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姜广平：先请您介绍一下《小说评论》办刊以来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吧！我搜集了一些资料，但不太充分，再说，我想，读者还是更想听听你的叙述。 李国平：《小说评论》酝酿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1983年6月开始筹备，1984年7月陕西省委宣传部和当时的陕西省出版总社批准出刊，1985年元月创刊。《小说评论》的创刊有几个背景：一是当时的语境，批评刊物已经风起云涌，除了老牌子的《文学评论》、《文艺报》等之外，一批新的批评刊物如《当代文艺思潮》、《当代作家评论》、《当代文坛》、《当代文艺探索》、《文艺评论》等已先后创刊，综合性的文艺理论批评杂志当时已经不少，再创办一个同类型的，必然引不起注意，但是，你起名叫《小说评论》应该会引起业内和读者的注意。这是一个朴素的考虑，参照了当时的理论批评刊物格局，寻找自身的定位，也是从生存、特点、发展的角度上考虑的。更深的背景是，当时的筹办人、办刊人有一个思维，自上世纪初现代小说形态和小说批评在中国萌芽发展之后，以发表小说为主的文学期刊构成了中国文学期刊的主干，小说创作突出地代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实绩，新时期的小说创作也是一马当先、思潮迭起，呼应了社会诉求，甚至成为社会变革的先声，但是，大西北乃至全国从来没有一个专门从事小说理论批评的专业刊物，于是决定创办《小说评论》，有意无意中有形无形中添补一下空白，这是创办《小说评论》的原始思维之一，不管怎么说，这个原始思维还是有点厚度和深度的吧。再一个现实的背景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陕西有一个民间文学研究团体，叫“笔耕”文学研究组，聚集了一批文学批评力量，在全国也造成了相当影响，考虑到虽然有一支文学批评队伍，但是，没有阵地，难以巩固，难以发展，从1982年起，就有不断的呼吁创办一个专门性的理论批评刊物。1984年，全国当代文学年会在西安召开，创办《小说评论》的欲望得到了与会专家、批评家的呼应和肯定，于是《小说评论》顺乎时势，应运而生。 创刊时确立的办刊宗旨是：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研究小说作家、小说作品，小说理论，传递小说创作和理论批评信息，发展和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小说美学。确立的主要栏目有：小说形势分析，小说作家作品研究，小说理论研究，小说艺术谈，西北小说研讨，小说新人，小说家谈小说，域外小说理论及创作研究等。在创刊号的编者按中，编辑者申明：“本期发表的文章，在‘二为’方向大旗下，观点各有异同，写法多种多样，我们本着‘双百’方针精神，适应当前的改革形势，凡属学术性的问题，只要顺理成章，言之有物，都予以披露。文章中的观点，并不都代表编辑部的观点，这一期是这样，今后也仍然是这样。”创刊时的定位和设计，奠定了《小说评论》的基本品貌和办刊思路。 《小说评论》的创办人是胡采、王愚、李星、我还有一位老编辑解洛成。胡采当时是陕西作协主席，老一代文学评论家。王愚、李星和我则从《延河》评论组移植过来，解洛成从小说组移植过来，《小说评论》创刊时，由胡采任主编；1987年胡采、王愚并列主编，由王愚主持全盘工作；1993年王愚、李星并列主编，李星为执行主编，主持全盘工作；2006年由我接任主编。 《小说评论》1985年创刊时为80页，定价单本0.45元；1987年扩版为96页，定价单本为1.2元；1991年为2.0元；1999年为4.0元；2000年为5.0元；2005年为8.0元；2008年扩版为160页，单本定价为12元。这个检索，令人有点感慨，是刊物历史的一部分，或许也折射出了些微的社会经济信息。《小说评论》的二十三年，多是在平凡的编校工作中渡过，似乎无太多的波澜，这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大背景，是社会变革前行的受益者，也是新时期文学的伴行者，这么多年来，最感念的是许多读者一期不差的订阅收藏着这本刊物，是许多评论家关注支持着这本平实的杂志。也得到过许多评价、肯定，但是，我们最想听到的还是对它的批评和建议。