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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湘南、湘北，山清水秀，人杰地灵，民风淳朴，民俗奇异。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生活着土家、苗、瑶、侗、维吾尔等各族人民。过去，高山阻隔，交通不便，这片土地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两千多年以前，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曾经撩起一角神秘的面纱，向世人奉献出《九章》、《九歌》等不朽的诗章，使人们窥见到“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王逸语)的乡风民俗。一千多年以前，两位受屈的文学家刘禹锡和柳宗元，分别来到湘北和湘南，采风访俗，向世人奉献出《竹枝词》、《永州八记》等千古名作，使人们又一次领略到边鄙之地的民情风俗，奇山异水。本世纪中叶，湖湘少数民族推出了她引以为骄傲的作家沈从文，他以一个土生土长的湘西人的身份，用细腻的笔触，描摹他熟悉的故乡山水风情：边城的白塔，沅江上的船工，仍然给人几分神秘莫测的感觉。提到湘西，人们总是怀着几分莫名的激动和怅惘，哦，湘西……也许，这就是湘西的魅力，这就是文学的魅力。 以沈从文为先驱，本世纪湖湘少数民族作家便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构成阵容强大的文学湘军的重要方面军。这里，笔者就目力所及，对活跃于当代文坛的湖湘少数民族作家作一个大致的描述。 先说诗人。活跃于当代诗坛的湖湘少数民族诗人主要有黄永玉(土家族)、汪承栋(土家族)、石太瑞(苗族)、颜家文(土家族)等人。 黄永玉1924年生于湘西凤凰县，是沈从文的表侄，与沈从文过从甚密。大多数人可能只知道黄永玉是一位画家，知道他为湘泉酒设计了一个古朴的酒瓶，殊不知，黄永玉还是一个卓有成绩的作家和诗人。早在40年代，他就发表过一些哲理小诗。粉碎“四人帮”以后，劫后余生，喜悦和义愤交织，他再次拿起诗笔，写下胸中沸腾的激情，揭露“四人帮”的罪行，正如他自己所说：“没有‘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我也不会写这些诗。”这种战斗的激情，使他的诗歌显得格外充实，有力。但是，这个战斗激情，这个充实有力，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口号式的豪言壮语之类。黄永玉有他自己的风格，即以朴素的语言，奇特的构思，说出他的思想，艾青称它为“一个土家族诗人的机智”。如他写“四人帮”垮台的诗《幸好我们先动手》：“做生日没这么高兴，/娶媳妇没这么开心，/收庄稼没这么带劲，/过春节没这么提神，/好呀! /班房里关着四条害人精，//它们/比老鼠还狡猾，/比苍蝇还不卫生，/比毒蛇还阴险，/比妲己还荒淫，/好呀!班房里关着四条害人精，//幸好我们先动手，/要不然/全国人民就活不成，/那时候/还谈甚么收庄稼/过春节/做生日和结婚？ /好呀!班房里关着四条害人精。”全诗分三节，以精巧的构思，写出“四人帮”的罪恶、令人讨厌的程度和“四人帮”垮台后人民高兴的心情。其他如《哪能这样？只好这样!》、《犹大新貌》、《不如一索子吊死算了》、《想起那句话就好笑》、《曾经有过那种时候》等，也都体现出黄永玉这种机智、幽默的风格，像《不准!》的最后一节：“那时候/我们总是那么安祥。/街上遇见了朋友/就慢慢地，微微地点个头，/仿佛虔诚得像一个/狡猾的和尚。”有时候，他又把他的机智、幽默，化成格言一样的诗句：“仇敌 往往是热恋的情人。/手表 时间就是金钱，怪不得买一块这么艰难。/笑 两个哭的演出中间那十五分钟的休息部分。/铁 是一种金属，但时常反映在人的脸上。/鼓掌 有时候听众大动感情，因为这个节目总算熬过去了。