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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中国存在一个超稳定的文化结构，但这并不意味着乡村中国就是一部自然发展史。事实上，任何一次社会变革或变动，不仅表层地改变了乡村中国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在内部程度不同地改变着这个“超稳定”的文化结构。不同的是，历史是由历史学家叙述出来的，因历史观的差异便有了不同讲述的历史。对文学家来说也一样：历史观决定了他们在文学中如何讲述历史。“文革”结束后，关于这一段历史的文学叙述时断时续若隐若现。略显清楚的是“知识分子”的命运，是被流放的干部和知青在“文革”中的遭遇。“不幸”，是这些作品共同的主题。但是，作为那一时代中国主体的乡村是怎样的状况，文学的表达并不清晰。如果是这样的话，关于“文革”的历史讲述是有欠缺的，这个欠缺遮蔽的问题，除了历史之外，当然包括作家的历史观。 贾平凹的《古炉》讲述的是古炉村的“文革”。小说中烧制瓷器的古炉村，以朱姓和夜姓人家为主，原本山水清明、民风淳朴。支书经常给人讲起古炉村先人的故事：那时有风水先生想要弄明白古炉村为何如此兴旺，他去坟地看风水的时候，先人说等一会再去吧，因为坟旁边他家的萝卜地里，几个孩子正偷拔萝卜吃，怕大人突然去了，吓着了孩子。风水先生立刻明白了古炉村兴旺的原因。这则先人的故事，就是中国乡村伦理的一个方面。乡村伦理是乡村中国的“生活政治”，是支配、规约乡村生活的文化信条，它弥漫在生活的空气中并世代相传。当然，这也可以理解为是对乡村中国一种“历史性”的充满温情和诗意的怀想或传说。但无论如何，它都温暖人心，让人想象东方古风与传统的魅力。现实的乡村却面目皆非：上世纪60年代古炉村村民虽擅长技工，生活却极度贫穷——以至于村里人的名字大多跟吃相关。“贫穷容易使人使强用狠，显得凶残”：村子里人人都有偷拿瓜果蔬菜、在生产队弄虚作假的经历，不过这些小狡黠和小利己却还不至于影响人们的和睦相处，至少夜不闭户是没有问题的。但持续的运动带来深刻的变化，“人人病病恹恹，使强用狠，惊惊恐恐，争吵不休。在公社体制下，像鸟护巢一样守着老婆娃娃热炕头，却老婆不贤，儿女不孝。他们相互依赖，又相互攻讦……他们一方面极其的自私，一方面不惜生命”(《古炉》后记)。 “历来被运动着，也有了运动的惯性”的村民，熟悉各种政治口号和运动形式，在“阶级觉悟”上却并不合格：他们感兴趣的是把学习会上念完的报纸据为己有，评论着水皮念报纸文件的两片嘴，然后昏昏欲睡。1966年拉开序幕的“文化大革命”对他们而言自然更加陌生：这一词汇首次进入古炉人视野是狗尿苔跟随霸槽去洛镇卖瓷货，他们在街上目睹了学生游行，霸槽看到“文化大革命万岁”的标语，他疑问道：“这文化我知道，革命我也知道，但文化和革命加在一起是怎么回事？”霸槽的“革命”知识从公路上来来往往搞串联的学生那里逐渐丰富起来，通过不断地与更高一级组织接触，他掌握了“革命”行动的法则，但村民们却始终未能对文化大革命有清晰的认识，他们在最表浅的层面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文化大革命就是砸屋脊上的砖刻泥塑，铲窑神庙里的对联壁画，收缴销毁旧书古董，开学习会批判会，发传单贴大字报，封窑查账分瓷货分存粮……没有人反对“破四旧”这种新的“革命”形式：“道理似乎明摆着：如果霸槽是偷偷摸摸干，那是他个人行为，在破坏，但霸槽明火执仗地砸烧东西，没有来头他能这样吗？既然有来头，依照以往的经验，这是另一个运动又来了，凡是运动一来，你就要眼儿亮着，顺着走，否则就得倒霉了，这如同大风来了所有的草木都匍匐，冬天了你能不穿棉衣吗？”