测是谷子遭到了第二次遗弃。虽然有点残忍，但也不是不存在这样的情况。 “无土时代根本就没有什么真实、坚固的存在，一切皆是空壳，是幻影。在一阵紧过一阵的虚无的风中飘飘荡荡。石陀、柴门和天易原来就是赵本夫本人，是他心头既分裂又粘连着的多重面相。”[4]但是进一步将文本中的天柱、方全林等人物都看成是赵本夫的投影，得出“这实在是一部独白小说[5]”的结论，则是不妥当的。这样一来，整个小说就成了作者的意识流，所有建构起来的人物形象都被消解掉了，但事实上，赵本夫——这一主体并没有强到压倒文本本身的程度，天柱、方全林等人物的活动都是符合各自的性格特征，也并没有时空的纠葛，在文本内可以得到很好的诠释，因此笔者认为，还是应该肯定这些人物的主体性地位的。 当然也会有别的解释，比如现代主义。 即在文本的局部现代主义色彩非常浓厚，可以很好地解释一些不可思议的事件，如沙漠戈壁上对谷子说“他来过的”女巫，箱子夹层中间多出来的车票，等等。但是用此来解释天易、石陀和柴门的矛盾，则有些牵强。 小说中的矛盾处理得很妙，既存在矛盾，但又不是矛盾到不可调和。这些文本内的矛盾并不是文本的硬伤，反而是文本的一大看点，要不然也不会有诸多研究者纠结于天易、石陀和柴门的扑朔迷离的关系问题。由此可见作者的匠心独运。作者之所以要这样处理这些矛盾，大致是出于以下三点原因： “为了一刻也不放松地抓住读者的注意力，牵紧读者的思路向下发展，不要让读者转移视线，一般来说，往往要有意识设置‘期待’。”[6]这是作家在作品中为了吸引读者、造成跌宕起伏错落有致的境界、增强作品艺术魅力而运用的艺术手法。但作品的好坏不是作家说了算，而要看读者的感受和评价。作者创作作品和读者接受作品显然是两个不同的环节。“文学创作是一个作家与受众之间双向互动的过程，创作和接受是不可分割的矛盾统一体。从创作的角度看，作家是主体，他总是力图通过作品来传达自己对社会、历史、人生的经验与感受；从接受的角度看，受众是主体，他们往往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思想观念、道德意识来领悟和解读作品。受众的接受必须以文学作品为前提，这反映了接受对于创作的依赖性。”[7]对于读者来说，作者不是不重要，更重要的是文本。《无土时代》的人物之所以会扑朔迷离，复杂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显然与读者的审美期待——预判和接受有很大关系。 作为读者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阅读经验：作者不会讲一个缺乏照应的细节，也不会塑造与表达主旨无关的人物。正是基于这样一个主观经验，我们在阅读时往往会根据文本的细节作出自己的预判。比如文本中补叙住在敦煌小客栈里的天易形象：“个子很高，头发蓬松着，腰有点佝偻，戴一副深度近视镜，穿着一件蓝布长衫，老是脏兮兮的。”这个特征就和前面出现的石陀形象的描述非常吻合。实际上，“期待，是事件与事件，或一个事件中的情节与情节；或一个情节中的地点与地点、人物与人物之间的‘搭桥’。有了这个桥，人物可以安然地从‘桥’上走过，事件可以水到渠成地过渡。”[8]正是有了这“桥”，天易走进了石陀。于是，我们就会很自然地将天易和石陀联系起来，得出二者是同一的结论。同样的，我们也会把石陀、天易、柴门这三者都联系起来看，得出三者同一的结论。但是正如前文论述，形成这样的预判必然与时空的不一致形成矛盾。当然我们也可以从时空的细节作出预判，得出三者是分裂的结论，可事实上，从这一层面做预判不是我们的正常思维逻辑，然而这样的预判和接受也必然要和文本形成矛盾。 再比如谷子的身世问题，正是因为前文提到了一个被遗弃的婴孩，我们才会结合谷子孤儿的身份等一系列因素猜想谷子就是石陀和梅老师的孩子。这又是一个“结”、一个悬念、一个“期待”。“艺术的引人入胜，正是表现在给读者留下无限广阔的思索境地。期待，就是引导读者通向这一境地的导游者。”[9]这就是“导游者”的高明之处。如果没有作家前文的交代，读到后文我们也不会做出这样的判断。因为我们一般阅读经验是通常作者不会在一篇小说中讲述一个与诸多人物、主题无关的人物和事件。 由此看来，读者在《无土时代》小说文本的预判和接受上，无论作出哪种选择都不可避免矛盾，除非不做出选择，而这一般又是不可能的。因为《无土时代》是一部极独特的作品。虽然沿袭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创作的路子，但作者以全新的视角、敏感的体察、凸显的张力，描写了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异化和弊端，各种矛盾的显现和激化，特别是城乡文明和乡土文化的冲突。可贵的是作者采取了冷静的审视态度与反思现代文明内涵的视角，因而作为一种文化思潮中的审美表现，融入了作家惊人的文化评判、哲理思考与价值趋向，给读者带来了全新的审美期待。正是读者的审美期待和文本形成的矛盾才使得《无土时代》成为说不完的“无土时代”。如果没有矛盾，哪有读者的热切关注？正是有了矛盾，闪出亮点，提升了作品的看点，攫住了读者的审美心理。“读者在不断的期待中，不断地获得审美情感、审美教育、审美满足，这的确是种艺术享受，真正的感情上的享受。”[10] “文学就是‘人学’。如何把人写‘活’，从来就是作家注意和实践的中心。尤其是小说创作，‘写人’更应放在首位。”