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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不常读散文。 有人在谈到散文时曾说，“在繁复的世态，火热的斗争中，作家有所见，有所闻，有所采撷。但重要的是有所感，有所思，有所激动。———由于切身的感受，发自肺腑，通过大脑，倾诉自己对生活的见解和理想”(柯灵：《散文———文学的轻骑兵》， 1961年2月28日《人民日报》)。可是，在“十七年”的散文，即使是“大家”的散文中，我们却很难感受到这一切。今天反观那时的散文，留给人们最明显的缺憾至少有两点：其一是，看不到作者真正的“自我”，听不到真正属于作家的“私人话语”，更遑论“发自肺腑，通过大脑，倾诉自己对生活的见解和理想”；其二是，看不到个性化的散文主题(那时的文学，包括散文，只有陈思和所说的“共名”)。这二者在创作实践中又具有互为因果的关系。新时期，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散文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其最重要的方面就在于“自我”回归于散文本体，散文的主题全方位走向个性化，由此也产生了一批具有相当艺术价值，使人们对散文刮目相看的作品。然而，总的来说，散文在表现人生、社会的深度上，在总的艺术成就上，与其他文学艺术尤其小说相比仍在其下，而且真正倾心于散文创作，并为此进行艺术磨练的作家更是微乎其微的。这大概也是有的人，比如我，疏于读散文的原因之一吧。 最近，一个偶然的机会，读到了湖南散文作家廖静仁的散文集，即2000年末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文艺湘军百家文库”中的《散文方阵·廖静仁卷》。一种少见的散文魅力把我带入书中，让我在艺术审美的过程中与作家一起去品尝人生的滋味，感悟生活的哲理。作家对人生、社会深刻、独到的体悟给我以巨大的震撼，使我不能不产生强烈的共鸣。我觉得，这才叫散文，这才叫艺术! 读廖静仁的散文，不由使我想起著名作家彭见明在他的散文集《零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后记”中说过的一段话：“人间百味中，已知愁苦的滋味，还有什么‘味’不可体味透呢？被苦浸泡过的双目，再看世情，是何等的冷峻和透彻。”廖静仁的散文所以给人以巨大的震撼和强烈的共鸣，就在于作家以“被苦愁浸泡过的双目”去透视“世情”，并通过审美方式给予艺术地表现，使我们从中感受到作家对人生、社会的体味“是何等的冷峻和透彻”! 二 《散文方阵·廖静仁卷》共收散文65篇，分四辑：第一辑，“山”系列， 26篇；第二辑和第三辑，乡镇系列， 31篇；第四辑，船夫系列， 8篇。这65篇散文所表现的内容我们可以用一个字去概括：“魂”。就是说，作品从不同的视角，既揭示出了生活之“魂”，也显露了作家的情感之“魂”。 第一辑，“山”系列。在这里，作者抒发的不是悠然独步的闲情逸致，追寻的不是远离尘世的鸟语花香。在作家的笔下，山，是神秘的，又是坦荡的；是雄浑壮伟的，又是无限深邃的；是充满了真善美的，又是包容了假恶丑的……。在这里，山，既是“自然”的对象，更是容纳了人生、社会丰富内涵的象征性意象。在作品中，作家的生命、灵魂同大山融为一体，既挖掘出了深刻的人生、社会哲理，也流露出心灵世界中的“自然崇拜”意识。 