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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贾平凹的长篇新著《高老庄》，总由不得想起他的《浮躁》、《废都》、《白夜》、《土门》。把《高老庄》放到他的这个长篇系列中去感受和思考，我感到，这部《高老庄》从很多方面看，都是贾平凹长篇创作的一个合题。我是说，如果《浮躁》是一个正题，《废都》、《白夜》是一个反题，那么，由《土门》到《高老庄》便是一个走向合题、完成合题的过程。我的这个感觉，更多的不是想表述一种评价，表述价值判断，主要是想描述一种状态，表述认知判断。 从平凹小说创作内在的文化追寻上看，大体经历了文化和谐——文化错位——文化崩溃——文化建构几个大的段落，这些段落相互交叉、渗透，却又有着相对明晰的区间和界限。 贾平凹早先的小说，总体上展示的是社会和谐，文化和谐，心理和谐的一面。恬适灵动的田园诗、田园梦，融化在商州山川和民情民俗之中，清沏明净的青春气息，弥漫在人物的行态、心态和情态之中。当然并非水波不兴，有时也写冲突，那大多是个人的、青春的欢悦和苦闷，很难说是波涛，倒更像是涟漪。当然，在这些不协和音符的深处，也呈现出了整个文化氛围的沉滞，作者在审美认知中也会升腾起自己明晰的价值倾向，从而使这一时期的作品具有了社会的、文化的批判深度。不过，这种社会的、文化的揭示和批判，大多是在生活湖泊漫长的历史沉淀中来进行的，又常常敷上了一层山光水色和月的朦胧，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化冲突作了静化和淡化的处理。即便是《五魁》、《白朗》、《美穴地》这一组绿林系列作品，社会矛盾和文化冲突也常常从具体的时空环境中虚化出来，带上了浪漫色彩，迹近一种有文化感的山林童话。 到了《浮躁》，和谐被打破了，它是从社会变革的实践层面被打破的。山乡农村那传统自然经济的平衡和平静，在改革开放中被乡镇企业的兴起、市场经济的萌动冲决了。传统与革新的冲突，首先在经济社会运作层面展开，而新的经济因素，特别是这种新经济因素的载体——最早参与改革的一批人，又将新的文化因素带进了山乡生活，引发了新旧文化心理的冲突。同时也使改革开放初期，改革初涉者精神世界和当时社会心理中稚嫩而不成熟的一面，或者说“浮躁”的一面呈现出来。于是在《浮躁》中我们看到了从社会实践到社会心理，从群体精神世界到个体精神世界，方方面面、里里外外的不协调、不同步。这种不同步源于新旧两种社会实践、两种社会心理的错位——新的社会实践超出了原有社会心理的承受能力，哪怕这种错位随着改革和改革者的成熟，终究要弥合，到时候又会出现新的错位，出现另一个发展螺旋上的同位现象。这样，贾平凹对“浮躁”情绪的捕捉，不但收纳了那个特定时代的信息，而且能够凝聚各个历史转型期共有的精神现象，便有了相当的典型性和信息量。在《浮躁》最后，这种错位并未消失，几位主人公开始由农村向城市运动，这既是他们经济事业发展的需要，是动态的市场经济内在的要求，也是一种对新文化格局、新精神境界的追寻。他们企望着在一个新的、较现代的文化环境中，解决主体与客体的错位，欲与灵的矛盾。 如果我们将《浮躁》视为平凹打破平静、进入动态文化追寻的一个重要起步，并以此作为正题，那么，《废都》和《白夜》则可以作为这种文化追寻的一个反题。前者写社会运动中的文化错位，后者写社会剧变中的文化崩溃。前者的追寻充满了希望，是暖调子的，后者的追寻则陷入绝望，冷峻而颓丧。庄之蝶当然不是雷大空，但也系由小县进入古都，由乡村文化进入现代都市文化的人。