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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人文知识分子一直在庙堂、广场、民间*这三方空间中艰难地寻找着自己的价值，对他们而言，传统的庙堂之路已经无法延续，与庙堂意识相关的那种兼济天下大任的忧国忧民的责任感则在“广场”上被重新唤醒，以启蒙的激情走进现代历史之中，然而在有形的历史事件和无形的文化背景制约下，“广场”的价值趋向愈益显出某种虚幻的性质，特别是进入90年代后，“广场”与“民间”相比，民间的世界———那个实在、丰富、驳杂、蕴含着生命的精髓和污垢、文化的精脉和惰性的本源大地日益显示出其重要的意义，我们试图在这个藏污纳垢的世界中，找到知识分子的精神和生命的滋养，这种寻找无疑是艰难的，然而在跋涉、寻问的过程中，一种富有生命活力和内在质感的知识分子精神肯定会和大地上那蓬勃生长的庄稼一样不断地生长，于是我们怀着某种惶惑、渴望，甚至有点悲怆地走向了民间的旷野，走进了浑然苍茫的《九月寓言》所描绘的那一世界。 一 重读《九月寓言》，沉入民间大地的苍茫幽深之中，我们首先感受到了一种寓有活力的自由精神和精神生长的快乐。这种“自由之性”不是源于某种理念的导引，也不是源于玄虚的心灵之思，而是源于生命的内在渴求和本性牵引，那里有生命的精灵在驰骋，自由、舒畅地宣泄自己青春的欲望；那里有生存的渴望而涌动，野性、洒脱地追逐着生之意义。《九月寓言》里的这种“自由”，对于知识分子而言，首先在于启示他们意识到在“民间状态”知识分子的活力所在，民间一旦摆脱了观念形态的思想压抑，就获得了个人思想自由生长的可能，我们说知识分子应有民间立场的意义正在这里。 在自由自在的民间社会中，张炜以其浪漫的激情和本性的驱动穿行于生机勃勃的大地上，那里有永不停息的蜕变和新生，有与土地精脉之气相通的热情、欲望与追求，张炜在这里获得了一种新的精神生长，这是生命在民间大地滋养下迸发出的灿烂光华，于是我们看到张炜钟情于那些在夜晚的土地上奔跑追逐的青年男女，钟情于那些夜晚相互撕打的夫妻、那些奔跑于旷野上的万千生灵，这些生动、新鲜的艺术经验既来自于他走入民间的那份激动和摆脱以往观念的先验制约而获得的生命的洒脱，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从民间这些活跃的生命身上发现了自身生命的某些缺憾———知识分子被日益技术化的生活所残害，与万物生来之间缺少灵的沟通。从整个20世纪知识分子的发展道路来看，我们是否在90年代也感受到了精神的困顿和迷茫我们一直以启蒙为己任，在“广场”上呐喊布道但在90年代愈来愈陷于一种“无人回应”的困顿之中。当思想不能进入别人的心灵，思想者难免陷于痛苦、孤独与迷茫。坚守以往的精神思想并试图让自己的思想获得更多人的理解是让人敬佩的，但是如果能够发现新的生长点并使已有的思想品性获得更广阔、深刻的再生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我们确立自己的民间立场，不是放弃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也不是迎合世俗(尽管民间与世俗性有联系但两者是有区别的)，而是为了这种精神的生长使思想和追求变得更加具体和明晰，使激情和劳作变得具有生命的活力，为了这种精神的自由生长我们才愿意再一次穿行于《九月寓言》的民间世界中。 民间的自由是以不受主流话语的绝对控制为前提的，知识分子的精神自由以及人的个性自由也同样是以此为前提，有了这种自由才能在民间大地上发现未曾发现的精神动力。才能使民间的精神资源得以创造性地转化。你看张炜奔跑于九月的原野上，与野地里的一切共生共有，思想与情感也在这共生共有状态中有了新的收获。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提醒人们注意的只是一些最普通的东西，因为他们之中蕴含的因素使人惊讶，最终将被牢记，我所关注的不仅仅是人，而是与人不要分割的所有事物。”