我一直认为，一个真正的文学家，同时也应该是一个真正的思想家；他不但应该写出别人不曾写出的事物，更应该表达出别人不曾表达过的思想；或者如狄更斯所说，“能从一种景象中看出无数的特色和意义”。读廖静仁的“山”系列散文，首先使人感动的不是它所描绘的“景象”，恰恰是那些“景象”所传达出的“意义”，即它给予我们的对人生、社会哲理的深深感悟。这是一种充满悲剧性的哲理的感悟。 “大山世界的生活和外面闹市的生活是雷同的，只是表现形式不同罢了。”身处大山世界，“无论是一条山径，一棵小草，一朵鲜花，都会引发我对外界事物的联想。”(《山猎》)。作家正是从这种“表现形式的不同”的大山世界中，“联想”出———感悟出了与“外面闹市”“雷同”的种种现实生活的“理”。在这里我们才能感受到“散文像是生活的博物馆，它所陈列的，哪怕是一皿一器，一幅断笺，一片碎瓷，也无不揭示着深刻的社会意义”(柯灵：《散文———文学的轻骑兵》)。 深山里的一座小木屋，一双小脚，“一拐一拐穿过那许多密密麻麻的日子，却始终也没有能走出大山一步”。她守着小屋歪斜的门楣上的“贞节孝顺”的牌匾，“守着贞节，守着孤寡，守着孝顺”，就像山坡上的寡婆子苦守着自己的影子，“这块遮掩着痛苦、昭示着礼教的木头，就这样用烫金大字描写了她的一生”!“她站在匾的下面，一帧东方女性可怜可悲的肖像”(《山花》)。简练而深沉的文字，展现了大山深处埋藏着的封建礼教铸就的残酷的人生悲剧。而《山魔》中，那个半个多世纪里唱着凄惋的歌，呼唤着、等待着动乱中失去的丈夫的“她”，就像“滔滔大浪之旁，岸上一粒砂石等待着急流旋涡中的某片草叶那么无望”的“她”，由一个花容月貌、满头青丝、身段窈窕的少妇变成了一个满头银丝、形容枯槁、被世界遗忘了的“她”，给人们留下了更多的生活与道德的问号：“她”的生命到底是“爱情”的象征，还是悲剧的缩影？“她”值得礼赞，还是值得同情？…… 在“大雪纷飞，天地间一片白色恐怖的大山里的冬天”，一只山鸟，无畏、不屈地“双脚叉起来，吊着绞缠在被冰雪裹着的古树枝桠上”，“它死之将至，它蓄满痛苦，它是要把自己所见到的冬天的罪证，乃至全部生命都从倒悬着的口中倾吐出来”。“冬天能不在它的辉煌的鸣叫声中发抖么？”“冬天发着抖，丢弃满身的白铠钾，仓惶而逃……”(《山鸟》)，这个饱含着“悲壮的美丽”、“揪心的快乐”的山鸟的“故事”，难道仅仅是一个大自然中的美丽的传说？它怎能不更使人想到一种“社会现实”，尤其是那种“社会现实”中的一种充满悲剧性的人生、充满了悲剧精神的“人”？! 山溪，“命运就注定它只能这么屈从地流着，才能找到出路。它最终肯定是会流向东方，给大海添一层浪波，为万物托举出一轮红日。”“这背阳山谷的山溪，不正是前辈知识分子的化身么？他们的一生也确实拐过不少弯子，但那是一种选择，很清醒的选择。”“他们是在不断地拐着弯子才能坚持的”(《山溪》)。这是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和命运的形象化的写照。而山溪上空自由翱翔的花鹰，“那不正是人类精神解脱后的象征么？”但是，生活在现实中的人是无法像雄鹰那样自由翱翔的，“唯有在求索中的思想能够飞翔，能够跨越时空。”这不由使人们想起卢梭的名言：“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8页)这里，作品促使我们去深深思考一个时代“思想者”的历史命运，他们的悲剧性的人生历程；仿佛一切都是偶然，实则一切都是必然，就像山溪的现实存在状态一样。在这里我们也可以体悟到，曲折和坎坷对于“思想者”来说，既包含着生命中许许多多的痛苦和无奈，更包含着生存中的许许多多的“幸福”和希望…… 《山音》中雏鸟争食母鸡、蟒蛇吞噬雏鸟的残酷一幕，那种赤裸裸的“求生的表现形式”，使人“联想”到：“聪明”的人类的“求生方式”是“换过一种别的表现形式”的。