这是人们在运动中总结出的明哲保身的生存哲学，更是对长期流于形式的运动产生疲劳厌倦的表征。 夜霸槽组织的“红色榔头战斗队”忙于革命，无暇农业生产，其有针对性的打砸行为引发朱姓人家的不满，他们针锋相对地成立了“红大刀队”与之抗衡，其最初用意也不过是想在农业劳动中求得公平。“古炉村有了两派，都说是革命的，造反的，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又都在较劲，互相攻击，像两个手腕子在扳。”而在日常的摩擦之中，两派之间以至整个村子里人们关系渐趋紧张，冷漠、敌对、防备甚至仇恨的情绪滋长起来。“破四旧”本意是要“拥有人类最优秀的文化”， 但人们的破坏欲望被煽动起来之后，这一理想主义诉求却演变成了帮派和姓氏之间你死我活、鱼死网破的较量。发展到极致，便是由围绕窑场而展开的伤亡惨重的激烈武斗。 如果说毛泽东最初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有其政治构想和诉求，那么可以说，这一构想最终被证明在当时的乡村社会难以实现。至少不识字的农民无法理解其中丰富的政治意涵，甚至夜霸槽的“革命导师”黄生生都无法解释为什么 “北京会有两个司令部”，他说：“党中央的事我说不清楚……你也用不着清楚，你记住，毛主席是我们伟大领袖和统帅，毛主席让我们进行文化大革命，我们就进行文化大革命，你不喜欢运动？”霸槽说：“我就喜欢运动！”对伟大领袖的个人崇拜心理和急剧升华的力比多驱力成为“革命”的原动力。在古炉村，激进的政治实践最终被还原为日常生活中的利益再分配，而非理性的狂热情绪则使整个乡土世界变成了上演暴力和荒诞剧目的大舞台。小说逐层推进的繁密细节剥茧抽丝般地展示了人性“恶”的萌芽、生长与爆发的全过程：作品中令人印象深刻地写到霸槽和黄生生几个人在洛镇参加三四万人的庆祝集会，宏大的场面和热烈的气氛使他们受到感染，激动不已，“跟着人群，不停地呐喊，不停地蹦跶，张狂得放不下”；古炉村人也终于按捺不住了：在黄生生等“造反派”的带动下批斗公社书记张德章，人们从沉默到呼口号再到朝人脸上吐唾沫；更荒诞的是榔头队与红大刀竞赛呼口号的场景，以荒诞的方式展现了深陷集体无意识的群体狂欢的黑色幽默；而榔头队、红大刀、金箍棒、麻子黑等几路人马在村子里的混战，将荒诞的闹剧推向了极致。当六升老婆抱着六升的牌位愤怒地喊出“文化大革命我日你妈，你这样害扰人”时，“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怎样使‘文革’之火一点就着”的答案一目了然。这样的情节，生动地表达了政治文化怎样改变或破坏了中国的乡村伦理——那个“礼义廉耻”的乡村不在了。 古炉村农民的日常生活的呈现并不是为了给批判“国民性”提供佐证或理由——在这样的事件中任何对农民劣根性的指责都没有力量。当然，《古炉》也不同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通过展露创伤来表达对“加害者”的控诉——它意在将完好皮肤上伤口从出现到溃烂的过程展现出来。一个小村庄折射出了整个中国底层社会的“革命”图景。贾平凹选择的是直面历史，他用丰富的细节完成了对那一时代民族-国家的政治构想的形象处理。 一面是“古炉”中“革命”烈焰熊熊，一面是贾平凹以平静的心态审视着中国民众这段心灵的历史，并以客观的态度探索了极端环境下人性善与恶的边界，他的人物因此在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同时，也具备了寓言的性质。作品中，作家视点聚焦于名叫狗尿苔的少年。