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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几年的湖南文坛和文学湘军里，有一个崛起于怀化的作家值得人们关注，那就是以写农村题材著称的邓宏顺。他出身农民，做过乡官，他梦魂萦绕的是那一片生生世世都不能也不会舍弃的乡土。乡村与农民是他创作永远的题材与泉源。 他的作品真正是少而精，但写一个是一个，成一个，几乎个个皆精品。他的中篇《金秋是个梦》(以下简称《金》)发表于《湖南文学》选载于《中华文学选刊》，中篇《纸篾蓬莱》(以下简称《纸》)发表于1999年11月的《湖南文学》选刊于2001年1期《中篇小说选刊》的增刊，中篇《有儿为官》(以下简称《有》)则刊载于2000年10月号《中国作家》。为什么他的作品既不以题材之新颖也不以技巧方法之新奇而取胜却具有如此之高的转载率呢？我以为这主要在于他的作品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及一种现实的深度。其作品体现了一种作家的良知———对共和国土地的深情关注。 《金》中对农民赤贫化的关注，经济关注和理想关注。共和国的土地还能圆农民们勤劳致富的梦吗？在《金》中，主人公花脸是一位在党的富民政策唤醒的朴实的农民，他在强烈的致富愿望下为他的理想作出了种种努力，他的“金秋梦”其实是一种朴实的追求———靠自己的劳动发家，甩掉贫穷靠诚实的劳动致富，扬眉吐气地做人。应该说20世纪90年代在党的富民政策所提供的社会环境里，对有土地和气力的资本，有渴望更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意志的农民花脸来说，这是一份可望更可及的追求，一个真实而不是想入非非的梦想。然而他被那些以木材站、种子站、烟草收购站等“吃”农民的人在不规范的“市场经济下”将他逼迫成了新的贫困者；然而现实生活却无情地使他的这份追求与热望变作了一连串令他悲愤而又不得其解的噩梦。老弟参军被人挤占名额而自杀身亡，加工一套家具去换取买化肥的钱却遭木材管理站没收，假稻种误了阳春，种烟亏了本，交不起税款电视机被收费款的抱走，为赎回电视机和过年锯点木枋卖又被清理并因此而打人进了班房……命运就是如此无情地捉弄着他，使他变成了一个在现实生活中被人嘲笑的“花脸”。农民花脸在市场经济时代里、在致富政策下所遭受的苦难真是催人泪下。小说真实地刻划和描写了中国当代农民的生活艰难，心理困惑与精神困境。作家坚定地站在20世纪90年代现实生活的基点上，为中国农民代言，为今日中国乡村留景。对作为共和国土地的农民命运与出路给予了重新审视与思索。 《纸》中对乡村好官好带头人命运的关注，对他们的政治命运的关注。这个中篇写了一位不是乡长候选人的农科员陶金被乡人大代表全票选为乡长，而原定的乡长候选人却落选了。本不想当乡长的陶金为了不辜负农民的期望，始终代表农民的利益和来自权利的种种邪恶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他当乡长后，一心一意为农民致富而奔波奋斗，他所代表的农民利益和乡政府的其他官员们的利益发生了冲突，在那样一场干部们的利益占了上风和绝对优势的对立中，陶金之死是一种必然。最终他倒下了，农民们扎了个纸篾蓬莱送给自己的乡长。在乡政府大院里只有副书记老易们才玩得转活得好，那不是属于陶金呆的地方。他的土壤在乡间，他的土壤是乡民，他的心里也只有他贫穷的乡民。他的大力发展蔬菜让广大乡民靠种植蔬菜致富的计划虽然得到了县委扶贫领导同志和乡党委张书记的支持和广大乡民的支持而得以成功地实施，却在蔬菜收获的季节里被易副书记和他的乡村恶霸妹夫李良们的汽车收费站的关与卡之下，汽车不愿进来、蔬菜烂在地里，他的心血和乡民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的劳动付诸东流了。他在那样的环境里能够生存吗？失去了作为土壤的农民们被移植到乡政府大院之后的陶金还能够成活吗？只靠选举能够保证他权力的行使吗？作品启人深思。 《有》中对农民之子的关注，体现了他们的道德和精神的关注。作品用一位朴实的老农的眼光，在自己念了书进城当了干部的儿子身上看到了当代官场的忧患。作为父亲的老一辈农民的代表光文吃尽苦头送儿子庆林念了大学，希望他进城作了国家干部吃了皇粮后不要变坏，不要忘本，不要忘记农民父亲的期望，不要忘记自己的土地，不要刨掉自己的根。他听说儿子的文章在报纸上大版大版地登出来了，儿子有出息了他感到由衷地高兴。作为一个中国乡村朴实的农民他一心望子成龙、盼儿作官有出息。为了不拖孩子的后腿不影响儿子前途，他狠心放弃自己的唯一爱好———和燕儿、三菊、二兰等妇女们搓搓麻将的乐趣。他听说庆林被机关分流出来搞钱了，心里一痛，对儿子说：“我就想不通如今这事儿，国家给你们按着月发工资的，还搞那么多钱糊壁板？”庆林说：“爸，你明天到机关去看看，不是你想的那么回事。