什么样的“表现形式”呢？稍有生活阅历的人都不难意识到，那是更隐蔽、更狡猾，也更残忍的“形式”；而在本质上，后者同前者是“雷同”的。 “山”系列的每一篇散文都闪烁着哲理之光。作家在“读”山，也在向山的“深处”走去；实际上，作家是在借此检视人类、剖析社会，是在向历史的深层走去，并奉献出理性之珠—— 《山谷》中，从对“种子”和“路”的感悟中意识到，“人，只能拥有苦难，这中唯一可以把握的存在。”“人，总是因有所想，才注定了要承受苦难。”《山寨》对人间争斗、生死善恶的感悟，《山塘》对人类“理想”的感悟，《山醉》通过雪豹的命运窥视了人性一个本质方面《山冢》对“历史”与“人”的思考，《山虎》对人的“正气”渴望，《山翁》对“八哥”之声的厌弃和对自由之声的追寻，《山鬼》对人生存意义———“幸福”的追问，《山猎》、《山形》、《山民》、《山汉》等篇中对“山外世界”中的“暗算”、“陷阱”、“圈套”、“相互残杀”、“狡诈”的警醒和形象化的揭示等等，无不给人以深深的启悟，引人去久久思索。 “山”中的人生、社会哲理绝大部分是带有相当深刻的批判性的；当然，有的哲理则是通过礼赞的方式来透露的。《山惑》中，谜一样身世的山中女教师，教七个孩子，分四个年级。她的慈祥“宛如传说中的圣母”，而“有一种伟大的东西正深藏在她那无可奉告的缄默里”。《山粮》中，作家把自己的全部深情献给了土地，尤其献给了在那上面辛勤劳作的人；他把他们尊崇到历史应有的地位：“‘崇高’和‘伟大’乃至‘不朽’等字眼，原来并不仅仅只属于那些高耸着的纪念碑下的英雄们”———它们也应属于那些最普通、最“卑贱”的农人!正是在山中农人耕作、播种的土地上，“我”在“接受一种庄严的洗礼”。《山空》，是在同人类的比较中展现了大山的从容、坦荡、与世无争、从不标榜自己的“性格”，从而意识到“单个的人同大山相比较，任何张扬都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 廖静仁从“山”中捧出的哲理是率直而深刻的；它们没有任何做作，也没有任何矫饰；它们不是来自狭隘的偏见，也不是来自某种幽怨或激情；这些哲理来自作家对生活的深层挖掘和对人生的冷静思考，因此，这些哲理也是独到的。这是作家真正的“由于切身的感受，发自肺腑，通过大脑，倾诉自己对生活的见解和理想”的结果。 我觉得，读“山”系列散文，其艺术魅力正在这里，它们的艺术价值也在这里。 “山”系列散文在人生哲理挖掘的同时，还流露着作家心灵世界中强烈的“自然崇拜”意识。 “自然崇拜”是一种文化意识，是对久居世俗社会，尤其喧嚣的闹市所产生的厌倦情绪的一种精神反叛。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山水诗词就是中国文人“自然崇拜”的一种传统文学表现方式；西方启蒙运动时期“回归自然”口号的提出，是以“自然崇拜”的方式来表现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的。这种文化意识在以后的哲学思潮和文学思潮(包括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文学思潮)中，一直时隐时显地映射着。新时期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大潮汹涌澎湃，都市文化的原始性浮躁和“丑陋”暴露无遗，文学中的“乡村文化情结”和“自然崇拜”意识也空前突出，在廖静仁的“山”系列散文中就有一种自觉的艺术表现。 “我”感到，人在大山“这样的环境中，是无所谓负担，无所谓责任的，精神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自由和舒展。说是虚幻也好，真实也好，反正，人和自然都达到了一种超越和融合。”“山又空了，心又空了，不闻尘世的喧嚣；径也深了，云也深了，自在游曳如野鹤。”“林子里的阳光溶溶，一切纯净，一切透明，包括山林和人生”(《山雾》)。山月之中，短暂的人生仿佛瞬间“成烟成雾成梦”，“些许的功名和利禄，都会随了山风而去的……”(《山月》)。《山谷》、《山寨》等篇对“闹市”世界的悲剧人生的哲理性的感悟更衬托出作品的“自然崇拜”意识，这种意识渗透着对“现代都市文明”的时代“陌生感”，以及“现代都市文明”在“改造”、“侵略”和“驱逐”农业文化的过程中暴露出的“丑陋”的哲理性思考和文化性批判。 三 在廖静仁的乡镇系列散文中，我们都读出了什么呢？我们都看到了什么呢？ 所谓乡镇，就是“我”的“故乡”。在这些散文中，我们首先读出了作家那种炽烈、深厚的故乡情；这“情”中有深沉的爱，有无限的眷恋，也有别一番滋味的思考，更有灵魂深处浓浓的“乡村文化情结”。其次，从这些散文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个色彩缤纷的故乡“世界”：故乡的山水，故乡的风情，故乡的父老乡亲，故乡的生活，故乡的历史及其变迁，尤其是故乡人的命运……。不论是作家的“情”，还是故乡的“世界”，在这些散文里为我们展示的既是丰富而真实的“现实生活”，也是深刻而独到的人生体悟。 故乡，是“我”的摇篮，“我”的梦；故乡，是母亲的怀抱，是“我”生命的“根”。“我”是故乡古老而贫穷的土地养育的儿子，“我”怎能不对故乡满怀永远的深情？这深情中既有赤子挚诚的爱，也有眷顾后的无言的苦涩和淡淡的忧伤。 故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砖一石都是“我”心灵抚摸的对象，“我”的深情就流淌在心灵的抚摸之中：衰老的边街，青青软软的青石镇，曲江夜色，思游的仙人洞和留仙堂，江雾缕缕的资水江面和那令人怀念的米豆腐，如梦的古楼，小镇唐家观的擂茶，还有那历尽风雨的镇东桥和几经变迁的古镇梅城……。像归来的游子投入母亲的怀抱，既感受着母亲的温馨，也抚摸着母亲的皱纹和泪痕。作家在亲近故乡的同时，并没有掩盖故乡历史变迁中的尘砂，去单纯抒写空灵柔美的山光水色，去赞美古朴纯净的乡镇风情，而是把这一切都放在岁月的沧桑中去流览，去观照，因而在深爱中自然流露出种种困惑、遗憾和感伤。这些困惑、遗憾和感伤既弥漫在面对历史变迁中“现代”对“古老”的无情洗涤里，更表现于对乡镇人物悲剧命运的刻画中。 故乡传统习惯中的迷信和蒙昧仿佛是挥之不去的梦魇(《婆婆崖》)，故乡人的悲剧命运更使人感到刻骨铭心的沉重。蛮牛嫂的悲剧(《蛮牛嫂》)，姣姣的悲剧(《姣姣》)，是妇女命运的悲剧；歌手的悲剧(《歌手》)是生活对人的才华扭曲和泯灭的悲剧；药王的悲剧(《药王》)是爱情的悲剧；师伯的悲剧(《划人字的师伯》)是人性的悲剧；神刀郭的悲剧(《神刀郭》)是封建观念的悲剧……这一切无不同中国的传统观念，同乡镇的传统观念紧密连在一起。这不是历史的悲壮，而是历史的悲哀和凄凉。在这里，我们清晰地感受到了作家自觉而深刻的历史悲剧意识，它也使我们再一次深深意识到人的生存的悲剧性，正如卡尔·雅斯贝尔斯所说：“这世界充满了无辜的毁灭。隐匿着的邪恶未被觉察地暗中毁坏；它无声无息地进行着；没有一个世俗权威耳聪目明到感知它，就像有人在古代城堡的地牢里被折磨致死一样不为所闻。”