由此我们看到《九月寓言》中没有什么宏大的叙事，也没有人为分割人物形象完整性的思想介入，有的是与土地万物密切相关的、生命自身蓬勃生长的自由精神，与其相伴而生的是金祥、露筋闪婆等一群让人难以忘情的人物形象。 这一个个人物形象在张炜的“民间叙事”中显示出独特的魅力。“民间叙事”与“知识分子叙事”是不同的，在面对民间时，“知识分子叙事”往往是以居高临下的启蒙姿态或外在“民间”的立场去审视民间，对民间的批判或者歌颂都与知识分子已有的一种意识形态观念密切相联。20世纪以来的大部分小说基本上采用的都是这样的叙事立场，然而在张炜的《九月寓言》中，这种叙事立场得到了根本性的转变，他把自己沉入民间的天地中，与民间的内在精神融为一体，发现着民间本身所固有的叙事传统。金祥是小村中有着坚韧生命力的一个普通劳动者，他在小村里邂逅庆余，带来了小村人生活中一个革命性的事件———人们由吃地瓜变成了吃“煎饼”，为了获得做煎饼用的铁鏊子，他踏上了艰辛的寻鏊旅程，正如普罗米修斯盗来火种一样，金祥含辛茹苦、餐风饮露，在漫长崎岖的山路上奔波，一道道山梁熬尽了他的气力，沿路乞讨的凄苦使其身体变得瘦弱不堪，但他终于把鏊子背回了小村。在金祥这个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了源于民间自身和生命要求的悲壮英雄行为，与“夸父追日”等民间神话原型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如果把金祥这个人物和《创业史》中梁宝生这个人物作一比较，会更清楚地看到两种叙事方式的区别。在《创业史》中，梁生宝作为新时代的农民，他承载着作家对农民的一种新的理想，在梁生宝进城买稻种的叙事过程中，集中体现了作家对新的农民精神———克己奉公、勤劳质朴、无私能干等优秀品格的讴歌。我们仔细体味一下作家的这种叙事不难发现———梁生宝的精神与当时政治意识形态对农民的要求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作家的叙事是从意识形态的立场去叙述梁生宝的所作所为，梁生宝的精神不是如金祥一样从民间大地上自觉、自由地诞生，而是由作家顺乎意识形态的要求“创造”出来的。当金祥以其源于民间的内在精神使其成为人们教育孩子长志气的楷模时，露筋和闪婆则以其漂泊一生的方式获得了爱情的自由和在野地里奔腾流畅、充满魅力的时光，他们与自然合而为一，与万千生灵一起流露出压抑不住的欢喜，待在它们之间心头泛起一种永恒的生之依托，露筋与闪婆的情爱就在这中间不拘世俗，顺其自然，进入了一种浑然苍茫的大爱之境。在民间大地上产生出的金祥与闪婆、露筋这自由的生之精灵是如此美丽，与其说他们经过艰难的努力实现了自己的某种目的，倒不如说他们完成了人类生命的辉煌。在民间大地上所诞生的这种自由精神伴随着金祥、闪婆等人的成长焕发出了夺目的光辉，与“民间叙事”融汇在一起的这种民间自由精神，也为我们自身的精神成长带来了某种可能性，当我们吸吮着民间的营养自由生长时，我们的精神是否也会如金祥、闪婆一样获得生命的坚韧、强悍，变得勃勃富有生机？ 二 张炜的《九月寓言》不仅使人们摆脱了以往伴随着主流话语控制而产生的观念化阅读定势，获得了一种自由精神的生长和真正审美意义上的愉悦，而且使人们进入了一种“诗性”境界，这种诗性的境界就是对人存在的一种诗意关怀。由于这种诗性，我们才在藏污纳垢的民间世界中看到美的光芒，也看到了民间世界在转化为艺术境界的过程中作家人文情怀的意义。在张炜的《九月寓言》中，这种诗性的人文情怀就是对于人及其与人相关的那一棵草、一棵树、每一个动物的悲悯关怀和深切爱意与柔情的触摸。正如张炜自己所说：“在安怡温和的夜晚，野草熏人，追思和畅想赶走了孤单，一腔柔情也有了着落。我变得谦让和理解，试着原谅过去不曾原谅的东西，也追究着根性里的东西。”(《融入野地》)这根性就是民间的藏污纳垢状态。在展开这一问题论述之前，有必要说明一下张炜这种诗性民间情怀产生的原因。在张炜看来，这种诗性的深切爱意与现代生活中产生的那些世俗的知识分子是格格不入的。