只是古都这个大都会有它的特殊性，几千年的历史并没有孕育纯粹意义上的现代工业文化和现代都市意识。古都已由历史上的大都、帝都成为故都，进而由文化上的故都成为“废都”。废都的本体文化已经成熟过渡而腐烂，与现代异质文化因素发生着剧烈的冲撞。乍一进入古城文化圈的庄之蝶，一下子成了文化名人。缺乏历史积淀的短促成名过程，使他还来不及进入古城精神文化优秀传统的深层，便仓促地以郊县文化和古都圈外文化为底蕴，迎接颓废的古都文化和现代经济文化两方面激越的夹击。乡村文化心理使庄之蝶对都市文化、经济文化有一种天生的距离感和戒备心，也使他在接受古都历史文化精粹时具有原发性的心理障碍。而圈外文化角色又使他没有能够与现代城市文化相颉颃(也是相交融)的底气。庄之蝶于是身处喧闹而深感寂寥，愈益得意便愈益失望，以致由找不到认同而苦闷，由苦闷而断裂。庄之蝶最后的出走和发病，既是对废都文化的决绝，也是自身心灵的崩溃，又是在新的文化向往和追寻中一次新的飘泊。这可能是作者最后有意不交待清楚他是否活着，他去了哪里的缘故吧。不论庄之蝶的结局如何，都会是文化追寻者的一次涅般木。 到了《土门》，特别是到了《高老庄》，这种执著的追寻，开始露出了希望，而且部分地由心灵追寻进入了具体人生实践，让人感觉到一种文化建构的端倪。端倪当然不是高潮，更不是完成。只是这个端倪显得实在，便使人感到了建构的希望。作者的眼光和笔墨，随着主人公子路，重又回到了农村，回到了他(作者)和他(主人公)开始文化追寻的出发地。从表面看，子路回到高老庄，很快就融入了原有的社会和文化网络，显得那般自如和协调，其实子路这次归家，是一次高层次回归。第一，与早先从农村出走时不同，这次归家，子路具有明确的自审意识，他时时自觉到高老庄人的矮小和委琐。他对乡村依然有着重温旧梦的温馨自适，但经历了城市文化、精英文化的蒸熏，更有了一种批判、审视的目光和思考。你能分明感到作家的情感倾向由原先的戒备城市转而为一定程度上的接纳城市，由原先的依恋乡村转而为一定程度的排拒乡村。 第二，子路已经感觉到了乡村文化、乡村生存环境乃至整个社会现存文化、整个人类生存环境对生命的蜕化和弱化。因而，他与西夏的结合，带着明确的改造人的生理素质、心理素质和整体文明素质的目的——由矮小改造为高大，由羸弱改造为强健，由乡村土民改造为城市精英，这种改造自身局限的愿望，甚至沉淀为子路潜意识的审美心态——他喜欢大宛马和大宛马似的女人。带西夏回高老庄，既是带回一位新夫人，又是带回来一个新的文化坐标，带回来异样的文化眼光和异质的文化基因。作者对西夏这个人的设定，有一种内在的象征感。她具有现代女性的风采和内蕴，又有一种和传统文化、乡土文化粘连在一起的职业——文物考证，这使她成为传统与现代的熔接点，成为提升乡土文化、平衡现代文化的一种力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夏寄寓了作者的文化理想。 第三，子路、西夏、菊娃这个三角形的人物关系，是作者文化追寻和文化建构的一个象征。菊娃作为传统而又正在变异的乡村文化的代表，西夏作为城市文化、现代文化的代表，子路作为由乡而城的文化代表，组合在一起，构成了以菊娃为起点，西夏为终端，子路为连接过程的一个图式。这是许多当代农裔城籍知识人的心路历程和文化转型图式。但在《高老庄》中，情况又远不止这么简单。其实，西夏与菊娃既是子路人生道路和文化思想的两个端点，却又不是静止的，自身也同时处在和子路一样的文化转型和建构的动态过程之中。菊娃处在以传统乡村文化为体，以现代市场文化为用的建构过程。