人多为患，财政不够吃饭了。如今单位交不起电话费，邮电局把电话也切了；发份文件连纸都买不起，有个客要接待，就四处赊账。”乡收费站只收农民货运车的钱，不敢收庆林他们那种县委机关运输车的钱，光文的老相好麻氏的儿子庆早血气方刚，见庆林的磷车什么钱都不交就过了收费站铁门，他也就强行冲铁门，张站长拦车，庆早不仅不停，反而骂着娘踩了脚油门，把他撞出丈把远给撞死了；自然他也给判了死刑。光文担心儿子变坏去乡里看他，感觉到了有人在儿子房里玩女人；他也亲身经历了儿子庆林在宾馆里请客喝酒唱歌跳舞花天酒地的社会应酬，亲眼目睹了儿子庆林的变坏；后又听说了庆早的死。他由此种种而愤怒不已，在跟儿子的争执中终于按奈不住怒火，倾盆大雨般向儿子发泄出来，扬起扁担就照着庆林的脚腕儿狠狠地打，“你跟我说新词儿让我听不懂是吗？爸供你读书，就是让你在爸面前说新词儿让爸听不懂？我跟你说明白，你有部词典我也有部词典。我这词典就是这根扁担!我这词典里也什么话都有，你也不见得都懂!你若离开土地就变坏，我就打断你的脚，让你重新回到这块土地上来!”儿子光文苦苦地流着泪说：“爸爸，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当初你教我认真读书，只望我有个出息，要我离开这块土地到外面去掌印巴子吃饭……儿子有儿子的路要走，离开了土地就由不得良心，我得跟着社会潮流走，如果儿子也和你一样，会有谁来赏识会有什么出息？你可以站在土地上说硬话，但我没有了土地，我靠什么？离开了土地我只有这么做人。”这是无奈的哀号，这是一种清醒的堕落，这也是一个农民之子的灵魂的惨痛。而为了儿子有出息才狠心戒了麻将的光文，在小说的结尾又重新打起麻将来了，作家在这里用淡淡的哀愁讲述了一个撼人心魄的故事。 这些作品极为真实地反映了今日中国县乡两级沉重的现实，尤其是真实地描绘和刻划了今日农民和农民之子的沉重的政治、道德、精神生态。作家的叙事角度是为农民代言，他体会农民的艰辛，他为农民鼓与呼，他关注共和国的土地。他坚持对生活的思考，因而他的作品总是透露出一种令人折服的哲理思考。三个中篇，对中国现今农民的物质、道德、政治三个面进行不同的关注，这三种关注都体现了作家的良知与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众所周知，中国的现代化最关键的问题还是中国农业的现代化。没有农业现代化只是一个沙器，一座海市蜃楼，到头来终会因根基不稳而崩溃的。“其人有隐忧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作家邓洪顺就是这样一个对中国的现代化和共和国的土地充满着深刻的忧患意识的作家。他的作品满载着悲剧精神，反映了中国农民的一种悲剧的生存态，他们生活的悲剧实质以及主人公的悲剧结局。邓洪顺的作品读来给人一种深厚的感觉，这深厚就来自于对这种悲剧的刻划，他的深刻也来自于悲剧，感人来自于悲剧，力量来自于悲剧。作家邓洪顺可谓是有大感情、大胸怀、大慈悲的人。 他的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生动鲜明而可的人物形象：民选乡长不拿国家工资的农科陶金，在他的身上体现了农民的本色与良知作为干部之父的光文则是一个本色的农民，强坚守着农民的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念。农民花脸则是一个活脱脱的被生活的重和沉重的现实所扭曲的新时期的闰土。 邓宏顺出生于乡村成长于乡村，他就像乡村土壤里的蚯蚓松土一样，默默耕耘在文坛，至今他已在《中国作家》《清明》《芙蓉》《百花洲》《萌芽》《湖南文学》等十余家文学期刊上发表中篇小说16部。在《人民日报》《散文》《北方文学》等报刊上发表散文100多篇并出版散文集一部。他发表在《萌芽》上的中篇小说《血嘴杜鹃》几乎是与《凤凰琴》同时涉及到中国乡村的教育忧患，因而获得了上海的“萌芽文学奖”，其散文也曾有两度获得过《人民日报》散文征文奖，真可谓是成绩蜚然。 邓宏顺的作品写得少而精，但要更精，今年发表的《纸篾蓬莱》缺乏前些年《金秋是个梦》的精致和细腻，而《有儿为官》更显仓促痕迹。在这个浮燥而躁动不安的时代里希望他更沉静一些，做一个真正的“素心人”，只关注他的“土地”和创作事业，而不要像一些作家一样花太多的精力去关注自己的“羽毛”。他的作品有力度但要更深沉更厚重。他已经写出了中国农民的困惑、痛楚、期待与希冀，更要写出当代中国农民心理、情感、精神历程来，要写出中国当代农民的灵魂之痛之喜来。这样才是向“大手笔”的追求与进军。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2年第1期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2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