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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下这个题目，就意识到了这篇文章肯定不会作得轻松洒脱。其实，读梁衡的作品和接触梁衡其人，又怎么可以轻言洒脱与轻松呢？ 与梁衡的结识是在一次作品研讨会上。当然，在此之前，就对这个写散文的梁衡有所知晓。因为我从中学生的女儿的课本里读到过他的《晋祠》。记得那是篇写得十分规矩的写景散文，有六朝散文的遗风，骈俪的文采不时让我接通古人的气脉。于是，晋祠和梁衡或者说梁衡和晋祠便给我留下了记忆。后来，陆续在报刊上见到了写有政论色彩散文的梁衡，便不能不感到疑惑，这个梁衡是那个“晋祠”吗？ 大凡举行作品研讨会都选取一处风景优美之地，或海边或名胜，总之，得有个让人轻松的环境。我在接到通知参加梁衡作品研讨会时，也是抱定了轻松一下的想法的。哪知刚刚报到，就一下子接到了五部书，一部比一部厚，《继承与超越》、《传媒新论》、《新闻绿叶的脉胳》、《梁衡散文选——人杰鬼雄(人物卷)》、《数理化通俗演义》。据说，还有两部书过两天再发。捧着这一叠“砖”，没等看就先自有了倦意。因为只有这么一个晚上的时间，第二天就要开会了，这一宿的觉还能睡吗？ 研讨会按时举行，在锦州笔架山下。京城来的名家果然了得，他们踊跃发言。与会者都想多讲一些，结果，到头来，还有一些人没能讲上。 会议间歇时，我与梁衡先生坐在一起聊起来。自然，我们的话题就围绕着他的散文说开去。从《晋祠》出发，经过“长岛”，绕过“桂林”，再经过那些梁衡到过我也到过的地方，再到特利尔——马克思的故居。梁衡很看重他的《特利尔的幽灵》。这篇散文在深圳的《特区文学》上刊发过，在梁衡的专门写给党的干部们看的《论干部修养》一书中收入了此文，在他的《人杰鬼雄》卷中也收入了此文。对这篇文章我是很感兴趣的，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也去过那里。 那天我与梁衡谈得最多的还是关于散文的话题。好像除了散文之外，他很难再对什么别的感兴趣了。他对散文的理解和认识有其独特性。他喜欢那种大散文，那种抒发大性情、选取大题材、开拓大领域的有意义或有价值的散文，他不喜欢那种卿卿我我，无病呻吟的东西。我发现他写了那么多的散文，却几乎没有一篇是写爱情的，写儿女情长的散文也一篇没有见到。我把这一发现对他说了，他立刻认同。他说，他对母亲感情很深，这完全可以理解，所有当儿子的怎么能够对自己的母亲没有情感呢？纵观文坛有多少作家写到母亲时，文笔充满深情，而梁衡对母亲的感情却从未诉诸笔端。尤其是当老人家与世长辞之后，他更是陷入了深深的感情涡旋中而不能自拔。一个作家，一个散文作家，最能够寄托情感的方式，也不过是采用写文章的方式去缅怀亲人。事实上，文坛已有好多作家在自己的父母过世之后，含着未干的泪水写出了怀念的文章。然而，梁衡却没写。他说他非常想写写自己的母亲，但是，他想了再三，还是没有动笔去写。他没写的主要原因是他觉得还有更重要的文章需要他写。那么，在梁衡看来，什么是最重要的文章呢？ 1998年7月17日的《人民日报》刊发了梁衡的一篇题为《提倡写大事、大情、大理》的文章。文章像题目一样率直：“文学家艺术家常幻想自己的作品能够使洛阳纸贵，万人空巷，但便是许多部最激动人心的作品加起来，也不如一件涉及国家、民族利益的政治事件牵动人心。作家、艺术家既求作品的轰动效应，那么最有利的办法，就是找一个好的依托，好的坯子，亦即好的题材，借势发力，再赋以文学艺术的魅力，从大事中写人、写情、写思想，升华到美学价值上来，是为真文学、大文学。”他认为：“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作家都去写政治，但是，也不能都去回避政治。至少我们在创作导向上要提倡写大事、大情、大理，写一点有磅礴正气、党心民情的黄钟大吕式的文章。” 梁衡是这样倡导的，实际上他的作品也正是这样去努力实践的。 