她既通过和王文龙、苏红、蔡老黑的人际关系和感情纠葛，与发生在乡村中的新经济、新社会因子相互碰撞、融会，又通过回眸审视与子路的婚姻离异和感情的离而不异，以及和西夏在对照中的趋近，萌发、促动新的眼光和情怀。她的宽容大度，既有农业文明的古典美，其实也是对现代情感操作方式的某种接纳、认同和适应。西夏则处在以城市现代文化为体、以传统乡村文化为用，逐步融会、相互植入这样一个文化建构过程。对当代知识人来说，这是一个逆过程，却显示出文化人格上的渐趋成熟。 三位主人公在三个层面上以三种方式探寻着自身的文化转型、文化建构之路。和前几部长篇一样，这种探寻在小说中依然远未完成。在小说的结尾，我们又读到了和前几部作品类似的镜头：子路又要回城了，要走了，要再度去继续他的精神飘泊和文化追寻。她离目的地还很远，也许永远没有目的地。这使《高老庄》有了文化寓言的意味。 小说另外三个人物的设计也饶有深意。一个是王文龙，从城里来到乡下办工厂，经济上的由城而乡和上述西夏文化上的由城而乡形成一种对应。一个是苏红，由农村去城市创业，而后又返回农村办企业，这与子路在文化追寻上的乡——城——乡又形成对应。蔡老黑则是在乡村改革中敢想敢干的人物，常常以粗鄙的形式和革新的内容冲决原有的村社文化秩序。他们都不但给高老庄带来了资金、技术，也带来了新的观念和方法，构成原乡文化重要的变数。 《高老庄》正是在这些意义上，成为贾平凹几部长篇小说文化追寻的一个合题，即由商州文化秦头楚尾的静态交汇和远山野情的圈外色彩所形成的文化和谐这样一个正题，到乡村生态、农业文明和城市现代文明的冲突、自然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碰撞所形成的不协调、颓丧、甚至断裂这样一个反题，再到尝试着将现代城市文明和传统村社文明相互渗透植入，企望着产生新的平衡这样一个合题。作家放弃了早先的田园梦，放弃了叙事者的抒情角色，也放弃了中期的人文知识分子的叙事立场，而是在文化的失落和衰微中作执著而又无奈的追寻。小说最后，城里来的西夏倒想再留在高老庄，乡里走出去的子路却急着要回城里，这种逆向的动态欲求，大约透露出作家的一个文化设想：子路需要进一步走出乡村文化去吸取异质文化基因，而西夏则需要将自己的异质文化基因更深地植入乡村文明之中。贾平凹超越了二元对立判断，进入了一个丰富复杂的动态建构境界。 和这些相联系的是，从《浮躁》到《高老庄》，几部长篇对社会典型情绪的概括，也随着现实情绪的变化逐层深入。大家都谈到，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几乎能够以与社会发展同步的速度，再现百姓日常生活。当下的、即时的生活信息、文化信息、心理信息、情绪信息，密集地出现在他的作品之中。这是他长篇的一个特点；还有另一个特点，就是在写当下性、即时性日常生活的同时，又常常能够穿透琐屑的日常生活或社会事件进程，迅疾地捕捉到弥漫于百姓心态中带有普遍性的社会情绪。改革开放之初，他捕捉的普遍社会情绪是各阶层人心中的“浮躁”(《浮躁》)。在改革触及文化变迁和灵魂震荡时，他捕捉到的是人文知识分子心中普遍的“颓丧感”(《废都》)，并用“白夜”这个异常的辞象来表示他们心中无法和谐的对立和对立中的无奈。而后，当社会在改革中逐步成熟，作者对改革现实的把握也逐步成熟时，他便用“土门”、“高老庄”这样万象汇于一的词来表示。“土门”、“高老庄”者，一个正在阵痛中走向现代的复杂的世界，一个只能用最无特指意义的、最普通、最熟悉、又能唤起读者的传统记忆和宽浮联想的“共名”。 