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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群山——马文瑞与西北革命》和《耕耘者——木刻家修军评传》先后获得中国优秀长篇传记奖，这是读者和评论界对我的鼓励，也是对自己两个不同时期传记创作探索与追求的认可和肯定。马文瑞作为老一辈革命家，是与习仲勋同等资历的西北党和红军的创始人之一，他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力，决定了他的传记必须采取严格写实的手法，而传记文学创作的写实传统，在我国历史悠久经验丰富。汉代司马迁的《史记》可谓是开山之作。“黄河千重浪，司马万古文”，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气势恢弘的诗句，是镌刻在黄河禹门口悬崖峭壁上的。可见《史记》在古人眼里，已经是可以与我们民族的母亲河相提并论的。黄河禹门口胜迹，在我们陕西韩城和山西侯马之间。韩城就是司马迁的故乡，至今老人家的墓冢与墓碑还挺立在黄河西岸的芝川高岗上。我在创作《群山》的时候，几乎跑遍了西北大地，遍访了当时所有健在的遍布全国的西北革命老前辈。更在那年早春专程来到韩城，拜谒了心中的偶像司马迁的陵园。当我站在高高的芝川高岗面对千古奔涌的黄河，想到《史记》塑造的众多不朽人物形象时，心中深深感受到了写实精神的伟大。司马迁笔下的人物，工笔丹青般的个个栩栩如生。写实的功力，来自于对历史和人物及其相互关系的全面深刻洞悉和准确把握。《群山》的写作，承袭了《史记》的传统，用评论家的话说，就是“成功地复活了历史、塑造了马文瑞、习仲勋等一大批群山般的革命历史人物雕像”。这座群雕的风格和价值，在于它严谨的写实性。是在复活历史的过程中，对人物性格的真实生动的把握刻画。当时的情况是，许多人都还活着，包括传主本人在内，他们接受你的采访，还要审读你的文稿。各种角度不同要求的制约，就像要你戴着镣铐跳舞，难度和约束可想而知。许多作者过不了这一关，有的失败了，有的回避或退缩了，也有的因主观逢迎、曲解历史而使得作品被查禁、作者受处分。但我还是坚持了下来，秘诀是从司马迁那里得到了真经，就是尊重历史、秉笔直书。无论是大的历史事件，还是人物的是非功过，不隐匿也不回避。例如“高岗其人其事”、“陕北错误肃反”、“毛泽东与贺子珍的真实生活细节”、“刘志丹与谢子长及其陕甘边、陕北的微妙关系”等敏感话题，都在书中有着深入清晰的反映，而且得到了西北老同志和党史界的普遍认可。这是尊重历史的结果，是写实精神的胜利。 但是传记文学的写作，也要不断探索新路，追求新的突破。不同的人物和题材，需要确定不同的创作方针和原则。例如修军这个人物，当代木刻家，他的生活和经历不像马文瑞那样的职业革命家，没有那么多影响历史的、波澜壮阔的内容，严格说，也还算不得是一个历史人物。他的周围也就不可能涉及到众多对于国家民族命运起过举足轻重作用的历史精英。这样一位貌似平凡但艺术造诣极高、创作成就很大却又不为人深知、甚至未能得到美术界应有评价的画家，他的全部的闪光价值，就是他版画艺术本身的隽永以及孕育了这些富于个性的精美艺术的精神实质。我首先是欣赏熟识了他的艺术，而后才同他结识的，当时老画家已经年近古稀，不久便去世了。可见在他生前，我们并没有太多的个人交往，但在他去世后的十多年间，我所钟爱的他的版画艺术一直伴随着我。我常常对着他的一幅画陷入痴情的沉思，甚至不由自主泪流满面。渐渐发现，我们的心灵是相通的，他的人生观与价值取向，他的艺术感觉与思想表达方式每每令我叫绝。这样一位特定的人物如何来写？版画艺术，是高度提炼浓缩和高度抽象概括的艺术，而修军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就像是一幅木刻：刀法粗放、黑白传神、形散神凝的肖像画。而画家正是用同样的构思与笔法，为大诗人屈原造像，其实也正是他本人的传神写照。由此联想开去，画家的代表作之一《黄河入海流》及华山般矗立的人物群像，便又重叠其上，清晰在目。于是，屈原——黄河——修军——华山，人物形象与自然精神的浓缩融合，也是画家自身内心世界的立体表白——屈原的《离骚》突然化作了一尊精神的雕像。抛开对人物日常生活及外在性格的表述与刻画，笔触直取精神内核，揭示人物心灵世界。我把此称之为有别于“写实”的“传神”笔法。这就使得文本最终呈现出的典型意象与独特境界超然物外。创作《群山》时，我是脚踏实地行走在历史的天地之间；而创作《耕耘者》时我感到自己与传主精神相拥，以致难分难解地飞腾于艺术创造的天宇，彼此对话交流、共同回味那酸甜苦辣喜怒哀乐……直至作品出版我仍无法解脱，在研讨会上痴情难抑，哭得一塌糊涂。 总之，写实需要耐力和勇气，传神更需感悟与激情。经历了两次创作的煎熬历练，自觉对人生的理解又深入了一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1月21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1月2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