翻开东方出版社为他出版的两部《梁衡散文选》，一部写山水的，一部写人物的，无论写山水还是写人物，他在选材上基本上都是选取那种大题材的，比如写五台山、写大西北、写泰山，这些都是名山大川；写人物如写毛泽东《这思考的窑洞》、写周恩来《大无大有周恩来》、写瞿秋白《觅渡，觅渡，渡何处？》、写邓小平《一座小院和一条小路》、写马克思《特利尔的幽灵》……应该说，选取这种题材是需要气魄的。尤其在目前休闲散文、个人化写作日甚一日地带来市场效应时。曾经，我们的文坛盛行过政治口号式的大散文，那是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如今文学回归到自身规律，似乎以远离政治、远离大事、正事为时髦了，而在这种时候，梁衡这样的极富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作家却一味地书写大题材、大人物，是不是不合时宜呢？ 其实，写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写，能不能写好。 不能说梁衡的每一篇大题材的散文都驾驭得很好，但是，他从总体把握上，具备了驾驭大题材的能力。许多评论他文章的文字认为他写人物要比他写山水好。细品，这种评价确不无道理。 梁衡在写山水的散文时肯定和他写人物的散文一样下气力，一样费功夫，一样苦思冥想，绝不轻松，正如他被喻作“苦吟派”诗人一样。梁衡来自山西，山西的大山是沉重的，他从小在贫困之中，平民意识铸入了他奋发向上的性格。他写山水，并不是去附庸风雅，而是借山水来抒自己的大性情；他写伟人，也不是简单地介绍伟人故事，而是要从伟人那里发掘出一个真正深刻的道理。就是说，他的这两类散文，一类是偏重于抒发大性情的，一类则是偏重于阐释大道理的。 《秋思》是专写秋天景色的，古往今来，以写秋景著名的篇章并不少见。梁衡在这篇文章中没有渗入个人的小感情，而是抒发大性情： “本来，四时不同，爱者各异。人们大都是用自己的心情去体贴那无言的自然。所以春花灼灼，难免林小姐葬花之悲；秋色似火，亦有欧阳修夜读之凉。其实，顺着自然之理，倒应是另一种感慨。芳草萋萋，杨柳依依，春景给人的是勃发的踊跃之情，是幻想，是憧憬，是出航时的眺望，天高云淡，万山红遍，秋色给人的是深沉的思索，是收获，是胜利，是到达彼岸后的欢乐。” 《西北啊，西北》这篇题目就给人以强烈的抒情色彩，文中，作者放开情怀写道：“多么辽阔的土地啊，只新疆一个省，就有三个法国大。多么壮美的河山啊，你在西北行走，无论在甘肃、在青海、在新疆，也无论在冬天，在夏天，你只要一抬头就会看到那皑皑的雪峰，他飘着白须，那样高远，那样肃穆。你开着车，走过青海湖，走过天池，走过玛纳斯湖，他们静静地躺着，明净的水面那样深沉，那样含蓄。”“我从西北回来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但是，一闭眼，脑海里就是那皑皑的雪山，那明镜般的天池，那滚滚的黄河，那一望无际的戈壁，还有那些在山河大漠间工作的可敬可爱的人们。” 梁衡在《西北三绿》中，更是纵横捭阖，一展胸襟。他从辽阔的光秃的大西北中选取了三绿，由于作者选取了大视角，所以，尽可以进行他的大抒怀。他写刘家峡“一条大坝拦腰一截，黄河便膨胀了，宽了，深了，而且性格也变得沉静了”。接着作者引用了李白的名句：“黄河之水天上来”，他认为“这个水库就是一个人们在半空中接住天水而造的湖”。他写到“天池绿雪”时，更是发现了大美。他以大视角而发现大美，因之大美而抒大性情，这大概是梁衡山水散文的主要追求吧？这是一批很硬朗很笃实的文字，不绵软，不轻浮，沉雄而豁达。由此，梁衡攀上了一个大境界。这种写景散文与那种风花雪月的凄楚哀婉散文相比，完全是两回事。如果说那种散文是属于阴性的话，那么梁衡的散文则无疑是属于阳性的。 再看梁衡的写人物的散文是如何阐释大道理的。 先说《大无大有周恩来》。