在办刊十周年的时候，雷达曾说，“《小说评论》是文坛上的西北之光”，“如果没有《小说评论》杂志，西北文坛的天空将多么寂寞”。兹引一则，作为我们自身的期许和生存的信心吧。 姜广平：杂志诞生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应该说，整个八十年代，都是一个文学的时代，一本评论、研究小说的杂志理所当然有了生存的空间，但以现在的情形而论，作为一本学术性刊物，可能在生存上要比纯文学杂志更要艰难。在这方面，杂志社是如何应对的呢？ 李国平：你说的很好，整个八十年，都是一个文学的时代。可能这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但我以为，一个时代以文学为中心，这个社会是不正常的。现在圈里人有人在抱怨文学的边缘化，我说，文学的边缘化对我们文学人是一种悲哀，但对整个社会来说，它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文学就应该居于社会生活的边缘，而且，这个结构变化反映出了社会的进步。第一，现在的文化消费多元多样了，我为什么一定要在文学中寻找滋养。第二，文学应问自己，反躬自身，你反映了多少社会愿望，社会诉求，当你不能积极地回应社会诉求、时代情绪诉求的时候，你凭什么抱怨读者的冷遇，你在那里寻找文学的时代。 作为一本具有学术性质的刊物，我们一直生存困难。生存也可以分几个层次说，比如物质和精神的，但现在出现了一个也许不奇怪的现象，就是批评类刊物反而比纯作品类刊物好生存。有批评家说，现在恰恰是批评类刊物发展的好时代。我知道这和高校的机制、评价体系有关，是需求催生了生产。可是，这并不是生存的根本，并不决定一本刊物的优劣，生存的根本之道在于质量。 我们会问作家，为什么写作？我们也会问学者，批评家，教授，为什么研究？现在许多大学老师，博士，硕士，他是为了完成学术评估指标而写作，而不是基于自己的学术兴趣。我觉得这是正常的，不能要求他只有一个纯粹的动机。同理，我们也深知我们的刊物并不理想，可是，你有什么办法？你要生存，你就得妥协，当然，必须要有坚守的底线。 姜广平：虽然纯文学杂志的生存有一定的困难，然而，现在仍然可以用“卷帙浩繁”来形容当下的刊物如林的情形。这样一来，一本刊物想要在众多的刊物中脱颖而出，就显得相当不易。更何况，《小说评论》的创刊历史也不算很长。但我们看到的是，《小说评论》已经成为业内名刊。《小说评论》是如何成长成这样的呢？ 李国平：首先，《小说评论》有好的传承，刊物的几位主编胡采、王愚、李星不仅是编辑人，也是八、九十年代全国一线的、一流的评论家，是他们对刊物投入了思想、情感，奠定了刊物的基础和品格。第二、做任何事，起码的前提是你得敬业，你得有专业素养，做批评刊物，你就得对批评刊物有认识，你得把批评刊物看成是文学建设，文学史的组成部分，它是一个时代文学鲜活的载体。你想把刊物办成一线的或追求一流的，得有赖于有想法或思想，你的文学敏感和学术认知，你得对现当代文学思潮有较全面的判断和把握。说到底，刊物的品貌就是办刊人思想的体现。 一本刊物的品位、定位，调子和主编者对文学的认知有关，你也许注意到了，我们刊物比较注重于建设，注重于新思维的启迪，这是基于对百年来中国文学历程的认识，新时期文学三十年的几代作家，他们不能和二、三十年代的作家相比，他们经历了多少社会运动和文化运动，在他们的青春成长期，又有怎样的文化传承，文化接受，有怎样的家底和资源。以构成新时期文学主体的包括我们陕西作家陈忠实、贾平凹在内，他们能达到这样的水准，是极不易的，我估计是耗尽了已有的积累和资源。我有时候感到，批评家指出的问题，许多严肃的作家实际上已经意识到了，但是意识到和能传达到中间还有艰难的距离。余光中曾经说，作为一个批评家，是做一个冰冷的法官呢还是做一个具有同情感、理解力的律师呢？这话不无启示。 姜广平：读者们与作者们是如何评价《小说评论》的？客观上说，我发现很多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专家与名流，都在《小说评论》上亮过相了。而且，其文章不但观点深邃、新颖，且文风斐然，我们当初喜爱本这杂志的原因也大多是因为这样一些专栏，便于我们系统地观照一个作家，从而形成自己的判断。现在，作为一个文学评论工作者，《小说评论》则更成为我的案头必读之物了。 李国平：我曾经在不同的场合说过，我们自知我们在什么台阶上，对我们刊物的评价，我们最想听到的是批评，是谈我们的不足，是指出我们的问题，指引努力的方向。 