(《悲剧的超越》，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40页)作家笔下人物命运的悲剧就是“无声无息地进行着”的悲剧，就是“地牢里”的悲剧；这“地牢”不是别的，就是乡镇人无法真正超越的“传统”。作家通过散文揭示了这一切。《廖静仁卷》的乡镇系列散文的厚重在这里，其艺术审美力量也在这里。 在廖静仁的乡镇系列散文中我们还能体察到作家那种浓浓的“乡村文化情结”。 中国传统文化是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之上农业文化体系。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新文学有一个十分突出而独特的现象，即绝大部分作家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乡村文化构成了他们创作活动的“根”；在这条“根”上，绽出过无数绚丽的艺术之花，甚至可以说，文学的兴衰成败很大程度上是系在这条“根”上的。作为这类作家创作基因，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乡村文化情结”。这包括两种内涵：其一，以农村生活为艺术审美对象，观照现实人生，观照社会，观照历史；其二，以农村文化为艺术审美参照，来反映社会人生、历史和现实，其艺术审美对象却在农村生活之外，尤其是都市生活。显然，第一类是体现“乡村文化情结”的文学创作的主脉，贯穿于20世纪新文学历史中蔚为壮观、具有浓厚田园特色的乡土文学即属此类。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寻根”的旗帜下形成的地域文化派作家的大部分创作也是此类乡土文学的承继和演变。廖静仁的乡镇系列散文也可以列入这种创作趋向之中。这些散文中的“乡村文化情结”同“山”系列散文中的“自然崇拜”意识互相映衬，互相融合，形成了廖静仁散文中既有新时期文学共性，又有作家独特的生活和审美个性的创作内涵和艺术特色。 廖静仁这类散文的“乡村文化情结”所展示的角度也是不同的，其中最突出的是对具有鲜明的乡村文化色彩的田园生活的追寻和怀恋，实际上这是对其生命的“根”的追寻和怀恋。其代表篇章就是《灵魂在村庄游荡》。在这篇散文里，作家对生养他的土地以及那里的父老乡亲倾注了无限深情。当身心完全融入故乡的田园之后，“我”深深意识到“我也曾经是农人的一成员”，意识到“农人同土地，就是能包融一切的美德”。在田园的劳作中，“真的就想一头扎进这柔软的泥田，在农人百般地呵护中成长为一株禾苗，饱满了，成熟了，就谦逊地低着头，等待着与农人一并享受着收获的喜悦。”这里的一切都给“我”一种真正的“家”的感觉：“刚刚探出檐头的缕缕炊烟”，“猪的哼唱，鸡的啼鸣，狗的吠喊……无一不是温馨的流淌。”这里处处都可以唤起童年的记忆，甚至可以“从正在撒着的地衣中感觉到自己的童年的气息”。这里仿佛时时可以看到永远活在心中的慈爱的老祖母的身影，听到老祖母的声音，时时涌起对祖母的追忆和思念(在《蔚蓝色的祝福》里，在“我”的意识深处，老祖母就是她不止一次给“我”讲过的神话里的“神伞”和“圣母”)。在这里，“我”的精神获得了一种真正的“自由”，这同进入都市后的生存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就因为一念之差，我才混迹城市，进入了毫无生气的‘八小时’的圈套”就像一只狐狸被关进了铁笼里。