/墓志铭 这个人的一生，正确的加错误的等于零。”诗人把自己对生活的体验，也是一般人的心理、心情，熔成诗句。读者在读到这些诗句时，往往会发出会心的微笑，因而，这样的诗也就具有极大的魅力。 黄永玉又是一个散文家。他十二岁离开家乡，在福建受过不完整的中学教育，在东南各省流浪，自学绘画、木刻，做过瓷场工人、中小学教员、记者、编辑、电影编剧、中央美术大学教授。这种复杂曲折的经历，使他从小就饱览祖国各地的奇异山水，接触到从普通老百姓到大学教授等各个阶层各种性格的人物。这既给他的美术创作和文学创作以灵感，又给他的美术创作和文学创作以丰富的素材。我们看他的散文，几乎都是信手拈来，斐然成章，谈自己的生活经历，谈画和画界的朋友，然而，黄永玉谈得最多的还是他的家乡，他的凤凰： 从12岁出来，在外头生活了将近45年，才觉得我们那个县城实在是太小了。不过，在天涯海角，我都为它而骄傲，它就应该是那么小，那么精致而严密，那么结实。它也实在是太美了，以致以后的几十年我到哪里也觉得还是我自己的故乡好；原来，有时候，还以为是自己的偏见。最近两次听到新西兰的老人艾黎说：“中国有两个最美的小城，第一个是湖南的凤凰，第二个是福建的长汀……”他是以一个在中国生活了将近60年的老朋友说这番话的，我真是感激而高兴。 这是散文《太阳下的风景》的开头一段，接下去又写到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小县城，城里的石板路，石板路上丁丁丁的钉鞋声，“铁马”风铎丁丁当当的声音，六七里之遥就能听到的“哄哄哄”的声音，闻到的油炸粑粑的香味以及山城的清泉等，勾画出一幅迷人的风景画，风俗画，风情画。画家的眼里都是画，诗人的眼里都是诗。以画家的眼睛来摄取周围的环境和生活，以木刻家的手法给以精巧的钩镂，给人以画图般的美的享受。这正是黄永玉散文的特点，也是他的迷人之处。读当代散文，黄永玉不可不读。 黄永玉几乎无处不想到家乡，无处不写到家乡。他写到家乡的“大戏”和“阳戏”。“大戏”之大，鼓大，锣大，钹大，锁呐大，演员的动作大，歌唱的声音大，吸引邻县邻省上万观众，演员和观众都像喝了浓稠的烈酒，高度亢奋，演出时一片沸腾呼啸。“阳戏”之小，小到在某一家的天井里搭一个两张双人床大小的戏台，高不盈米，几个人组成小乐队，演员稍作打扮就可以演出。观众就是这一家人和邻里乡亲，剧情大家熟悉，演员和观众浑然一体。这种独具风情的家乡小戏，曾让一些远方归来的游子老泪滂沱，泣不成声。 对家乡怀有如此深厚的感情而反复咏叹的，在当代作家中，黄永玉堪称第一。 黄永玉现已经出版了《曾经有过那种时候》、《我心中的歌》、《我的心，只有我的心》等诗集，《永玉三记》和《太阳下的风景》等散文诗集和散文集，其中《曾经有过那种时候》(诗集)获全国第一届优秀新诗一等奖，第二届(1981-1984)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荣誉奖。 黄永玉还是一位小说家。他的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现正在《芙蓉》连载。 汪承栋1930年出生于永顺县，1951年参军，1953年开始诗歌创作，1954年转业从事文艺宣传工作。1956年，汪承栋作为中央访问团成员参加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大会庆祝活动后，主动申请留藏工作，深入藏民生活，创作了大量反映西藏人民生活的诗歌、散文，现已结集为《从五指山到天山》、《雅鲁藏布江》、《边疆颂》、《高原放歌》、《拉萨河的性格》、《昆仑垦荒队》、《黑痣英雄》、《雪莲花》、《雪山风暴》、《汪承栋诗选》十部诗集，还有散文集《昆仑山下的明珠》，电影文学剧本《波乌赞丹》。这些诗歌、散文，从西藏民主改革前后到改革开放，时间跨度达四、五十年，深刻地反映了西藏从落后的农奴制度到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进程。长篇叙事诗《黑痣英雄》和《雪山风暴》是他的代表作。