他认为将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俗化有伤人心，于是出现了逍遥的骗子、昏愦的学人、卖了良心的艺术家，这些人在势与利面前一个比一个更乖，而投入原野之中，在万千生灵之间，灵魂才能得到升华，同时在投入民间大地时也才能摆脱现代城市文明的发展所带来的对人心灵的压抑和异化。在此张炜显然是从人类生存及当代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精神问题来追问人的现代性到底是什么。当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张炜诗意的悲悯和对民间大地的关怀时，他实际上是在追寻我们生存的当代所失落的某种精神，包括知识分子人文精神所包含的某些重要内容。当张炜把他悲悯的诗意情怀和无限的柔情爱意投入到民间大地时，在大地上生长出的那与生命相关的精脉之气是那样的清新、迷人，这精脉之气透露着野性、执著、坦然和真诚，昭示着民间社会中所可能包含的某些现代人重要的精神资源以及“民间”所具有的重要当代价值。 在张炜的《九月寓言》里，诗性的情怀就包含于藏污纳垢的民间世界中，按照陈思和先生的解释，“藏污纳垢”是一个中性词，所指的是一种状态，是民间世界丰富、驳杂景观的真切描绘。在《九月寓言》的民间大地上既可以看到主流意识形态与外部力量侵入民间后的作用，也可以看到民间以其自身的包容性和内部力量消解这种外部侵入的过程；既可以看到他们对工区的不同生活方式充满的羡慕，也可以看到他们对工区的本能抵抗和仇恨。工区的黑面馅饼、胶筒皮靴、澡堂，甚至工区里的男人和女人都带来了他们内心的冲撞，他们渴求这些东西又总肆意地去诋毁这些事物，洗澡的女人回来后虽然显得美丽至极却又遭到男人的毒打。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是既简单又复杂，既有朴素、善良炽热的友情又有刁钻、邪恶的狡诈；既有传统观念与现代文明的冲撞，又有生命本能欲望与生存环境的冲突；他们既可以狂热地爱着一个女人又可以对这个女人进行无休止地虐待，……。这就是一方乡土世界中人的生存方式与行为方式，在此美与丑、善与恶、本能欲望与精神追求相互紧紧纠缠在一起，难以做出明晰的判断，这大概就是陈思和所说的“藏污纳垢”的原生状态。张炜以自己悲悯的情怀与爱意，沉浸于藏污纳垢的纷繁、浑厚与清新中时，伴随着每一个生命的跃动，写下了曲折动听的乐章。一个作家一旦在“藏污纳垢”的状态中看到生命自身的光辉，以审美的情怀去审视民间生活时，“藏污纳垢”就成了一种美的境界，具有了诗性的特质。 《九月寓言》中“大脚肥肩”这个人物就蕴含着许多非常有意味的内容。大脚肥肩对其儿子争年和儿媳三兰子是非常残忍的，她肆意地毒打争年，不给他任何自由，等争年被迫与三兰子结婚后，她也不把三兰子当人看，使三兰子受尽了磨难，而她的一切所作所为又都与她盼望他们过一种好日子的想法联系在一起，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媳妇家谁能不挨打？能熬过去就是好样的。听妈话，好好干活儿，瓜干装得大囤儿满小囤儿流，小日子谁也比不过。”这个人物显然是难以用现代人的道德标准去衡量她是否合乎理性，善与恶，卑鄙与高尚是纠缠在一起难以分清的，然而在这混沌之中我们则看到了乡村人独有的一种生存方式和生命追求。特别是她与独眼老人那种心心相印的情感交流更是有着一种动人的诗性力量，独眼老人为了寻找他当年的意中人，抛弃一切，到处流浪，他临去世时对大脚肥肩倾诉的一生飘泊之苦及内心情感的煎熬，使她倍受煎熬，使她倍受震动，肥肩知道一场从未有过的大哭开始了。在他们这种独有情感方式及生存方式中，我们感受到了什么？既有情爱欲望的真诚也有生存环境对情爱的残害，既有负心的忏悔与内疚也有生存不得不为之的无奈与悲怆。乡村人的这种生存状态同样也体现在其他人身上，小豆子这个漂亮的女人几乎天天要承受男人的毒打和虐待(一到夜晚小村的夫妻们都在炕上相互撕打)，这种撕打充满了欲望的暴力，可夫妻之间却在这种暴力游戏中找到了生存的平衡。