从题目看，就充满思辨色彩，而文章紧扣着“大无”和“大有”来作，六个惊人的大无，死没有骨灰是第一无，生而无后是第二无……“中外文学史上有许多名篇都是碑文、墓志和在名人墓前的凭吊之作，有许多还发挥出炽热的情和永恒的理。如韩愈为柳宗元写的墓志痛呼：‘士穷乃见节义’，如杜甫在诸葛亮祠中所叹：‘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都成了千古名言。明代张溥著名的《五人墓碑记》‘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简直就是一篇正义对邪恶的宣言。就是空前伟大如马克思这样的人，死后也有一块墓地，恩格斯在他墓前的演说也选入马恩文选，成了国际共运的重要文献……为伟人修墓立碑已成中国文化的传统，中国百姓的习惯，你看明山秀水间，市井乡村里，还有那些州县府志的字里行间，有多少知名的，不知名的故人墓、碑、庙、祠、铭、志，怎么偏偏轮到总理，这个前代所有的名人加起来都不足抵其人格伟大的人，就连一个我们可以为之扼腕、叹息、流泪的地方也没有呢？” 文章围绕着周总理的六个无，丝丝入扣，层层推进，每一个无都说得鞭辟入理透彻见底，或者引经据典，从传统文化寻找文脉；或者从朴实情感出发，达观明理，总之，从这六个无中，极其巧妙又极其深刻地写出了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极其特殊的一生。从中，透出一个如何做人如何流芳千古的“生命哲学”。这是多大多深的道理啊! 《特利尔的幽灵》这篇文章从题材来讲，应该算作一篇游记，到德国西南部的小城特利尔去看马克思的故乡嘛!然而，它与游记却是相去甚远，甚至它也不是一般性的散文，它简直就是一篇思想深邃让人惊醒的政论文。有人称梁衡这类文章为政论性散文。 由世界而中国，大主题，大思考，大结构——从外在的小楼“共分三层，环形，中间有一个小小的天井”写开去，写到了马克思学说的复杂经历，特别是传到了中国，那种复杂程度与简单的小楼结构，正构成了一种悬殊的反差!“从留言簿上看，来这里参观最多的是中国人。马克思主义于中国有太多太多的悲欢。这个幽灵在中国一登陆，旧中国的一切反动势力立即学着欧洲的样子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就是共产党内，在经历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马克思主义的一刹兴奋之后，接着便有无穷的磨难。这个幽灵一入国门，围绕着怎样接纳它，运用它，便开始了痛苦的争论。”“中国这个封建文化深厚，崇神拜上，习惯一统的国度，总是喜欢有一个权威来简化行动的程序，省却思考的痛苦。”“马克思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而我们却硬要把他降低为一个行动家。共产主义既然是一个‘幽灵’，就幽深莫测，它是一种思想而不是一个方案。”这是一个多么透彻而又发人深省的道理。马克思是一个思想家而不是一个行动家，共产主义是一种思想而不是一个方案。这种结论，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经过了层层分析之后，得出的令人信服的道理。这种道理使得文章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和高度。这一方面说明了作者思考的深度，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作者有着深厚的理论功底。如果没有必要的理论准备，仅凭一时的冲动与感情，是无论如何也写不出这种有深度和力度的大散文的。 在梁衡这类写人物的散文中，应该说艺术成就达到最高的还是写瞿秋白的那篇《觅渡，觅渡，渡何处？》，这篇文章无论要讲的道理还是要表述的人物，还是布局谋篇，都要更为复杂一些。瞿秋白英勇就义了，却留下了一部《多余的话》。瞿秋白的意义就在于这“多余的话”。