有许多批评家是从80年代开始从《小说评论》走出去的。有些人已经淡出，有些人仍然是批评的中坚。现在成名的，权威的一些博导、教授的处女作，都是在《小说评论》上发表的。但是，我强调，我们从来不认为他们是从刊物走出去的，我始终认为，是他们支持了刊物，提升了刊物的品位和影响。 《小说评论》不是一本元理论、纯理论刊物，它应是一本应用性较强的刊物，尽管如此，我们要求刊物在具象中要有抽象，形而上和形而下相结合；《小说评论》是作家协会办的刊物，不是高校办的刊物，所以它必须有现场感、鲜活性、前沿性，它应是时代文学运动的一个小小的缩影，它也必须要有深厚度，要有学术性，这些年来，我们试图在学术性和文学性、历史感和现场感中寻找一条出路。读者也许看得出来，我们提倡或者追求历史感和现场感相统一，学理内含和鲜活的具有生气的表述相统一。 虽然定位为小说评论，但我们还是想追求超越小说方面的东西，追求一些新思想的刺激，力争一本刊物刊载的文章能给当代批评，当代创作带来些微的刺激和启示。 姜广平：你觉得《小说评论》对中国文学的真正贡献是在什么地方？一种文学价值观的建立？一批优秀评论家的推出？或者是引领了中国当代文坛？《小说评论》和其它名刊比如说《当代作家评论》相比较，有何不同？ 李国平：你前面几个问题，《小说评论》都承担不起，如果说有所贡献，那么可不可以说我们还一直站在当代文学进程的前沿，参与着当代文学的建设，构成了文学生态的一份子。 《小说评论》《文艺争鸣》《南方文坛》《当代作家评论》这四家刊物是近十年甚至是新时期以来站在中国文学批评前沿的，一线的，一流的，保持着较高品位和追求的批评刊物。批评刊物是一个时代的批评背景、学术生态链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个时期最鲜活的批评思潮、批评时尚、学术背景的映射和参照，它不能超越什么，它是一种积累，一种建设，但是它必须有引领的追求，有理想的冲动，哪怕这个理想不能实现，但也得有一种人文理想，批评理想。 现在是一个多元化、多极化的时代，没有一本刊物能代表批评思潮的全部，反映批评的整体面貌，甚至核心区域的刊物也在失去它对当代文学的权威的解读和判断，曾经的《当代文艺思潮》时期和刘再复时期的《文学评论》令人怀念，可是那样的时代已经一去复返了。借用一句话说，现在的批评期刊也是“块状结构”，“多座高原”。 这是一种进步，这个进步也折射着社会文化前行的足迹。 姜广平：在《小说评论》这样的文学名刊担任主编，您是否觉得公共的时间挤占了您的个入时间？毕竟，在主编这个职务之外，我们注意到了，您还是一个优秀的文学评论家。这样就势必带来一些问题：刊物的价值立场，与您本人的文学价值观是否一致？要不要取得一致？以及在不一致的情况下，如何既保持刊物的价值立场又保证自己价值立场的独立性？你更喜欢自己的批评家身份还是更喜欢作为《小说评论》主编的身份？ 李国平：我给自己的定位是，首先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其实这是一个不低的标准，许多作家、评论家一生都是一个文学爱好者，许多非职业、非专业的人士的文学欣赏力要比我们高得多，更具有文学敏感性，更接近文学真理。余光中还说自己在文学的道路上是“半票的童年”呢。其次，我把我定位为职业编辑，从来不敢把自己定位为评论家。有朋友开玩笑说，其实我很没有出息，一辈子就呆在一个单位，一辈子就干一个职业。我从学校一毕业一直干的编辑行业。这是一个职业，它和任何职业一样，底线是你要敬业，要努力把活儿做得漂亮，不说对得起别人，起码要对得起自己。当然，如果我们考察现代文学发展史，评估编辑对文学的助推作用，甚至领航作用，会得到更多的心理安慰，会有一些更高度的认识。 凭心而论，在编辑这个岗位上，打分的标准就是你刊物的质量、水准，在刊物上我还是用心的、投入的，花心血的。当然，遗憾、失落、懈怠等时有发生。 办刊人必须遵循一个常识，期刊是公器，是学术平台，但是刊物，包括它的栏目设置都是编者意志的载体，但这并不意味着编者的意志和作者的意志一定达成统一，所刊载的文章的价值立场和编者的价值立场达成统一。我想，这个学术思想常识已经普及了吧。 姜广平：于此，我还有一问，《小说评论》一方面发现，一方面培养。发现了很多作家与评论家，也培养了很多评论家或者说发现了很多新人。譬如，对金理，我觉得《小说评论》在对这个青年评论家的扶持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其余的，如於可训的专栏、仵埂的专栏，也非常有特色。