如果说“浮躁”表达了社会对改革急切的心情，又含纳着社会改革初期的缺陷，它便有了褒贬参半的双重意思。无论褒贬，“浮躁”都是从社会文化观的视角着眼的。而弥漫在《废都》中的彷徨、无奈和颓丧，则是从人文文化观视角切入，又从文人的内心生活来展开的。 《高老庄》又有所不同，它既有社会文化观和人文文化观视角，更有生命文化观视角。这使它具有了某种程度的全景色彩。 小说有一个大的生命意象。一个民族、一个种族、一种文化，也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体。沉滞的漫长的岁月会使它衰老，需要不断引进新的因子，在交汇融通中激活。《高老庄》写的就是这种古老种族和古老文化的生命体，在曾经有过的几度繁荣发展之后，开始衰微，而现在又开始了新的多维交汇，出现了对振兴的急切探索，显示了文化原生体被再度激活的征候。 小说有一个大的生命系统。宇宙、地球、社会和人，各种生命神秘现象，通过“飞碟”的闪现和消失，“白云湫”的生命陷阱，石头娃画画和说话的预言性和寓言性，还有迷胡叔在历世弥深之后以真朴的民谣对社会人生循环圈的哲理暗示，等等，共处于这个大的生命系统之中，天人相感应，生命社会相贯通。 小说有一个空间阔大的现实社会背景。王文龙、苏红办木器厂和狭隘的乡村社区意识之间，和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小农意识之间的矛盾，文明科学的生活方式、开放现代的生活风习和封闭落后的生活积弊之间的反差，等等，展示出这个社会背景。 小说有一个纵深感很强的历史文化背景。以西夏的文物专业爱好和职业责任为自然连接线，在她发掘高老庄的文化窖藏，寻访、记录、收集民间碑板的过程中，将被岁月淹没的民间历史、风俗文化和正在进行的现实生活作动态的穿插和深层的对照。由于寻访民间碑板是女主人公的专业爱好，符合人物身份，也构成表现她性格的一个因素。由于许多次的寻访被编织到小说的情节之中，而且总是起到了揭示高老庄历史文化内涵的作用，又由于整个长篇采用了不分章节、浑然一体的写法，碑板文字的插入实际上起到了一种分段、隔离的作用，产生了阅读中的间离效果。在熟悉的现实生活演进中，通过历史的(也是古汉语的)陌生化，使读者跳出情节的发展和形象、感情氛围的浸淫，作静态的历史哲理的观照。这样，碑文的搜集、摘录，便不但构成了小说的意旨展示、人物描写、情节推进、结构铺排的一个因素，也构成艺术欣赏、符号接收的一个因素。只是有些地方，碑文的插入还显得生硬，也极有可能影响一部分读者的阅读兴趣。 《高老庄》从历史人生空间、文化心理空间、大生命空间的多维结合中综合展开笔墨，而这一切又是融入最底层、最日常、有的甚至是粗鄙的生活流程之中来表现的。贾平凹有相当深的理性思考，但他不从理性层面，而是从感觉层面来把握生活。他不着意地概括生活，而是在生活体验过程中用感觉来提升生活，加上民间视角和全知视角的结合，便在作品中形成了一个很大的生命场、文化场。我觉得《高老庄》还原生活的层次是比较深的——在文化姿态和艺术视野上，这又构成一个合题。 以上是我对贾平凹长篇创作从《浮躁》中经《废都》、《白夜》、《土门》到《高老庄》艺术与文化轨迹的一个简约描述。这个描述虽没有着重于评价，当然有明确的肯定倾向，但也留出了对这一发展轨迹在艺术实践中的不足作认真剖析的空间，不管怎样说，在贾平凹的长篇创作中，《高老庄》是一部有分量的、具有阶段性标志的作品，是一部给当前长篇创作提供了新话题的作品。 1999年1月20日 西安谷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