这两部诗歌都以1959年平定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上层农奴主叛乱的历史事件为背景，表现西藏各阶层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同一小撮叛乱分子作坚决斗争，并取得最后胜利的过程。《雪山风暴》完成于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后才出版。诗中再现了西藏各族人民在平叛斗争中与反动农奴主生死搏斗的现实，塑造了平措、曲珍、巴桑、多吉、县委张书记等性格鲜明的典型人物形象，深得好评，获1981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 汪承栋也能写很好的小说，《黎明》就是一篇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好的短篇小说。小说也是以1959年的平叛事件为背景。一支解放军医疗队来到县城外的一个小村庄。医疗队员陈忠因对准落在墙头上的麻雀练习瞄准，被多吉阿爸认为是要“杀生”而产生误会，多吉的女儿白玛一再解释，多吉的疑团仍未消除。双目失明十多年的丹增被医疗队治好眼睛，回到村上，在多吉的思想上引起强大的震动，他开始认定医疗队是好人。平叛开始，白玛突然病倒，医疗队要回县城，陈忠申请留下来救治白玛。白玛的病治好了，但无耻的管家要来打白玛的主意，并要杀害陈忠，来不及多想，多吉一斧头劈死了管家。门外响起马蹄声，三人决定与管家的人拼一死战。这时候，突然响起杨队长的声音，又是一场误会，一场虚惊，作品通过这样一连串的误会，一连串的解疑团，甩“包袱”，将情节层层推进，在结尾时进入高潮，甩出最后一个“包袱”，给读者一个惊喜，构思巧妙，引人入胜，塑造了陈忠、多吉、白玛三个典型人物形象。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江承栋重又诗情激荡，写了许多反映新时期生活的诗歌，其中《月夜》获第二届(1981-1984)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一等奖。《月夜》写一个藏族学生送别献身西藏教育事业30年的老师时的依依深情：“我勒住脚步，/不忍踏乱你的梦境；/却勒不住眼眶溢出的晶体的热情。//你在遥远的边疆，/迎送30个冬春，/一块泥巴捏了这么久，/也捏出感情；/看，你的身影/和土地贴得多紧，/拥抱得多深沉。”“忽然，我想起/今夜是最后一面，/怪不得月色凄迷；/纵然你眷恋第二故乡，/苍老迫你难重游此地。/何时能相见呢？ /我心掉进冰窖里。”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这个老师的形象里面，有着作者自己的影子。《汪承栋诗选·后记》感叹道：“少小离家，老大未回。”而在90年代初，汪承栋终于只身回到湖南，寓居长沙，与强大的文坛湘军合流，奔腾在家乡的土地上。他有一首《木匠姑娘》，虽是他早期的作品，但是是他塑造的家乡姑娘的形象：“有的人身上涂满尘泥，/有的人衣上沾着油漆，/姑娘的紧身工作服上，/像降霜似的铺层木屑。”“‘祝贺你，革命的闯将，/好样的姑娘!’/‘别喊姑娘，/还是叫我木匠!’”。 汪承栋还有儿童文学集《雪原小云雀》，获第四届(1989-1992)少数民族文学奖。 石太瑞也是永顺县人，1937年出生，1954年毕业于永顺师范学校，1956年开始发表诗作，40年来共发诗歌、小说等约300余万字，出版了诗集《木叶之歌》、《白色的刺果花》、《恋歌四重唱》、《五彩梦》、《黎明鸟》、《唱给故乡》及长诗《玛诺江嘎》、《竹哨》等近十种，曾三次获全国性诗歌奖。短诗《鹰之歌》和长诗《竹哨》是他的代表作。《鹰之歌》歌颂一只行将死去的老鹰，以最后的长空一击，为自己举行葬礼：“它的嘴/已经失去了锋利/眼睛/也暗淡无光/脚爪上的荣辱/即将成为以往//的确到了精疲力尽的时候/衰老/谁也无法阻挡//但它不甘于/默默死亡/按照鹰族的传统/它要最后一次/搏击长空/拍打云浪/而后/收拢起翅膀//飞呀/一声尖叫/它冲破云层/奋力向上/重温曾经有过的/欢乐/书写告别蓝天的诗行。”