而你们自己在文学批评上的才情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被遮蔽了。我的意思是，作为《小说评论》的编辑，可能有一种比小说评论家更敏锐、更宽阔的感受能力。可是，你们却没有走上文学的前台，你如何界定自己的意义？你曾经有过后悔吗？ 李国平：《小说评论》一直致力于批评新人的发现和培养。我们没有条件搞圈子化，没有地域和身份的界限，取舍的标准以文章的质量为标准，尤其渴望那些没有名气的人写的既有学理依据但又透现出锐气和生气的文章。客观地说，现在哪一个作家，哪一个批评家是你刊物独到发现的，已经很难了。尽管如此，致力于发现、推出真正具有文学追求、文学含金量的作家作品，致力对新生批评力量和批评思想的发现和推出，一直是《小说评论》的基本理念和传统。作家作品方面，我们有自己的评估，一些边缘的，非主流圈的作家的真正有文学含金量的作品，我们一旦认准，会毫不犹豫的推出，例如北京的陈行之、老村，他们风格不同，但是都是很有思想、很有担当的作家，虽然现在没有被广泛认同和热议，但是，我们觉着他们的作品不比许多名家的差，有较高的文学含金量，就会尽力推出、评论。 批评家方面也是如此。如果一定要举例，典型者如谢有顺，这个一流的评论家是从《小说评论》成长起来为大家所熟悉、所敬重的。还有你所注意到的金理，目前虽然还没有大热起来，但他很有学术实力，文章也漂亮，我们给他开辟了两年专栏，去年，已经被提名为“华语文学大奖”新人奖的候选人。 按理，期刊是公器，是学术平台，我们非常渴望发一些没有名气但有思想有才情的作者的文章，也常常这样做。例如金理。再例如去年的徐兆寿，谁知道他，他去年在我们这儿发的《论伟大文学的标准》很难被归类到那个学科里去。但我们认为好，管它学科规范不规范，就作为头条推出，很快就被《新华文摘》转载。我们非常渴望寻求能够刺激新思想的作者的文章，但是，刊物常常被迫的陷入评价体系的矛盾中，也得追求名人效应，一个博导和他的学生就某一个问题某一篇文章来说，谁的思考深，谁的表述好，不一定。但是谁的转引率高、转载率、转摘率高，不言而喻的。所以，批评刊物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高校评价体系的合谋，做着扼杀学术生命力的事情。这不是我们的本意，我们在有限的抵制，这也是办刊人的一种痛苦吧。 姜广平：但这个问题的背后还有另一个问题。在我与朱大可交流时，谈到沉闷的学院之墙究竟阻拦了什么。学院批评丧失了内在灵魂，以及内在超越的可能性，继而成为行尸走肉；学院批评陷入了自闭的危机；学院批评家失去原创力量，依赖于乏味的知识谱系，以及复制、黏贴和抄袭的互联网技巧，从事密集无效的知识生产，由此卷入了规模宏大的垃圾化进程。然而，我们看到，占据着话语主权地位的批评家们，恰恰大多集中在学院之内。各大学术刊物的作者群，也大多是学院内的。《小说评论》似乎也不例外。学院派批评家俨然成了主流批评家。原本“在野”的批评家，也大多一一被学院“招安”。早在上世纪80年代，学院派在批评界里是少数派，那时候涌现了大批院外批评家，才华横溢，指点江山，现在的情形则相反了，学院派几乎占尽话语空间。对此种现象，您如何看呢？ 李国平：一直以来，都有学院派批评和社会派批评，或作协派批评或印象派批评之分，之争。这是一个现象。曾经，社会派批评占据主导地位，现在，学院派则占据主导地位。这和社会体制、大学体制、大学的学科建构有关。也和社会思潮有关，它的深层背景，是“思想淡出，学术凸显”这样一个悲哀的思潮。如果从积极意义上说，我们肯定学院派批评的知识积累和学术建构，但是，总体而言，学院派批评的精神气象、血脉搏动还是令人失望。但我以为，还不能机械的以身份认同来界定学院派批评或非学院派批评。事情的复杂之处在于，一些身居学院的批评家仍然葆有活力，许多学院之外的批评家则充满平庸和庸俗之气。要害在于，我们不管他身居何处，我们要看他的批评立场、批评表述是否具备良好的学理修养和敏锐的文学感知力。 姜广平：现在文学面临着一些尴尬，既走向成熟，但又处于低迷状态。您如何看这样的文学现状？ 李国平：目下的文学现状，有多种评估。 评估现状，必须有多种参照。比如参照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比如参照上世纪八十年代，比如参照社会政治、经济背景，比如参照文化消费背景。我对现在的文学现状还是持有一种积极的心态的。我觉着如果我们把眼光从主流圈放开去，我们会发现这个时代一些包含着新质的冲突性信息。