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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报》近期开设的 “文学理想与审美表达”的专栏，引起了高校青年学者们的关注。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2010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生们在王泽龙教授的主持下，进行了一次相关话题的专门讨论。 王泽龙：《文艺报》提出的“文学理想与审美表达”的讨论话题具有很鲜明的当下性。文学需要表达理想，这是不容质疑的。如果文学没有理想，就好像一个人没有了精气神，生命的元气丢掉了。在中国新文学走过的近一百年的历史中，文学与革命紧密交织，20世纪中国文学的革命理想表达成了中国近百年文学的一个标志性特征，其内涵丰富复杂，我们以往的研究多少都有一些简单化。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们对文学的革命书写夸大拔高，过度阐释；20世纪90年代以后，较多的片面曲解、消解文学的革命性意义。这样两种倾向都影响了新世纪中国文学。我们的文学在后革命的时代，应该怎样评价以往革命的文学传统，我们的文学在当下需要建构怎样的文学理想，文学应该怎样表达我们这个时代的理想，这是我们的文学越来越不能回避的问题。 胡志明：我以鲁迅的小说创作为例，先来谈一谈文学的理想问题。我认为，中国文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特征之一，就是较多地把重视文学的趣味表现、消闲的游戏态度，转向了更加突出地关注现实生活或现代社会人生的书写。鲁迅的作品就是这样一个现代性转变的经典性代表。鲁迅当初投身于文学事业时，就明确地说是“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他要用现代科学民主的理性精神来祛除传统文化习染下的愚昧主义与奴性道德，提高民众的“人”的自觉意识，用理想之光去照亮人生，改造人生。他以“精神界之战士”为己任，把文艺作为“引导国民精神前途的灯火”。鲁迅始终坚持文艺应该用理想去激励读者，引导人生。他在论及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时，一方面高度评价其对现实的深刻揭露和无情批判，但同时也对陀氏“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它们”，“而且还不肯爽利的处死，竭力要放它们活得长久”这一做法不表认同。鲁迅觉得陀氏的小说过于冷峻以至于“残酷”，太缺乏理想主义，从积极方面说，未必对读者有太多益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鲁迅借用裴多菲“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来表达自己的文学立场，在对传统与现实的批判中，他从来不放弃希望。有人认为鲁迅的小说较悲观虚无，其实鲁迅的小说含蕴的是沉重的悲悯与决绝的反抗。鲁迅的文学理想源于忧患，又以一种特有的沉郁之美感人肺腑。他的平常生活的无事的悲剧与小人物的精神悲剧的文学魅力，正是作品的思想力量与独特的艺术品格打成一片的结果，是作家的文学理想的审美升华。鲁迅留给我们的文学遗产是我们当代中国文学的宝贵资源。 马海：从鲁迅的文学思想魅力我想到了30年代的左翼青年作家群。他们是一群有着高尚的人生理想与崇高文学理想的热血青年。首先，他们的人生理想与文学理想，是一种信仰和价值观的统一，呈现为一种最真诚的生命态度与情感体验。即使在今天，我读到左翼经典作品时，仍会感慨不已。这种人生理想在左翼作家身上突出表现为时代召唤之下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在一个无比黑暗的年代，面对内忧外患、强权欺压，专制统治，左翼作家们以青春的生命投入到革命洪流，与大众共脉搏，与民族共苦难，为真理而抗争，把自己的理想与民族的出路紧紧联系在一起。如果不“回到历史情境”的考察，是很难对这样一种情感给予准确描述和理解的。其次左翼文学理想不完全就是一种阶级利益的诉求，而且有一种感人的道德力量。一个作家如果没有鲜明的道德价值立场，其文学理想也会变得无足轻重。对“真善美假恶丑”的价值判断是社会良心和正义形成的基础，左翼作家们的文学活动正是这样一种崇高道德实践。他们勇于揭露一切伪善和欺诈，勇于反抗一切专制与强权，其文学理想表现出了浩然正气和人之尊严。再次，他们的情感是与社会底层大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关注底层民众是左翼作家理想表达的情感背景。他们同情关心底层人民，大众把左翼文学作为自己的代言，大众认可他们的文学立场与文学审美态度。这些都是左翼文学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实践表明，左翼文学作品在30年代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艺术创作高峰的重要内容，茅盾、沙汀、张天翼、艾芜、柔石、叶紫、萧军、萧红、丁玲等都在这个时期写出了比他们以往更好或一生中最好的作品，他们找到了自己生命情感与艺术的结合点，革命的文学理想与艺术审美表达得到了较好的统一。我们文学史对左翼文学的评价有简单化的倾向。以往过多从阶级性、革命性阐释，近20年来又较多从审美性、日常化、现代性视角或歪曲或消解左翼文学，这样都没有真正接近左翼文学全貌。当然左翼文学中也有大量革命口号式的文学，这是文学理想与审美表达分割的反证。我们今天需要提倡的是左翼文学的优良传统。我们当下的文学理想的缺失并不是个简单的现实问题，它与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认识也有密切联系。 雷霖：提到左翼文学，那我就谈谈贺敬之、郭小川的政治抒情诗。就当下人们的审美趣味来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盛行的政治抒情诗已经是让人感到隔膜的东西了。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指出，人类在一步步主动退出精神领域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吞噬自己的存在领域，每个人将会变得非常的轻，从而失去自身的位置与重量。