小豆子承受折磨，却从未想到要离婚，她万般无奈中与别的男人共同登上性爱的顶峰，也没有使人感到龌龊的道德背叛，相反则有生命的舒畅。张炜在《九月寓言》中对这种藏污纳垢民间形态的艺术感悟就是这样深沉和丰富，他无意去指责他们多么愚昧和残忍，也无意去赞扬他们多么坚韧和伟大，他就是以悲悯的情怀和爱意去描绘民间大地上的万生万物，万生万物都在急剧循环，生生灭灭，长久与暂时都是相对而言的，但在这纷纭无序中确有什么永恒的东西，这永恒的东西就是生生不息的顽强力量以及民间大地的平和坦荡、绵绵悠长，还有走向民间写作的丰富、动人的艺术魅力。有了这种永恒的依托就有了精神与艺术不断发展的可能，这正是民间写作在90年代的重要意义所在。 三 民间蕴含着巨大的生命活力，这种活力不仅在于给予知识分子以丰富的启示，获得精神自由生长的可能并使其意识到民间大地上存在的文化精脉，而且这活力还体现在它自身难以更改的生活秩序以及对其自足性的顽强坚持和对外部力量的抵制与消解。如果说前者是对人的生命、文化的思考，那么后者则主要在生存的层面上看出民间存在的整体意义。“生命”与“生存”是相关的，但又有所不同，生命对于人而言是内在的，是属于自我的，而生存则更多地指向与人相关的各种社会关系以及生活方式。 绝对的自足对于民间大地而言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一个时代的主流话语都会以各种方式去控制、侵入民间，问题是民间也会以自己的方式去消解外部力量的介入，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民间生存的智慧以及我们理应坚持的价值趋向。理解民间的自足性首先从语言开始，“语言不仅仅是表，而是理；它有自己的生命、质地，它是幻化了的精气。”(张炜《融入野地》)在《九月寓言》里这来自于生命的精气飘溢着幽默、智慧以及诗意的传奇色彩。这民间的话语系统始终以其自足的完整性坚持着自己的纯粹。金祥和闪婆的“忆苦”，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是有着浓郁的意识形态意义的，凡是经历过那一时代的人，对于忆苦的场面大概仍然记忆犹新，那时忆苦的明确意义在于“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珍惜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然而这种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忆苦在民间社会的话语系统中却得到了奇妙的转换。意识形态意义融入民间话语后，对于以往苦难的回忆成为忆旧讲苦的材料，他们虽然也讲“财主心黑”等，但其意识形态的意义指向已变得非常微弱，民间故事的传奇性色彩则得到了强化，在忆苦的过程中感受到的是人们面对苦难的一种达观态度，忆苦不是让人记住苦难与不幸，而是获得精神的愉悦和轻松。民间话语的这种自足性实际上是民间生存自足性的反映。在《九月寓言》的那个小村庄里，夫妻之间、父女之间、母子之间出现了什么问题，甚至方起试图政变推翻赖牙的统治这样的大问题，都有他们自己独特的解决方式而不依赖于外部的力量。这种生存的自足性更为典型的体现在与工区人之间的关系上。秃脑工程师和廷芳父子二人是与乡村人有着深切联系的，他们在小村的遭遇既让人同情又让人惊叹小村人一致对外的那种力量。秃脑工程师频频进出那个小村里，村里人相互询问“他算什么鸟啊？”进而他一进村，就被一个老婆婆伸出手指点划着骂，红小兵还布置人在工程师经过的路口上挖陷阱……。廷芳作为一个工区的年轻人不仅受到乡村年轻人的嘲弄、排斥，而且还被吊在树上痛打一顿。乡村对工区的抵触可以说是狭隘、保守，但似乎不能如此简单地解释他们的行为，实际上他们在抵触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是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和对他们生存自足性的坚持，也隐含着张炜对工区人精神的某种嘲弄。