今天我们面临着许多自由写作者、另类写作者、边缘写作者、非体制内写作者，文学的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已经和貌似经典的对文学的垄断方式、评判方式产生了分歧，发生了冲突，而且，这个冲突会愈演愈烈，我觉着这是一种社会的进步，也是文学的进步。 姜广平：再有，文坛上现在有一些奇怪的现象。譬如红包评论吧。可能在《小说评论》这里，类似的质疑也会有。我看到一些评论家，谓自己的劳动付出很大，接受红包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作为一个职业评论家，有这想法倒也值得理解，但如果是国家养着的教授或研究员，本身就该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为什么还要持这样的观点呢？不知你对此有何看法？ 李国平：法国批评家阿尔贝·蒂博代说：“文学的历史，是指残留到现在的几本书，文学的现实，是许多书，由书组成的滚滚流淌的河流，为了历史，必须有现实。法兰西悲剧留下了什么？高乃依和拉辛。但是，为了能让高乃依和拉辛得以存在，悲剧体裁必须是有生命力的体裁，必须有几百个悲剧被创造出来，此外，还需要有一种每日的批评伴随着文学每日的生命”。我理解，文学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过程，文学的成长，有赖于良好的文学生态。“红包批评”，我们姑且把它当成文学运动、文学生态的一个组成部分吧。问题不在于红包，如果你付出了劳动，你就应该获得酬劳，问题在于你能否忠于文学，能否说出你真诚的评判。为一点情面、酬劳而丧失尊严的事是很丢份的吧。 姜广平：相关的问题也就随之而来，一些不正当的批评方式有时候在主导着文坛，影响着文学的健康生态。客观上说，我对当代很多作家与评论家在某些方面的媾合，甚为不屑。一者，这样的做法过于偏狭，持论也必然偏颇，二者，这样一来，真正的文学必然受到伤害。如果还有第三层原因，那就是，真正具有文学操守的作家，必然会成长艰难。现在，有些人颇有些文坛盟主的样子，左右着文学与文坛的生态，他们捧红了一些人，但也阻遏了一些作家的成长。 李国平：我不敢说激赏你的观察，但深有同感。现在的许多批评方式极端庸俗化，圈子化，某些批评家和作家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结盟的这样紧密，这实际上是批评的耻辱，是很丢格的事情。我曾经说过，这样的现象主要发生于核心地带的文学区域，带出了非常令人失望的风气，一个国家的文学评判如果以核心区域的一些人为定夺的标准，那是不正常的，很悲哀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应该抵制，这就要求边缘的批评家发出自己的真知灼见，要求有追求的刊物发出自己的声音。 姜广平：我还讲过现在的作家们大多选择了一种向下的姿态，其实，现在的批评家，也大多选择了一种向下的姿态，做一个安逸的文人。如何重振批评家们的文学精神呢？我常常在想另一个问题：批评家靠什么成立？仅仅靠阅读与记忆肯定是不行的。批评家应该有他的价值标准与哲学底座，也更应该有其文学精神的高标啊！与上述问题相关的是，很多当代作家似乎都不再是为一种精神去写作了。既没有高尚的文学精神，在关于批判现实的问题上，很多作家绕开了，当然，这也与当前一些东西使得文学不得不遮蔽掉一些东西有关。现在，写作更多地成为作家谋取功利的手段。对这些问题，您如何看待呢？而在这方面，《小说评论》是否有引领作家的责任呢？ 李国平：曾经有人问我关于批评家的问题。我说，怀念别林斯基他们吧，追求现代先进的思想潮流吧，用公共知识分子的底线要求自己吧。其实，文学面临的问题，也是整个思想语境、文化语境的问题。文学批评发展好的时期，恰恰是思想活跃的时期，是文学界汲取思想界营养的时期。我们可以指出中国思想界在何时遭遇了分水岭，可以批评整个思想界的献媚行为——媚权利、媚主流、媚市场。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不应正视自身的问题。这些年来，文学丢失了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良知、勇气，在许多社会公共事务上，在许多精神探求上，中国作家采取的是集体缺席，集体逃避的方式。