这个被蚕婆收养的矮小、丑陋的小孩，一方面因为不好的“出身”备受歧视和作践，另一方面又因年纪小、个头小躲过了真正的政治批判。他有敏锐的“嗅觉”，每当大事发生之前，总能提前感知；他能与动物植物交流，与它们为伴，所以他善待每一个生命，这与吃蛇、吃麻雀的黄生生不同，与炸死灶火、砍倒百年古松的马部长不同，作者借狗尿苔表达了对宇宙万物的敬畏心情；他的心底极为善良，村民们要对付霸槽时是他通风报信，灶火秘密救磨子时也是他鼎力相助；他既有天真可爱之处，也有与年龄不相称的早熟的心智，“狗尿苔”这种不中看不中用的蘑菇正是他形象的写照，“两指来高，白胖胖的，似乎嫩得一碰能流水儿，但用手去摸，却像橡皮做的，又柔又顽”。他的可贵之处在于具备心灵变质的条件，却保有一份纯真和美好。他承受苦难最终化解了苦难。 另一个重要人物是霸槽。他上过学，资质聪颖；受到过不公正对待，因此成为一个愤世嫉俗、不服管教的浪荡子，他在小木屋主持粮食黑市交易，为了招来补鞋补胎的生意，在公路上砸玻璃酒瓶；他狂妄傲世，常常怨恨自己的才能得不到舒展；他志向远大，甚至愿意将恋爱作为革命前途的筹码；组织榔头队又充分显示了他的领导才能和“革命”创意。他养了一个太岁，卖太岁水。太岁无疑是霸槽的镜像。狗尿苔和他一正一邪、一丑一美构成了古炉村的善恶两界。他是一个复杂的人物，生逢其时，可称雄称霸；生不逢时，则为祸作乱。也许正是他的这种精神气质，才总是吸引狗尿苔向他靠近。像他这样志向得不到伸张、激情无处释放、而性情之中又充满暴戾气息的人，成为“文革”中“破”的主力军，1967年的春天，他终于被押赴刑场。古炉村的文化大革命故事在从冬到春的季节轮回中告了一个段落。 激进的社会政治实践在乡村以一种扭曲变形的方式完成了，当人性之恶被空前地刺激起来，乡村中国的精神与物质都遭受“革命”洗礼、几乎化为灰烬之时，灵魂如何安放、乡村中国靠什么重生？不是传统——以善人为代表的传统伦理道德和五色杂陈的民间宗教信仰已然追随山顶那棵标志性的白皮松仙去；不是智慧——蚕婆也许是生活智慧的化身，然而她全然地聋了，又如此衰老。乡村中国的诗意叙事由《古炉》彻底终结了。贾平凹说：人活成精了，伟大了，都说的是人生哲言，又都是家常话。他用一种质朴地道的乡村土语，展现了乡村生活的原生态风貌，在无比丰富细腻的细节呈现之中，他的清丽、优美抑或诡异通通淡出视野。“我是偏爱我后来的东西……因为早起的东西都是读别人的书受启发而写的，而后来的虽没那么多起承转合的技巧了，写得复杂，似乎没了章法，但都是我从生活中、从生命中自己悟出来的东西，文章的质感不一样了。”在《古炉》之前，贾平凹从未停止形式上的实验和探索，写《秦腔》的时候，疯人引生的第一人称限制性叙事总是令人想起《喧哗与骚动》，而文本里的曲谱则有些后现代小说文本嬉戏的味道。到了《高兴》，其行文归于简淡，而以《古炉》这样广阔的历史视野和厚重的文化思考，又能将现代意识圆融于散点透视的叙事方式之中，也许我们可以说是“古炉”把他的文字锤炼到如此炉火纯青的地步。大道至简，《古炉》的出现，从一个方面弥补了中国乡村“文革”历史的书写。 贾平凹一直密切关注当代中国的现实，他的每部作品都与中国现实有关。即便是这部书写“文革”的作品，也密切联系着他对待历史的现实立场。可以说，只有书写“现实”才构成了对作家的真正挑战。现实的不确定性也意味着某种不安全性，但是，也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性才使得“当代”文学充满了魅力。贾平凹的真正价值也许更在这里。 原载：《文艺报》2011年01月31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1月3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