这首诗的不同寻常之处就在于它塑造了一个民族的精灵———鹰的形象，鹰的奋斗一生、自强不息的精神，是包括苗族在内的中华民族精神的写照。它不是一般咏物诗或抒情诗，而是一首民族精神的赞歌。石太瑞《我的梦》说：“我老了，依然做梦/做儿时没有做完的梦”，“呵，我老了，我的梦还年轻/醒来时，满窗的朝霞挂起笑容”。鹰的形象也是作者自强不息，奋斗终身的写照。这首诗荣获第二届(1981-1984)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一等奖。长篇叙事诗《竹哨》叙述一个会吹竹哨的14岁土家族少年洛卡，祖父被土匪杀害，父亲被土匪逼走，母亲为保护父亲也被土匪枪杀，他成了孤儿，跟吉鲁巴普一块过日子。解放军来了，进山剿匪，洛卡积极帮助解放军：救出解放军战士田勇、小马，找到了参加解放军的阿爹，为解放军带路进山打山魔王。在歼灭土匪的战役中，洛卡抱着山魔王滚下悬崖，同归于尽。诗塑造了一个机智、勇敢的土家族少年英雄形象。在单线的叙述中，注意情节的曲折变化；叙事与抒情相结合；语言浅显通俗，适合少年儿童阅读，荣获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 石太瑞另有组诗《晚霞与晨光》获《民族文学》优秀作品奖。 1997年，石太瑞又出版了诗集《唱给故乡》，将湘西的种种风情和诗人对故乡的一往深情凝成诗句，使读者一窥神秘湘西的新面目。如闻名遐迩的吊脚楼，诗人是这样描述的：“依悬崖而立/傍溪水而立/哪儿最险/哪儿就有吊脚楼//这里是绣花的地方/这里是唱歌的地方/这里是哭嫁的地方/哭比唱更为动听//傍绿树而立/傍彩云而立/哪儿最美/哪儿就有吊脚楼//这里是说爱的地方/这里是饮酒的地方/这里是做梦的地方/梦比酒更为醉人。”将独具风情的吊脚楼景观与传统的哭嫁、饮酒等生活习俗结合起来，构成诗的画图、意境，传达给读者：湘西还是那个湘西，那个神秘的湘西。 颜家文是湘西古丈县人，1964年开始诗歌创作，有民歌体短诗《歌声好似坝中水》：“高山水坝浪排排，赞歌颂党情满怀，歌声好似坝中水，闸门一开滚滚来。”为人称道。有《悲歌一曲》获第二届(1981-1984)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一等奖。 接着谈到小说家。小说家以孙健忠(土家族)、蔡测海(土家族)、贺晓彤(苗族)等人为代表。 孙健忠1938年生于吉首，1955年毕业于湘西第二民族师范简师部，1956年开始文学创作，现任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是第七届、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1963年，孙健忠在《长江文艺》发表短篇小说《五台山传奇》，为文坛瞩目。故事以一对在旧社会被戈匪勾结官府拆散了的夫妇田天陆、向小妹重圆吃喜庆饭开头，写向小妹在席间的反常表现，然后通过饭后二人叙别后之情，引出这一对夫妇婚姻不幸遭遇的追叙。向小妹被戈匪抢走玩弄后，以50块花边把她卖给鹤峰一个二流子向发至作婆娘，向发至经常打她，她不堪忍受，逃了出来，不料又落进一个保长手中。她第二次逃走，被保长追赶到一条河边，她跳河自尽，流到下游，被一个船工救起。从此，她就跟了这个船工过日子，又生了一子一女，虽然几次打听田天陆的消息，都没有结果。她哪里知道，田天陆为了救她，寻她，被官匪勾结逼迫离开了老家，迁到五台山，带着一子一女，好不容易熬到了解放，刀劈仇人，只等向小妹回来。向小妹“千也没料到，万也没料到呵，田天陆还在等她，儿女们也在等她。她太可怜这个痴心、受苦的男人了。” 当田天陆听到向小妹讲她还要回去时，“这些话，胜过六月间的干炸雷，喀嚓一声，把田天陆的耳朵震聋了，只觉得耳朵眼里喝罗喝罗响，眼前一片金花射，有些支持不住自己的身体。”他非常激动地说“不管怎么的，你不能转去，我不准你转去，我等你等了20年了。”