“在这漫涣着清新空气的乡间多呆些日子，干些原本熟悉而又陌生的农活，比起在毫无生气的挤塞着水泥楼群的城市里，自己掏钱买月票去公园搞锻炼要强十倍百倍”……这种“乡村文化情结”同样在《回家的感觉》、《老屋》中汩汩流着；而且，在《老屋》中，还流动着“历史”的浪花。 这一系列散文中的“乡村文化情结”还通过对亲人的怀念来表现。除了前面说到的祖母以外，令人感动的是《如果思念永恒》中对姐姐在“我”童年时光给予的无微不至的呵护的眷念，姐姐的情怀如慈母般使“我”终生难忘。《五谷的骄傲》把对嫂嫂的怀恋同艰辛的劳作以及劳作中显示的农妇本色和美德融为一体了，同时也把父老乡亲们艰辛的劳作中抒发的“浪漫的情怀”如歌如诗地描绘了出来。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农人们的“生活”和他们对待“生活”的精神世界。《父亲》、《母亲》则别是一种滋味，这是对他们悲剧命运的抒写。这种悲剧同《蛮牛嫂》等篇的悲剧不同，他们的悲剧不属于“传统”，而真正属于“现实”；这种悲剧以亲情的角度叙说出来更具情感的力量。 《慢板的牧歌》、《境界》、《补锅谣》、《一路弹花也风流》的“乡村文化情结”则把我们带到了另外一种农人的生活境界。在这里，乡镇人的种种生存斗争的“悲壮”、艰辛的劳作以诗化、礼赞的方式展示出来，既表现了包括“我”在内的乡镇人的生存状态和他们的精神世界，更表达了对真正创造了世界、创造了生活的“底层”的人们真挚的讴歌和赞美。 总之，这些散文展现的故乡“世界”，表达的故乡“情”，使我们深深感到“我”与故乡有血肉联系，不渝的情怀，以及一种“社会”和“人生”———现实世界的“魂”。 四 如果说廖静仁乡镇散文的厚重和艺术美是通过“平静”中的散板叙述来体现的，那么他的船夫系列散文的壮美和惊心动魄的艺术力量则是在惊涛骇浪中展示的。毫不夸张地说，在新时期的散文中，具有如此真实而深刻的生活体验，深邃而独到的艺术思考，激荡人心的艺术魅力的作品是少见的，即使在成就斐然的小说创作中，具有这样艺术深度的和艺术感染力的作品也是不多见的。 廖静仁的船夫系列散文的壮美的灵魂是崇高和悲壮，是充满了苦难与刚烈的崇高与悲壮，是人———资江船夫，以血肉之躯体，以生命之力同险恶的自然环境搏击，同严酷的生存挑战进行别无选择、义无反顾地迎战显示出的崇高与悲壮。这种崇高与悲壮之美在乡镇散文中也有所表现，如《崖湾那地方》中令人慨叹的“爬山鞋”———“用血与肉缝合的，用坚韧的力和无畏的艰辛铸造的”，“一双双赤裸着的崖湾人的脚板”；《慢板的牧歌》中农人们为养护同他们的生存息息相关的耕牛，进山割芭茅的艰苦卓绝的劳动；《境界》对乡村泥工生活的抒写，等等。不过，这些崇高与悲壮主要是以静态的方式，从比较平凡的生活场景中显露出来的；而船工系列散文中的崇高和悲壮则是以鲜活的动态方式，从特殊的生活场景中，在人与自然的尖锐对立与斗争中展现出来。 读廖静仁的船夫系列散文不能不使人联想起世界名画《伏尔加河上的纤夫》，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还有《川江号子》中的那些诗句：“你碎裂人心的呼号， /来自万丈断崖下， /来自飞箭般的船上。/你悲歌的回声在震荡， /从悬岩到悬岩， /从漩涡到漩涡。/……(蔡其矫) 八篇船夫系列散文，描绘了一个特殊的“世界”，再现了一种特殊的人生。在这个世界里，有奔腾呼啸的资江水，有九九八十一道滩峡中最为凶险的崩洪滩，有陡峭的岩岩，有窄窄的纤道和纤道上“力与美的雕塑”———“纤痕”……；生活在这个世界里的“主人”是世世代代与资江搏斗，包括纤夫在内的船夫们。在这个世界里，人与自然的关系已经简化到了“唯一”：征服———生存；失败———死亡。