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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在我印象中谭元亨一直是一位多产的长篇小说家。后来，他考入武汉大学作家班学习，我们有了共同切磋学问的机会，对他了解有所加深，但仍然保留着小说家的印象。他的创作力惊人，常常过不了多久，就有一本新出版的长篇小说送到你面前，使你惊讶，也使你叹服。 毕业离校前，他告诉我，他正在撰写一本关于中国文化史方面的学术著作。我在欣喜之余也颇为诧异：两年的高校氛围，真能酿造出攻克这高难度学术课题的勃勃雄心？去年他回到母校，真的带着刚问世的3万言大著：《中国文化史观》来到我面前，使我大有“士别三日，刮目相看”之感。这是他经过8年砥砺，一边继续着小说创作，一边奋力完成的学术著作，一本受到我国史学界权威吴于廑教授热情赞许，称它是我国“迄今为止第一部试图从宏观上、科学地系统地对中国整体历史进行反思，尤其是对中国史观发展与演变过程进行揭示和评价的著作”。当我读完这部材料丰实、思考缜密、富于创见的学术著作时，脑海中自然就完整地树立起一个学者型作家或者确切点说是作家型学者的印象。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这部新著《土地与农民的史诗》是谭元亨近年的又一个研究成果。我有幸在它出版前读到它的全部书稿。他的研究，引起我浓烈的兴趣。如果说《中国文化史观》是谭元亨带着现实生活感受和创作体验向历史深处走去，那么这部《土地与农民的史诗》则是他从历史深处向着今天的现实生活和创作情态走来。正是这种从现实到历史，从历史到现实的往返穿梭，形成了他的创作研究的不同寻常的意义和价值。 谭元亨不是专门从事农民生活领域创作的小说家，但由于他对中国文化历史及其观念演变的系统把握，使他深深理解农民与土地在中国文学创作中的重大意义。周立波农村小说的成就在当代文学史早有重要影响，周健明在新时期的佳作也曾受到赞誉。谭元亨曾在湖湘生活多年，与周立波、周健明的散发着湖南茶子花香的小说神交已久，但看来，他选择这两位父子作家的创作作为研究对象，主要还不在于乡音乡情的熟悉，而且在他看来，这两位作家的关系已超出了父与子的意义，这是两代作家，他们的小说先后所触及、所描写的那些祖祖辈辈把命运与土地紧紧相连的人群，恰恰为我们认识当代中国的农民从四五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的生活步履，生存方式以及精神特征的变异，一句话，就是为认识中国农民的当代性，提供了一个相当完整意义的历史过程和艺术系统。 在中国文学发展中，农民与土地问题一直吸引着无数作家深情的目光，牵动着无数作家丰富的心灵。两千多年的农业文明留给人们的诱惑和思索实在太多了。然而，中国农民却不完全是一个固定的概念，而每一代作家的有价值贡献正是在于能够确切地认清并描绘出他那一代的农民生存方式和精神特征，所以我们的文学画廊才有李逵、才有阿Q、闰土、才有老通宝、才有杨白劳、喜儿等等这些具有永恒生命光彩的不朽形象。那么，中国农民到了当代社会他们又会有怎样的独特命运？这不仅是创作界，同时也是理论界时时在探索着的问题。按照阶级的定义，它是个必然要衰亡，必然要被取代的阶级。可是，按照今天的实践来看，它似乎又呈现着一种特殊的新素质。这些在农田上沿袭旧有耕作方式和生存方式循环往复了一代又一代的小生产者，到了20世纪中叶，历史却为他们提供了与小生产方式逐步分离的可能性。土地，在他们命运中也逐步建立起新的意义，“当代”，对这一代农民来说，已不单纯是时间上的含意，而且具有着历史转型的复杂含意。因此，探讨和辨析中国农民的当代性无疑要成为一个崭新的课题。作为一名作家，谭元亨对创作上这种新难度也许早有领悟，而作为一名作家，他更加清醒懂得，要科学阐明这种历史形成的新现象所应具有的理论识见。我想也许正是这点，才使他有如此大的兴趣又那么精细地钻研着这两位父子作家的创作，并从中发掘许多发人深省的启示，阐发自己新颖独到的深刻理论见解。 