之后，经过几天激烈的思想斗争，田天陆作出决定：“你就回去吧!你是应该回去的，那边伢儿都还小，都要你回去招扶。”“他也是受苦的人心那么好，没得他就没得你了，我们也莫想见面，儿女也莫想看见阿妈了。”是田兴孝、田兴岳、国民党保长、县长、戈匪，是旧社会使得我们妻离子散，九死一生，有屋回不得，整整分离了20年。” 这篇小说的主题思想是明确的，它歌颂了共产党解救了土家穷苦人民，使土家穷苦人民走上了幸福的生活道路，同时，赞颂了以田天陆为代表的土家劳动人民在处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问题时所表现出的善良、宽厚、友爱、为他人着想的高贵品质，但是却受到了不应有的指责。有人说这篇小说“丑化劳动人民”、“揭劳动人民的伤疤”、“感情不健康”、宣扬“修正主义的人情味和人性论”，险些被打成“毒草”在报刊上公开批判。到了1979年，即粉碎“四人帮”三年之后，这段16年前的公案又被提起，《五台山传奇》再一次被否定。 孙健忠本人是很看重《五台山传奇》的，认定它是自己写出的“第一篇现实主义的小说”，是他尽量摆脱对表面的民族特色，即形式上的卖弄，而致力于对生活的探索和思考，即内容上的开拓的创作的追求的首次成功，从字里行间透露出乡土味、湘西味成了他一篇真正有特色的作品。正因为如此，我们读孙健忠的作品，读他那些得奖的作品《甜甜的刺莓》、《留在记忆里的故事》、《醉乡》等，更多地感受到其中的生活与我们曾经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的生活非常贴近。这样也就揭开了蒙在湘西头上的神秘的面纱，使人们看到：湘西并不是一个世外桃源，在诗情画意的灵山秀水下面，也是一个充满着各种矛盾的社会。《甜甜的刺莓》中的向塔山，是极“左”路线和阴谋诡计的代表人物。他凭借自己的政治地位，强占了毕兰大婶的宝贝女儿竹妹，又把黑手伸向毕兰大婶，要拔掉毕兰大婶这杆红旗，插到自己的身上穷凶极恶，无以复加。这些矛盾的复杂性、尖锐性与外界并无二致。这是孙健忠小说创作的重大收获。但是，在孙健忠的笔下，仍然奔涌着湘西独具的生活、风情、民俗、人物性格，这是作者对本乡本土本民族深刻理解的真实自然流露，一股纯情的外化，一种创作的需要。《留在记忆中的故事》中瞎眼来顺阿公与孙女幺姑相依为命。幺姑去水库工地“争上游”，“放卫星”，他全力支持，甚至拿出了他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编草鞋换来的13·5元血汗钱(他一辈子积蓄的一半!)给幺姑，去支持她修水库。幺姑在工地上“放卫星”，被岩滚子压死，人们瞒着他。他拄着拐杖，穿着草鞋，带着苞谷粑，摸着走了三天，“见”到的却是一堆黄土。“来顺阿公抬起脸盘子，很伤心地哭起来。他的眼睛早就死了，什么也看不见了，然而还能流泪水，流着泉一样丰富、泥一样混浊的泪水……”这是和田天陆一样善良、宽厚、逆来顺受、老实巴交的最底层的土家族农民，作家对他赋予深深的同情。《醉乡》中的矮子贵二，更是一个谁也看不起的“可怜虫”。他曾经被“大狗书记”赶出村子，四处流浪。在城里，他行过乞，拾过垃圾，也因此使他有了微薄的“积蓄”，并成了雀儿寨唯一“见过世面”的人。改革开放开始，他回到村里，承包了油榨房，发了财，致了富，成了改革开放首批受益者。孙健忠的目光始终投向本地区本民族的卑弱者，同情他们的遭遇，发现并弘扬他们身上闪光的品德。这正反映了孙健忠希望本民族强盛的强烈欲望：只有弱者不弱了，变强了，整个民族的兴旺发达，才有可能变成现实。这也体现了孙健忠作为一个作家的责任感。这里的本民族，推而广之也可以说是整个中华民族。提高全民族的整体素质，使弱者变成了强者，中华民族才能摆脱挨打受困的局面，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除了现实主义的创作以外，孙健忠还进行了现代主义的创作，发表了《舍巴日》、《死街》等中篇、长篇小说。 孙健忠的创作现已结集出版了《五台山传奇》、《倾斜的湘西》、《猖鬼》、《乡愁》、《当代湖南作家作品选·孙健忠卷》等十余种，以及长篇小说《醉乡》、《死街》。