我举一例，比如现在热议的“三农问题”和“底层写作”，是首先发端于有良知的、关注中国现实的知识分子中间，发端于思想界的不断言说，然后刺激媒体，然后刺激决策层，最后才得到了文学界的呼应，才有打工文学、底层文学思潮的出现。文学不是号称社会最敏感的神经吗？不是时代的晴雨表吗？文学面对大地的脉动跑到哪里去了？怎么对社会的隐痛、社会矛盾如此麻木。文学在整个社会的文明进程中，不说是个失语者，但至少是个迟到者。 姜广平：当代文学恶谥颇多，这一问，我也问及《人民文学》和其他多位作家与批评家了。先是德国汉学家顾彬的“垃圾”之论，国内媒体与受众，片面理解，因而引发了一阵对当代文学的热议。其后朱大可认为，作品乏力，作家失语，中国当代文学沉寂到接近谷底，称“中国文坛是空心化的，它已经荣升为一个庞大的垃圾场。”朱大可对中国文坛的“垃圾场”评价，再次触动了当代文学敏感的神经。也许，这些都可能有点张大其辞，但是，文学正遭受着很多非文学因素的严峻挑战，恐怕这也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话题。最近在与黄发有的对话中，黄发有对此也有发人深省之论。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呢？ 李国平：顾彬的“垃圾”说，是一个误传。回应一个没有求证的说法说明了我们批评界的虚弱和浮躁。顾彬的“五粮液”和“二锅头”说倒是形象地说出了他的学术判断。外国的汉学家也不可一概而论，有的学问很深，有的对中国文学的感知还是一个学徒的水平。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三十年来，国外对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研究大大开启了我们的视野，影响了我们的方法，启迪了我们的表述方式。朱可大的判断也是一种判断，极端的戳到了痛处。我是一个消极主义者，在我看来，文学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要追求理想，但我们也得向现实妥协。只是，妥协要有限度，要增强提升的力量。 姜广平：最近，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刚刚揭晓，你如何看茅奖；你如何看刚刚出炉的茅奖得奖长篇？你觉得当代长篇最可称道的与最不可称道的地方何在？ 李国平：我觉着，必须承认，茅奖是我国最有权威、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大奖，也必须承认，任何一种评奖都不可能完美，反映所有阅读群体的审美期待，茅奖也不例外，它甚至在某一个时期有重要遗失，这是历史的责任，也是茅奖的责任。茅奖中也有个案，如果它不能被文学界和读者所认可，那它应该受到质疑，这种情况是对评委的嘲讽。但我认为，任何文学活动都有它的文学背景、思想氛围、文化语境。当下，我们要追求纯粹的理想，但还得接受不纯粹的现实。茅盾文学奖的演进史就是妥协、博弈的历史，但它总体上飘扬着文学的旗帜。本届评选，我感到，茅盾文学奖的价值取向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这就是官方的要求和文学的诉求有趋同的倾向，它说明，茅奖的评选已经意识到了，它必须更多的渗透进文学精神，必须起到引领文学前进的作用。本届评选，我参加了初评工作，包括鲁迅文学奖，都有些出乎我预料之外的作品出线。有的可以接受，有的无法接受。 前几年，有关于长篇小说尊严的讨论，我觉着现在许多作家或准作家缺少对长篇小说的敬畏感，缺少对艺术的敬畏感，这导致了长篇小说质和量的失衡。如果从高端一点的角度看，当代长篇小说最缺的还是精神高度，是缺失超越世俗层面的东西。 姜广平：我们还是回到杂志本身吧。《小说评论》在此后的发展中，会设定什么样的目标？为什么这样设定目标？ 李国平：你会发现，我们这本刊物还是质朴的、平实的，不是有意低调，是资源不够。我把刊物看成大的学术生态链上的一环，看成一种积累，一种漫长的建设过程。 一本刊物，一期办好容易，期期办好很艰难，长年累月都理想不可能。《小说评论》不敢奢谈目标，我想有一个基本定位吧，就是鲜明的实践性、深厚的学术感、历史感和现场感相统一，学理内含和鲜活的表述相统一，以后万一有人再看它的时候，仍然会把它看成有价值的鲜活的批评生态、批评思潮的参照。 原载：《小说评论》2009年第1期 原载：《小说评论》2009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