从秃脑工程师和廷芳对小村的迷恋是否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民间世界里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在呼唤和诱惑着他们？给予他们精神和情感上依托？ 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是在相互的对比和发现中向前发展的，小村和工区虽然同属一个历史阶段，但其生存方式和文化特点则是有差异的，它们也在相互的联系中发现着自身的缺憾，尽管这种联系是以对抗的形式出现，但精神的交流却是不可避免的。肥与廷芳最后出走是看做对民间和工区已有生活形态的否定还是看做民间精神的一种升华？不管怎样去解释肥与廷芳的出走所可能包含的文化意蕴，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他们带着热情、向往以及民间大地上滋生出的精脉之气，开始了又一阶段的流浪，他们在抛弃过去的同时在精神上又延续了民间的那种精神自由生长的力量。他们像一匹健壮的宝驹，声声嘶鸣、尥起长腿在原野上奔驰，它的毛色与早晨的太阳一样。“天哩，一个……精灵。”这精灵是在民间大地上吸吮着苦难、万物的元气、甚至腐朽的朝露成长起来的，它带着原始的野性、青春的欲望、自由精神的渴求，自由自在、自足自为的民间哺育了自己的灵魂，又以民间的生命力撕破了民间的封闭与自足，呈现出创造的激情和新生的快乐。民间的复杂与丰富、死亡与新生、毁灭与创造都包蕴其中，为未来精神发展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希望与可能。 四 张炜在《九月寓言》中寻找精神的自由生长、以悲悯的情怀沉浸于民间大地上，发现民间的丰富，并在民间生存的自足性中看到内在的生命活力。他的这种诗性的民间写作在90年代的写作中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站在民间立场上的写作可能有多种路数，既可以如莫言以天马行空狂气与雄风穿行于民间，也可以如张承志流浪草原皈依宗教，既可以在民间世俗性之中徘徊，也可以在民间精神性之中获得滋养(民间的世俗性与精神性之间的关系是极为复杂的，两者之间在一些作家的创作中是分裂的，而在张炜的创作中是一致的，民间不能等同于世俗的原因就在于其精神品性的差异)，不管民间写作有多少变化，其意义首先在于使个人性获得了充分的展示空间，获得了一种独特的艺术经验。当张炜屏弃了先验的观念以一颗完整的心灵去感悟思考民间的内容时，他面对的是本真状态的自我和本源状态的大地，由此那些新鲜、独特的艺术形象扑面而来：红小兵的酒、赶缨的长腿、赖牙的狠毒、大脚肥肩的残忍与内心的苦涩、三兰子的不幸、廷芳的痴迷、金祥的坚韧、独眼老人的执著、闪婆与露筋流浪生活的舒畅……，每一个人物都有着源于土地的独特韵致。如果把张炜的《九月寓言》与《古船》相比较也许会更进一步地看到这种独特艺术经验的可贵。《古船》的写作显然与《九月寓言》不同，《古船》是从文化———道德的角度来反思历史和现实，青春的激情融于人道主义的思辨中，虽然作品具有了强大的思想力量，但作品独特的、有血有肉的艺术经验却部分地被思辨力所压抑，显露出“观念化”的痕迹。我无意去比较两部作品孰优孰劣，因为不同形态的作品都有可能为文学发展提供它的意义，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独特的艺术经验是一部优秀的作品不可缺少的美学因素。张炜《九月寓言》所具有的艺术魅力还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这就是知识分子如何坚持和发展自己。张炜在《九月寓言》中带有有一个明显的情感意向———融入民间大地，在与民间的亲和、融合过程中，获得精神生长的力量，以抗拒当代社会给人带来的精神阻隔。