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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这两个字对于上一代人是那么的熟悉而亲切，因为它用信赖与信念、权威与崇高这一类词组相联系的。可是对于今天许多人，它显得越来越淡远和陌生了。至于说文学，现在很少触及“组织”的主题，它似乎是一个被疏远被遗忘的角落了。 邓一光恰恰拿来这久违了的“组织”，作为他长篇新作的题名。在熙来攘往、拥挤不堪的文坛上，一个作家找到自己的艺术位置，必须有其独特的创作个性和新鲜的视角。我觉得，邓一光最突出的艺术个性，不是趋同而是求异，善于重拾和重塑那曾是热点但渐被疏离、渐被淡漠的人物，善于铸造那富有血性的人物形象，给人们带来久违而又重逢的惊喜!人们还会记得，1995年邓一光曾在中篇小说《父亲是个兵》中推出一个离开战场，安度暮年的老将军形象。当时，读者不满意“小女人”、“小男人”作品以及其它软性调子的时候，骤然间，一个戎马倥偬、金戈铁马的铁血、刚烈、威武的将军形象出场了，一下子冲击和震动了读者。世纪交替时刻面世的《组织》，带给我们的仍然是那种久违又重逢的惊喜。它描述某城市共青团的团市委机关，叙事方式不是赁借那种有头有尾的故事来引人入胜，而是以散点透视团市委部长、书记们的复杂心态而耐人寻味。其中笔墨浓重、相当精彩的人物形象，当属宣传部长舒小布。 这部长篇小说尽管没有一个依照人物命运或重大事件的显型结构，但结构深层却依稀可见一个隐形的脉胳，这就是舒小布爆发的三次羞耻感和愤慨情绪，以及由此引发的林林总总的人物与纷繁的事情。例如小说开头，舒小布要求检查官拿掉团市委两个书记和一个主任的手铐。这位天生丽质的年轻姑娘为什么出此惊人之举？她不是有意阻碍司法人员执法，完全出自一种羞耻感，为了共青团，不能容忍受贿、腐败沾污她心目中团委大院那块干净、圣洁的土地。小说伊始就抓捕罪犯，这是不是固做惊人之笔？它犹如一把利剑，一下子挑开了厚厚的帷幕，展现了别的作品不大涉足的团组织成员的形形色色。共青团这是一个特别注重信仰、充满朝气和不知疲倦的青年组织。它诞生于熊熊燃烧革命烈火的年代，计划经济年代它进入了鼎盛期。当市场经济浪涛汹涌奔来的时候，团组织却遭遇从未有过的挑战。小说展示了它的历史辉煌，但也不回避现实中的团组织涣散、团员素质在滑坡、先锋作用在消弱。区区一、二万元钱，为什么击倒了两个书记一个主任；作为“团委一支笔”的才华横溢的范副部长，为什么下班卖西瓜上班打瞌睡？无限崇拜他的妻子，又为什么绝然提出离婚？团组织又为什么纷纷发生团干转业的“水土流失”？今天，文坛频频呼吁现实主义，却为什么忽略了19世纪巴尔扎克现实主义一个最基本的精神，这就是注重揭示现实生活中的金钱关系。强调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为什么却疏忽了人物性格与金钱的关系。《组织》的一个突出点，它紧紧把握市场经济的时代背景，在金钱诱惑面前，拷问人物的灵魂，拷问今日之青年的荣誉观和价值观。 舒小布有着沉重的“共青团情结”，名牌大学毕业应即以职业团干走入社会。她的人生信念和爱憎情感，她的青春年华与荣誉追求，这一切都与共青团联系在一起。小布是别的小说很少出现的、带有时代新质的青年。她三次爆发的羞耻感，不是出自个人荣辱，完全是维护共青团的信仰和荣誉。没有羞耻感，人也就失去了灵魂。“知耻而后勇”，这“勇”就是支撑她寻找消除耻辱的意志和行动。她深知历史正淘汰陈腐的东西，但她认为传统中有着珍贵的“根”，应该“守住”这个根。她回视历史又面对着现代与未来，她在社会经济的光怪陆离色彩中寻找自我，寻找历史与现代的连接点。这个连接点可以说是憧憬与理想，也可以说是新的价值观。它既是“组织”的，又是个人的生命信念。 读《组织》使我想起了青春文学。这流淌青春血汁和闪射青春辉光的文学，可惜未能引起足够的认识。其实青春文学不仅仅是年龄层次或题材的问题。一代青年是民族、国家的未来。文学中的青年形象向往什么，寻找什么，他们价值观念的论争，灵魂的震颤，无不拨动着时代的敏感神经。应该说，青春文学是一代青年的心灵栖息地和精神的家园。恩格斯论述青年形象与时代关系时曾借用一位诗人的话：“时代的性格，主要是青年的性格”。每当历史急遽转型，时代的风云和社会的思潮往往从文学中青年形象首先显示出来。20年代初，蜚声文坛的女作家庐隐笔下的亚侠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心傍徨得很啊!往哪条路上去呢？”这是当时不少青年心灵的回声。茅盾认为丁玲描绘的莎菲女士的变态心理，乃是那个时代叛逆者“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作为跨越世纪的舒小布形象，让我联想起另两个年轻人。一个是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里的林震，一个是刘震云《单位》《一地鸡毛》里的小林。林震、小林和舒小布三者很相似，都是在机关单位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林震是50年代团中央“学习娜斯嘉”的号召中应运而出现的，对官僚主义及一切不正风气勇于斗争，单纯，进取，充满勃勃向上的精神。小林则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市场经济浪涛中的小公务员，他所以失去青春朝气而陷入平庸，令人不能不为磨损人的意志那种单位体制和生活堕力而扼腕叹息。舒小布性格内核有着林震的传统基因，朝气，进取，抗争，但她面对的则是包围小林的那种纷杂的、充满诱惑的现实。她困惑，徘徊，但她那一身朝气和求索、求实的精神，辐射一种灼热与灼烫的热力。《组织》还不是那种标准的、成熟的青春小说，但它无疑是一种昭示，我们时代给青春文学提供了广袤的天地。 从《父亲是个兵》到《组织》，对于邓一光小说创作既是承接和延续，又是转换与新的探求。我在文章中说过，《父亲是个兵》“所以引起那么热烈的反响，因为小说反映了90年代人生的一种价值理想：当物欲横流、腐风盛行的时候，人们尤为渴望与呼唤正气凛然、永远战斗的那种真正是‘兵’的硬汉子”(见《鲁迅文学奖作品丛书：中篇小说》卷前言)。舒小布虽然不是一个兵，却是一位充满热情和热血的青年，其形象也是对“正气凛然，永远战斗”那种真正的人的呼唤。《组织》与《父亲是个兵》也有区别，原者是作者对先辈的缅怀与追思，字里行间充溢着崇敬与激情。《组织》作者依然葆有炽热的激情，但它从怀思老一辈移向自身的经历和体验。它标志着叙事角色的转换，标志着邓一光从历史逼近现实的审视。激情依旧，但多了几分冷静和批判。《组织》在结构布局和人物情节开掘上还存在着缺欠，但它寻找回来文学曾经疏淡了的“组织”，以青春文学特有的朝气与笔触，塑造了舒小布和她同事们那青春得一塌糊涂的青年群像。舒小布所苦苦寻找的传统与现代的连接点，究竟包容哪些内涵，小说没有明晰的回答，探索中的作者也不一定想拿出答案。然而，为了一个“组织”，为自我人生价值，这种寻找以至呼唤的过程的确值得我们沉思的。 原载：《理论与创作》1999年第4期 原载：《理论与创作》1999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