正是在这种生存与死亡的搏斗中，“主人”———船夫和他们家族， 生息着、延续着，用他们的生命、鲜血和那撕心裂肺的呼喊，书写着生活，书写着历史，书写着他们的爱与恨、痛苦与欢乐…… 在这些篇章里作家不止一次为我们描绘了船夫，尤其是纤夫的形象：他们紧绷着脸，喘动着嘴角，那被太阳烤晒得黑而发着乌光的胳膊以及背脊，仿佛变了形一般，显得嶙峋。一双双铁铮铮的脚掌，紧扣着路面，像要把那路面扣进去似的。他们的腰板起初弓着，而后又拼命向前伸直。由于抓爬那能够牵引向前的什么东西，手指甲裂开了，指头溢出了鲜血……”(《纤痕》)。“他们把所有的力气，全都聚于一根纤缆；匍匐在窄窄弯弯的纤道上，一任命运加剧着前程的坎坷崎岖，江风江浪，如一把不停地挥动的雕刀，日里夜里，剔刮着他们黑红色的肌肤……”(《资水河我的船帮》)。这是不屈的形象，是坚忍的形象，是向命运抗争的形象，是充满了希望与力量的形象，是征服者的形象，也是饱经苦难和沧桑的形象；与“纤痕”相比，他们更是“力与美的雕塑”! 船夫的生活、船夫的生命是与船夫号子相伴随的。作品在表现船夫生活的时候，也一而再地表现了摧人心魄的船夫号子。那穿云裂石的号子，那苍凉激越的号子，那深沉凝重的号子，那低沉呻吟的号子，是真正发自生命、发自灵魂的声音，是真正倾诉生活和命运感慨的声音，是真正向世界宣战的声音，是世界上最壮美的声音!从这里我们感受到了一种真正的伟大，真正的悲壮，真正的美! 在摧枯拉朽般强大的自然力面前，人的生命随时会像一片树叶、一片破布一样被撕碎，被席卷。船夫的生活与迸溅的热血同在!帆篷“布满着斑斑血迹”；船，变成了“红帆船”。“在阳光的照耀下，那页血色的红帆如火一般燃烧着，燃烧着”!“红帆船!红帆船!你将永远在我记忆的江河里行驶着……”(《红帆船》)。 它也永远在人类的历史中行驶着，在人类的记忆中行驶着!它是人类一种精神，一种伟大征服力的象征! 江水、江峡塑造着船夫们的生命，塑造着他们的生活，也塑造着他们以及他们家族的灵魂；即使在悲惨与绝望中，他们的“魂”也与江水、江峡同在。《资水魂》叙写的那个丈夫殒身江流，孤身一人，“就着一顶破烂船棚，竟在这荒寂的野外，在这滔滔滚滚的江岸边，支撑起一个生命的归宿”的妇人，那个双目失明、依然满怀希望地为船夫们编织草鞋的老人，就是魂寄资江的代表。 《九峡溪的男人们哪》还写出了船夫的“情”，那是船夫心灵中的别一世界，真实而美好的世界；那里的情是最真的情，是最热的情，是最质朴而又最深厚的情，那是如九峡溪轰隆隆的桃花水一样，资江汉子们“热血在涌动、澎湃与奔泻”的情! 读完廖静仁笔下的船夫系列散文，谁能不激情澎湃、感慨万千？!可是，我们又能说些什么呢？我只能向着浩浩青天，向着我想象中的资江水、资江纤道无言地呼喊：———啊，我那不曾相识的船帮弟兄们哪! 我认为，真正好的散文不但应该给予人们以“生活”，还应该给予人们以“思想”；不但应该给予人们以认识，还应该给予人们以美感。这样的散文不是现实的轻盈点缀，而是对世界厚重沉实的“艺术把握”。只有这样的散文才有资格享受长久的艺术生命。 我觉得《散文方阵·廖静仁卷》中的散文就是这样散文。读廖静仁的散文，仿佛经历了一次难忘的生活洗礼，一次深刻的人生、社会体悟，一次散文艺术美的熏陶。 以后我会多读些散文，像廖静仁这样的散文。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2年第1期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2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