他的创作多次荣获全国性的大奖：《甜甜的刺莓》获首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留在记忆里的故事》、长篇小说《醉乡》、中篇小说集《倾斜的湘西》分别获第一、二、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部分作品曾在海外、国外发表，一些作品被翻译介绍到国外。 由于孙健忠创作的实绩，他被誉为“土家族文人文学的奠基者。” 蔡测海1954年生于湘西龙山县，1976年毕业于湘西卫校。1978年在《湘江文学》发表处女作散文《刻在记忆的石壁上》，获全国首届少数民族文学奖。1981年创作短篇小说《远去的伐木声》，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表现出一踏上文坛便起步不凡的气象。《远去的伐木声》开头语言优美，意境深邃：“那断断续续的伐木声从远处飘过来，在古木河上弥散。这零零落落的声音，与潺潺的流水声融在一起，于是，就像流水一般的长久了。”作者营造这样一种意境，写出像流水一样长久的伐木声，是为了说明老桂木匠手艺的古老和思想的古板：“上有鲁班，下有老桂木匠的祖宗八代，今有老桂木匠。”你说手艺古老不古老？老桂木匠背上五六十斤的家什走长路腰不弯，腿不颤，比年轻人还经熬，青岩版一样的脸，轻易不开口说话，开口说话也像用他那木匠尺量过的一样，而且总不离开那本鲁班经。你说思想古板不古板？这种古板陈旧的思想，与时代的发展，与年轻的一代的新思想必须发生矛盾和冲突。即使是木匠手艺，也与日益发达的科学技术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冲突。可悲的是，老桂木匠的衣钵，又传给了他的徒弟桥桥。于是，这种新与旧、先进与落后的矛盾冲突，便在老桂木匠的女儿阳春和老桂木匠之间展开。故事的结局是阳春跟上颇有一点开放思想的老桂木匠的另一个徒弟水生到县城去了。结尾没有开头那么意境深邃，引人遐想，但总的来说，这篇小说还是较好地反映了一个古老民族打破传统的封闭体制，吸取先进的科学文化，振兴本民族的强烈愿望。 在1981-1984年的第二届少数民族文学评奖中，蔡测海又有短篇小说《麝香》获一等奖。这篇小说比《远去伐木声》更多地触及到本民族传统思想、观念、习俗、制度的负面。岩生带着老婆百合和另一后生麝香去打猎。岩生赶山，打中一头大野猪；百合和麝香张网，被那只发疯的野猪连人带网拖进了茫茫的马哈拉大森林。岩生寻他们不着，只好回到村寨。寨里的人以为他们牺牲了，“开始说出许多关于百合的好话来，数出她的许多优点。说这位老草医的孙女儿是寨上的百合仙子，治好了那么多的腰痛膝痛的，伤风咳嗽的。各人按照各人的心胸和见识，做出对百合的评价，表示活人对死者的虔诚和敬意。就是平时只讨姑娘们喜欢的麝香，人们也毫不犹豫地流下了怜惜的眼泪。人们为这两位以身殉职的狩猎者悲歌!”但是，百合与麝香并没有死，在经过了千难万险、九死一生的奋力拼搏后，他们又回到了寨里。“人们骤然想起，这两个人在森林里的半个月是怎么过的？他们想象着人的那些最要不得的弱点，先前的关切和惊奇里，慢慢地生出一些怀疑来。这是克寨人的心理!”“自古以来，狩猎者葬身马哈拉，人们会崇拜这些患难者的灵魂，如果这些人魂灵般地回到克寨人当中，像这两个死里逃生地扑向克寨的狩猎人一样，却似乎又是一种过错。哦!是谁又考究过克寨人的原则？”蔡测海无情地解剖着本民族的陈规陋习，这些陈规陋习千百年来像一张大网罩住人们，沉重地在压在人们身上，窒息了多少无辜的生命。那么，百合的结局会是怎样的呢？出走。(又是出走!)渡船已经划过来了，但是百合突然改变心意，对划船人说：“我不渡了，老人家!” 百合掉转头往回走了。 她是巴普的好孙女，克寨的好媳妇，她为哪样要这样不清不白地走了？她九死一生地回到克寨，却又这样寒心冷肠地离开了，她不甘心!人生在世，天长地久，有哪样搞不明白的？克寨的桃树结桃子，李树结李子，她百合不会开出臭牡丹来。克寨人会照旧疼她，爱她。她要回到克寨过日子，像那过去的许许多多日子一样。