这种精神阻隔我理解有两层意义：一是工业化的现代文明所带来的人的感情的冷漠与沟通的艰难；二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在90年代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的制约所带来的“坚守的困境”。这的确是90年代人文知识分子所面临的两个精神难题。《九月寓言》所提供给我们的富有生机的民间大地能否给予我们的精神以新的生长力量？这一点在前几部分中已有论述，不多赘述，但凭直觉就知道“只有在野地里，人可以漠视平凡，发现舞蹈的仙鹤。泥土滋生一切；在那儿，人将得到所需的全部，特别是百求不得的那个安慰。野地是万物的生母，她子孙满堂却不会衰老。她的乳汁汇流成河、通入海洋、滋润了万千生灵。”(张炜语)对于民间大地的这种精神依托，是否是一种民粹主义的思想？我想两者是不同的，其根本区别在于走向民间是一种价值立场的选择；是为个人精神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在融入民间的过程中不是绝对依附民间的世俗性、泯灭自己的主体力量，而是在民间的世俗性中发现民间精神的价值。那么，在走向民间的过程中是否会“陷入泥淖”，消失掉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因为民间的藏污纳垢并不包含有多少现代性的思想。这种诘问显然缺少对“民间立场”的正确理解，实际上人类思想(包括知识分子的思想)的产生、发展都离不开民间的支持和依托，更何况精神的生长并不是直线型的发展，人类社会的进步所导致的精神的进步，有时候是以反社会进步为前提的。譬如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所带来的人们对现代文明的批判，你能说这种批判性思想不是一种现代性思想？而这种思想在精神发展链条上就与以往的历史有着某些割舍不断的联系，对于人的精神发展现象以社会现有进程为标准做简单的对应性批评是不合适的。另外从文学史的意义上看，“民间”往往成为一种新的文学潮流的精神资源，以其内在的原生活力激活人们的思想。譬如西方浪漫派在其产生之初就以民间为其精神依托，以其清新、洒脱、自由开创了一代新风。诞生于本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其核心是思想启蒙和个性解放。似乎这种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与民间没有多少联系，实际上“五·四”运动之初的白话文运动就是来自于民间的启示，以“引车卖浆者之流”的民间语言对抗已成规范、缺少生命活力的文言文，以适应现代知识分子表达启蒙思想的需要。由此看来，丰富的充满变化和富有活力的民间大地是蕴含着多种精神产生的可能性的。当然民间也包含着许多腐朽的东西，问题在于如何看待这种腐朽，更何况腐朽往往与新生并存。我们在90年代重提“民间”的意义正是源于精神创造的渴望，源于对一种富有生命力的文化精神的期盼。 注释： *庙堂、广场、民间的概念由陈思和提出。庙堂意识是传统知识分子的主要价值取向，它的主要特点是知识分子借助最高的世俗权威向整个社会推行自己的价值主张。广场意识是指现代知识分子向西方启蒙主义文化传统学来的近似于伦敦海德公园的一种试验，他们幻想有一个广场，可以俯瞰芸芸众生，向他们布道，不借助君权的力量，单凭知识分子自身建立一个新的南面而王的位置。民间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概念，主要是指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一个生存空间和文化空间。可参阅陈思和《试论知识分子转型期的三种价值取向》(《上海文化》创刊号)。 原载：《文艺争鸣》1999年第6期 原载：《文艺争鸣》1999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