而历史与人生的复杂性也在于这“多余的话”。“瞿秋白以文人为政，又因政事之败而返观人生。如果他只是慷慨就义再不说什么，也许他早已没入历史的年轮。但是，他又说了一些看似多余的话，他觉得探索比到达更可贵。”作者以项羽为例，认为如果项羽为刘邦所杀，或者他失败后再渡乌江，都不如临江自刎这样留给历史永远的回味。“项羽面对生的希望却举起了一把自刎的剑，秋白在将要英名流芳时却举起了一把解剖刀，他们都将行将定格的生命的价值又推上了一层。”最精辟最耐人寻味的一句话是：“哲人者，宁肯舍其事而成其心。”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道理，这是一种品格一种人生的大境界，非常人可及。我想，作者一生中大概更看重的也是这种人生的境界吧？ 无疑，梁衡在这类政论散文或者叫做伟人散文的创作中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一方面来自他思想的成熟，用他的话说，他很注重理论的学习，如果没有坚实的理论水平，想写出这么复杂而又深刻的问题，是不可思议的。然而，光有理论水平和政治素养，也是无法完成散文的创作的。梁衡散文除了惊人的思想含量之外，他有着自己的独特的艺术特色。他在表现这种大题材时，常常能够选取一个非常精巧的文眼，或曰角度。比如他在写毛泽东、写毛泽东思想的意义时，他选取了窑洞，《这思考的窑洞》中，他写道：“我看着这一排排敞开的窑洞，突然觉得它就是一排思考的机器。”这是非常形象非常生动的比喻，也是非常贴切的文眼，由此生发开去，带动全篇，使全篇的博大而丰富的素材有了一个内核，一个散文的灵魂。这就是艺术手法。这种以小的形象去连缀大题材大思想，在梁衡的散文中随处可见。比如《红毛线，蓝毛线》中，面临重大战事时的参谋们的地图上用红毛线和蓝毛线来标出敌我双方的态势，本来这种标识是应该用红蓝铅笔的，但是，当时太穷，没有这种奢侈的笔，只能用毛线代替。这一代替，不仅内含深刻，加重了思想的含量，而且，在艺术审美上有了独特的韵味和情致。这不仅是作者思想的发现，而且也是他的艺术的发现。还有《一座小院和一条小路》也是采取这种以小的可视的外在形象去包容巨大的内在力量和思想，如同结尾处所云：“江西新建县就永远留下了这座静静的院子和这条红土小路。而这以后的中国又开始了新的长征，走出了一条改革开放、为全世界所震惊的大道。”由小而大，由外而内，由浅而深，梁衡辛辛苦苦地一步步完善着自己大散文创作的一套路数。写散文各人有各人的路数，难说谁的就是好，但是，有人写文章是靠小聪明、小感觉而成篇的，这种文章写得很快很多，也很显出一些才气来，这种文章拒绝深刻与力度；而梁衡的这些写伟人写大题材的文章光靠小聪明、小感觉、小机智大概是无济于事的，那还是需要有点大智慧的。在当前世风日下，思想疲软，文坛疲软，缺乏大作力作之时，当许多作家在有意无意地逃避政治，绕开与政治相关的题材，向内转，写隐私，绝对隐私，乐此不疲地从事私人化写作之时，我们的时代是需要多几个梁衡这样的有着历史使命感与责任感有政治头脑和政治素养的散文家的。什么叫大散文家，能够称得上大散文家的人首先就应该具有开阔的大视野和丰厚的大性情。 比较一下梁衡这两类题材的散文，一种写山水，一种写人物，这不同的取材领域作者都在努力参透某种深意或悟性，我觉得梁衡是热衷于社会生活的人，也许与他的记者生涯有关，他对于社会人生之理之大理参悟得要比对于自然山水之深寓更透彻更精彩一些。甚至有些写山水的文章也过于认真地去阐发某种道理了，这不能不影响情致。也许对梁衡苛求了。然而，更高品级的散文，窃以为还是那种真正的融入山水之中，物我两忘之境。 [作者简介]刘元举，作家，现居沈阳。主要作品有《黄河悲歌》、《西部生命》、《表述空间》等。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2期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