她相信自己做得到；就是让她再过一回马哈拉，她也做得到。回去!为什么要走呢？她再也不离开巴普那些故事，那些故事和庄稼森林长在一起…… 这是一种挑战，一种抗争，对传统的陈规陋习的挑战，对扼杀她的命运的恶势力的抗争。时代不同了，土家人的觉悟提高了。“回去!为什么要走呢？”命运要自己掌握，决不能由习惯势力摆布。这里，反映了作者对本民族摆脱封闭、愚昧、保守、落后状态的强烈愿望。这个强烈愿望能变为现实吗？ 划船人呆呆地站在渡船上，远远地望着这个到了渡口又折回去的女人，直到百合翻过了那道高高的山梁，她向他挥了挥手。划船人捋了一下白胡子，自言自语地嘀咕： “这个女人……” 又有人喊渡船了。 这是小说的结尾。作者是那个划船人吗？蔡测海的小说总是没有给人们提供一个答案，没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这一时期，蔡测海先后发表的《白河》、《蛊里———鼓里》、《茅屋巨人》、《穿过死亡的黑洞》等，都表现出作者对本民族命运改变的思考。 蔡测海在运用现实主义的方法进行创作的同时，也运用现代主义的方法进行创作。蔡测海现代主义的代表作是长篇小说《三世界》，这也是蔡测海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蔡测海的中短篇小说，目前已经结集的有《母船》、《今天的太阳》、《穿过死亡的黑洞》、《当代湖南作家作品选·蔡测海卷》、《温佐尔业莎》等。 苗族作家吴雪恼的中篇小说《姊妹仨》曾获第二届(1981-1984)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二等奖。 苗族女作家贺晓彤，1950年生于邵东县，1977年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1979年开始小说创作。贺晓彤以儿童小说蜚声文坛。《新伙伴》、《美丽的丑小丫》分获1981年、1982年《儿童文学》优秀作品奖，《叶绿素夹心糖》改成广播剧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新伙伴》写一个从城里来到乡下姥姥家的小男孩金娃，结识了新伙伴毛狗、五斤，看到乡下孩子贫穷、俭朴、渴望读书识字的情景，幼小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动。“金娃变得越来越懂事了，不仅完成了暑假作业，而且还主动帮姥姥扫地、烧火、喂鸡。他常对姥姥说：‘我也要做毛狗那样的乖孩子……’把姥姥乐得嘴都合不拢啦!”回城时，金娃把没用过的几个本子、铅笔和一些水果糖送给了毛狗。“毛狗心里有多高兴呀!他把本子和笔紧紧地贴在胸脯上，眼里噙着泪水……”同时，又把毛狗送给他的熟鸡蛋回送给毛狗兄妹吃了。《美丽的丑小丫》则写了一个从乡下奶奶家回到城里自己家的“土”小丫与“洋”妈妈的矛盾与冲突。小丫回到家里，一身土里土气的衣服。马上被妈妈换成了洋里洋气的打扮，还要把乡下穿来的那套衣服丢掉。母女俩发生了第一次矛盾冲突。妈妈与邻居阿姨对小丫评头品足，说：“我们小丫这几年在农村个子倒没少长，可是晒得乌漆墨黑的，模样也越长越难看，真是丑小丫了。”小丫说：“爷爷家对门那个大姐姐，模样儿比谁都漂亮，可是她不爱劳动，餐餐要吃好菜，生气了还要骂姥姥，一点儿也不懂礼貌，大人们都不喜欢她。”母女俩发生了第二次矛盾冲突。小丫在乡下养成了爱惜粮食、自己劳动、关心农事的好习惯，“洋”妈妈却满不在乎。母女俩发生了第三次矛盾冲突。妈妈要把一大堆鞋子当废品卖掉，小丫坚决不肯，并引发了爸爸与妈妈之间的一场恶战，打掉了家里的花瓶、杯子、茶壶，还要打掉爷爷买给小丫的“土”瓷娃娃。小丫心里象针扎一样，难过极了。母女俩的矛盾冲突达到高潮。在这一系列的矛盾冲突中，作者努力使小读者分辨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从而培养小读者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勤俭节约等优良品质。