我觉得这本著作最吸引人的是，作者不是平面地罗列、逐一地介绍两位作家创作的方方面面，而是站在历史哲学层次上，从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这一根本性问题作为研究视线，去发现和透析两位作家创作上所触及和展露的当代农村土地现象和几代农民在当代的行为特征和精神特征，进而确认作家创作的价值和贡献。他从周立波笔下的陈先晋(《山乡巨变》)和20年后在周健明笔下出现的冷满爹(《柳林前传》)这两个形象的联系与变化，相当精辟地分析了农民的依附性特征，对土地、权势的依附，像一个“双结”，把农民捆绑在一种失去独立创造力的精神枷锁上，离了土地，无法安身立命。30年前的陈先晋如此，30年后冷满爹依然如此。直至伟大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才使冷满爹这样的老农，开始走出了土地束缚，获得了“建立在物的依附性上的人的独立性”。(马克思话)这是当代中国农民一种历史性的进步，一种新的历史趋向。在对这个总趋向的研究中，作者又进一步透视了两位作家笔下的两类形象。《双重清醒》一章，作者着重对周立波《暴风骤雨》中张富英的形象与周健明《柳林前传》中罗富庭的形象作贯通性研究，发现了两位作家对当代农民“异化”现象的敏锐察觉：这就是在摆脱了对土地依附后，在对“物的依赖性”建立过程中，带来人的独立性出现的同时，一种“异化”现象也在农民中出现。张富英这个农民异化分子在40年代末周立波的笔下出现，反映了作家既现实又超前的审视生活的目光，这是我们过去对周立波研究中尚未充分注意的问题。新的历史眼光使谭元亨有说服力地揭示了周立波这一创作的新意义。而周健明笔下的罗富庭，则更令人触目惊心地看到了农民在当代异化的真实存在。现实中禹作敏式的人物，为罗富庭这个艺术形象的当代意义作了最有力的注脚。《困惑与超越》一章作者通过对李月辉(《山乡巨变》)和杨青林(《柳林前传》)这两个具有血缘关系的艺术形象的重点分析，深入地论证了两位作家先后对当代农民民主意识的觉醒和自由个性的大胆表现。自然，李月辉是周立波的研究者早已反复赞美的成功形象。但谭元亨赋予了它全新的概括：农民的知识分子。并从小说的精细描写中剖析了这个人物建立在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等方面的知识基础上而形成的独特的思想特征和行为表现。这种概括，我觉得较之以往的仅从政治“右倾”，为人正直，处世练达等角度的概括更富有历史新意。这是中国当代作家对当代农民新意识新素质的可贵发现。沿着这一血脉到了周健明笔下的杨青林身上我们已经看到了在经历了曲折道路后，在今天新的社会进步中一些农民开始获得了全新的心态，获得了既独立于土地、又独立于物质、权势的人的自由感。也许，这将是当代中国农民历史道路上的一个大趋势。我想，这本著作运用新的视角对两位作家创造的不同农民形象所做的这些研究，不仅使我们在新的历史层面上进一步认识了周氏父子的创作价值，同时，对我们认识中国农民的“当代性”的复杂内涵，认识中国农民的当代走向，更有着直接的启发意义。 当我们看到了谭元亨以其社会学、历史文化学的知识来阐发他的研究对象的创作意义的同时，也会真切地感受他作为一名作家在研究自己的创作同行时那种知人论事、谙熟艺规、独识机杼的优势。他的社会学、历史文化学的理论阐发，极少空论，而是通过作品和艺术形象的相当生动细致的艺术化分析，去获得理论性的结论。尤其是在论述周立波的艺术风格时，作者从楚文化的历史渊源，从潇湘之境、苍悟之野山水精气之浸润，从屈原、宋玉诗魂的感唤等多重因素，探讨了这位在我国当代小说领域中独树一帜的风格形成的原因，以及这种富有生命力的民族艺术在一代又一代人身上产生的神奇影响。其论述不仅见解精辟，且情浓意切，文词酣畅。无疑，这是溶进了论述者自己在这地域文化氛围中的真切感受，使这部理论著作渗透着艺术情感的光辉。当然，从学术的严谨性来看，也许人们会挑剔它的某些瑕庇，但在学术殿堂独抒一下性灵，不也可以让这严肃的领域增加一点个性色彩吗？ 原载：《理论与创作》1999年第3期 原载：《理论与创作》1999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