当我们在以消解革命、颠覆崇高为时尚的今天，回过头重新审视贺敬之、郭小川的政治抒情诗时，就自然成为一种富有价值的历史指认。可以说，政治抒情诗以自己的文学方式诠释着文学理想与审美的关系。就贺敬之与郭小川这一代诗人来说，文学不仅仅是个人情感的表达，它更要承载一个时代人们的集体经验，这种经验是与进取、牺牲、奉献、忠诚等价值理念联系在一起的。长期以来，大家一直喜欢用政治的传声筒来为政治抒情诗定性，其实也走入了另一个误区，那就是过度简化政治的概念，过度强化了那个时代文学对政治的隶属性。贺敬之等人的诗歌中所呈现出的政治具有比政治学领域更多复杂的含义，他们笔下的人生不只是一连串政治事件以及用法律条文、规章制度等来规范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而是即包含政治，又表现自我，即反映集体，又隐藏个人，是时代与自我，革命道德与心灵道德打成一片的无法绝然分开的纠结体。许多作品是政治道德化、伦理化的一种文学实践活动，这种努力最终的方向是建立一个理想化、普泛化的道德情感的现实与道德价值体系。贺敬之等的诗歌所要建构的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的伦理与道德，它以集体主义利益为趋向，以革命与改造为手段，以对未来理想社会形态的憧憬为依归，它是对人的能动性与创造力的一次大激发，所以有着它的历史合理性。在这里，理想借助文学而传播，渗入大众人心，文学也因为有了大众理想而为时代认同。就新中国成立之后近30年的整个文学创作来看，文学都无一例外嫁接了政治理想与道德理想，文学作为社会整体价值的一种引导，选择与确立的途径被用到了极致。当然也正是由于这种不正常现象，使得文学受到突出关注，文学的审美传达受到过多外在束缚。我们要让文学回到正常的轨道，让文学按照时代的需求、大众的需求，发出自己的声音。一个时代，不应该缺少关注时代主流生活的抒情诗人。在今天郭小川、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传统(包括其局限)特别值得我们重新认识。 冯万红：当代文学的理想缺失问题的确越来越凸显。无可否认，近20年来文学的世俗化趋向使文学越来越远离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学理想：以文学作品为媒介，启蒙大众、关注民生，为民族解放提供合法性论证；在作品中表现崇高的精神品格，以书写真善美为作品主要基调。然而，我们当下对待这个问题能不能从文学理想的多元化视野，给予更宽容一点的理解？当代文学发展到如今，有其自身发展轨迹，其不同阶段文学局面的形成，有自身原因。如果我们仅仅说近20年来的当代文学丧失了现代以来的文学理想和艺术传统，是不是有把丰富复杂的文学现象过于简单化了呢？新时期的文学，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为思想解放、经济建设提供思想支持，文学始终和时代紧密贴合，这与现代文学的文学理想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上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发展，多元价值观的形成，逐步形成了精英文学、大众文学、官方文学的分野，多元的文学格局最终得以形成。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如果简单套用现代文学传统来评价当代文学，这是有悖于文学历史演变规律的。就是在考察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状态时，我们的眼光也不能仅仅只是盯住商业化的文学作品，这个阶段也还有大量作家如张承志、张炜等通过各自的长篇小说(《心灵史》《九月寓言》《柏慧》《家族》等)，坚守着新时代精神与现代文学传统结合形成的文学理想。所以，讨论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当代文学时，要回到历史语境，全面多元地理解当下文学，而不是简单地下结论，僵化地套标准。 夏莹：大家谈到了文学的精神向度，谈到了作家的文学理想，谈到了如何通过审美手段去表达文学理想。这里我想说两个问题。第一，当文学理想在当下被重提时，是我们看到了作家们和评论家们对于文学理想正逐渐淡化的敏感和忧虑。文学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缩影，文学理想的悄然缺席是否也昭示了当下人生理想的逐渐缺失？我们不能把缺失的责任统统归入当代文学创作。毕竟把作家看做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时代过去了，我们的作家只是一个普通人，我们期望靠作家的创作去找回失落的理想，就和我们希望在没有法治的社会中得遇明君一样天真。我认为，比起呼吁作家或批评家应该怎么关注现实、关怀民生来，当务之急的是亟待培养广大的、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有道德理想、有高尚审美趣味的读者群体。然而，作家又不能把自己等同于大众，简单认同世俗。我们的作家要有超越世俗的知识、理想与情怀，需要有超越凡俗的才能，有提升社会品格与大众修养的思想境界与艺术表现才能，这样文学才能赢得世俗的尊重，这也是我们当代文学作家应该向现代文学经典作家学习的地方。第二，文学理想与审美表达是可以做到和谐并存的。文学理想不一定会束缚文学的审美表达。理想是人们对未来事物的美好想象和希望，是对完美世界的主观期许。文学的理想就在于它能给人们一个关于未来美好世界的憧憬。从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到左翼作家群的“为人民”，其间饱含的是作家对人民大众的热爱与关怀，这个传统仍值得我们崇敬。文学的理想化不等同于文学的政治化，许多文学的复杂内容包含了比我们现成的文学史阐释的东西更丰富。现代文学史上的很多作品，都表现了作家自身认同的理想。像沈从文抒写的湘西世界，废名笔下的黄梅小镇，老舍眼里的老北京，这些文学作品都是作家不同的文学世界，在他们的文学世界里表达了他们不同的文学理想，都体现了文学的诗性品格，这些不与政治联姻的文学一样独具深情的人文关怀与审美感染力，一样值得人们称道。 原载：《文艺报》2011年01月07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1月0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