[11]文学作品塑造人物形象都得经过由客体到主体再到载体的过程。作者所要表达的主旨都是通过载体来实现的。而载体的创造需要适应主体和客体的需要。 《无土时代》简单地说是“土地情结”、城乡文明冲突，可是《无土时代》并不仅仅局限在此。以土地为主旨，以寻找柴门、寻找天易为两条线索，连缀片段似的章节，构成内容宏富的“无土时代”。“作家要想反映一定的社会生活，离开具体的人那就没有什么可反映了，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作家的一切艺术手段，主要的在于表现人物，因为他是通过人物性格，人物的各种行为的社会动机来反映社会生活的。”[12]所以，小说刻画了诸多类型的人物：以达克为代表的海归派都市人，从他们身上体现的是西方文明与传统文明的冲突；以钱美姿为代表的都市人，流露的则是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与算计；以石陀为代表的现代都市人，展现的是怀乡病和人格的分裂；以天易为代表的红卫兵，讲述的则是文革的记忆；以柴门为代表的思想者，显现的则是对都市现代文明的反抗和颠覆；以天柱为代表的打工一族，体现的是离开乡土但不忘土地的深情；以方全林为代表的留守一族，表现的则是性的压抑和放纵，等等。而每一类的人物中又分成多个层次和小类，从而使得文本中有名可寻的人物各个鲜活，与众不同。 如果我们透过文本中的矛盾，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无土时代》，把它放到“地母”三部曲系列中，把它和寻根文学相联系，就会惊异地发现，《无土时代》是当下的寻根，是所谓现代、后现代背景下的寻根。“赵本夫在他迷恋的黄河故道上，融合俗与雅、奇崛和平实，在通俗文学的重构中，包容了更多的现代意识”。[13]《无土时代》虽然形式上借鉴了现代主义，故事中也充满了荒诞，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将其归为现代派的小说。因为究其本质，《无土时代》是用现代主义的荒诞在自我嘲讽、自我否定，而不是否定传统，恰恰相反，在揭露了现代文明的荒诞之后，传统的意义才得以彰显，“土地”情结才得以凸显。“无土”、“没有根”是对现代的辛辣的概括。《无土时代》的本质正是“寻根文学”的向后看，回到过去，而不是跑步向前。 “寻根”的知青们，回不到那个“阳光灿烂”的革命的年代，于是只能回到更为抽象的过去——传统，传统成为了革命的替代物。但是在“无土时代”，寻根的“根”很具体，那就是土地，并且在文本内部，伴随着政府新出台的规定，伴随着城市里出现了361块麦田，成功地实现了这样的寻根，成功实现了对“现代”的突围。究其本质，《无土时代》可以说是“寻根文学”的继续，但是在形式上、“根”上有所发展和突破。“在中西文化交汇所引起的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背景下，中国文化向西方学习的同时也引起自身文化内部的调整和变动。从小说创作来看，同样如此，一方面是向西方学习，另一方面是传统自身内部顽强的迁延和转化。”[14]赵本夫的小说创作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它采用现代主义这一“向前看”的创作方法来表现一个否定现代、“向后看”的历史母题，这很可能是《无土时代》中最大的矛盾！ 注释： [1]罗关徳：乡土记忆的审美视阈——20世纪文化乡土小说八家［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253。 [2]汪政：寻找与突围［J］.文艺报，2008.2.19。 [3]赵本夫：历史·民风·乡情［J］.寨堡［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6。 [4][5]翟业军：分裂症患者的怀想——赵本夫《无土时代》读札［J］.扬子江评论，2008（2）。 [6][8][9][10]李永生：短篇小说创作技巧［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270.270.279.264。 [7]黄曼君：中国20世纪文学现代品格论［M］.武昌：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372。 [11]张德林：现代小说美学［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194。[12]万曼：关于作品分析的一些问题［J］.现代作品选讲［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6。 [13]董健、丁帆、王彬彬：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34。 [14]赵顺宏：社会转型期乡土小说论［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7.169。 (吴延生： 江苏淮阴工学院。） 原载：《小说评论》2009年第06期 原载：《小说评论》2009年第0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