这两篇小说对少年儿童的教育意义都是很好的。贺晓彤已经出版了《美丽的丑小丫》等4本儿童题材小说集。1996年，贺晓彤(小桐)又有短篇小说集《爱的折磨》，被广西民族出版社作为“中国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大系”出版，但它不是儿童题材小说。 向民胜也是儿童文学作家，1970年生于湘西，现是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向民胜上大学时即开始儿童文学创作。童话《大脸兔的故事》荣获第三届冰心儿童图书新作奖。1997年，又出版了童话《外星猫人阿木哥》。猫人阿木哥是莫名其妙星球上的一个小男孩，由于害怕老鼠，他披上蓝色猫皮，变成猫的模样，被星球王封为“灭鼠大王”。嫉妒的老鹰把他抓走，无意之中掉到了地球上。从此猫人阿木哥以猫的形态、人的心理，活动于人类与非人类之间，发生了一系列曲折离奇的故事，如有魔法的蘑菇，蚊子组成剪刀，花一样香、树一样高的小草，长着铁尾巴的老鼠，妖精变的石头心，录梦枕头等。在这一系列曲折离奇的故事中，作者努力让孩子们分辨正义与邪恶，美与丑，并激发孩子们的想象能力。 还有两位散文作家。一个是土家族作家杨盛龙，龙山县人。一个是苗族作家向启军，古丈县人。杨盛龙已经出版了《山乡小桥》、《出山集》、《湘西记忆》三本散文集，也写小说和评论。他在国家民委工作，到过西藏等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因此，他的散文除了书写对家乡的一往情深和少时的记忆以外，还写了湘西大山以外的世界：西藏及其他各少数民族的风情，倾注了作者对本民族与全国各少数民族一道，走出大山，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愿望。向启军出版了散文集《远徙的魂》，是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的作家作品大系”的一种。作者以一种平缓的笔调，叙述他周围所发生的事情：平静的酉水河，平静的山里小镇，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也许作者的笔调太平缓，太波澜不惊，使人在领略静的意境的同时，不免发生些许倦意。 活跃于当代文坛的湖湘少数民族作家还有胡柯(土家族)、萧仁福(苗族)、向本贵(苗族)。胡柯1935年生于大庸，大学毕业以后即进行业余创作，已出版长集小说《映花河畔》、《叛将风云》、《雾山野男女》，中短篇小说集《鸳鸯岭》、《落雨的太阳》，创作小说累计近百万字。胡柯长期从事群众文化工作，曾为《雪峰》杂志主编。萧仁福1960年生于城步，1987年毕业于吉首大学中文系，1994年出版中短篇小说集《箫声曼》，获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集中的小说大都取材于作者的家乡，带有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如《两阳镇》：“邵阳和衡阳，都蛮宽蛮大。邵阳是阳，衡阳也是阳，一个小小的镇子便把她们容纳了进去。这个镇子叫两阳镇。两阳镇就一条小街，东街属衡阳，西街属邵阳，东街人要过西街来，就说到邵阳来，西街人要过东街去，就说到衡阳去。才那么两步路，就穿了州，过了府，两阳镇人觉得蛮豪气，蛮够味。”就很具地方风情，其作品的语言介乎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向本贵，沅陵县人，有长篇小说《苍山如海》获湖南省委宣传部颁发的“五个一工程”奖，又有通俗长篇小说《金客》。 以上大略谈到活跃在当代文坛的湖湘少数民族诗文作家。由于掌握的资料不全面，作家作品或有所遗漏，祈望读者和专家批评指正。 原载：《理论与创作》1999年第4期 原载：《理论与创作》1999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