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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青藏高原上，与海拔最高的军事哨所相去不远的寺院内已经有国际互联网接入时，意味着什么？“国界正在消失”可能是有点耸人听闻的说法，但传统意义上的边疆观念，尤其是心理意义上不可跨越的“防线”意识正在弱化，却已经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可以肯定的是，只要主权国家这一近现代以来形成的国际法形态不变，只要界碑存在，一个国家的边疆就是确定无疑的。不过，对军旅文学的写作中的某些种类而言，信息全球化，市场和资源的一体化等等，却可能意味着很容易察觉的改变，我在此所指的是军旅文学写作中“边疆书写”景观的改变。举例来说，乾隆时期朝廷对廓尔喀人(今尼泊尔)入侵西藏事件的用兵，可能光是战争准备，包括长途行军、物资供应等，就需要数月之久，但在今天的条件下，任何一场战事，即便由内陆到边疆的集结行动完成，也不过区区数小时而已。冷兵器时代劳师远袭的长征，会为一部史诗提供蓝本，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只会让一位作家在时事记者们面前相形见绌。 我国文学中的“边疆书写”具有优良传统。远古时代既有的“华夷”线索，一直在牵引着历代文人们从故园到边关的视线，这也是文明自核心地带向外扩张势力，宾服“化外”之地的政治和军事诉求的重要副产品。从《诗经》到两汉、唐宋时期的大量诗作，我们都可以看到此一张力下的审美典范：征人泪，闺妇怨，离散苦，生死悲。正面来看，或许是拓展疆土，建功立业，保家卫国：“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李贺)，“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龚自珍)；负面解读，则可能是穷兵黩武，劳民伤财，生灵涂炭：“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陈陶)，“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翰)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在新中国的军旅文学写作中，“边疆书写”同样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些穿军装的，或者是刚刚脱下军装不久的军旅诗人和作家们，可以说都是在对新生政权高度认同，在新的国家意识、民族精神的巨大向心力作用下提笔写作的。摆脱帝国主义侵略和半殖民统治、获得民族独立与自由后的无限欣悦，建设社会主义理想国家的美好憧憬，对和平生活的珍视、对壮丽河山的呵护赞美等等，构成了军旅文学写作的基本思想主题。与此相应的，军旅文学中“边疆书写”也在这一思想背景下展开。从西北、西南边疆，到东北前哨、东南沿海、南海诸岛，凡作家和诗人们的足迹所到之处，都留下了大量作品。更有部分作家和诗人，像张永枚、杨星火、彭荆风等，则是长期生活在某一边疆省份，侧重于带有边地风光和区域文化特色的军旅文学写作。 如果说军旅文学写作中，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的“边疆书写”有什么特质的话，那就是对“战士”意象的开掘，和对自然地理审美的自觉，这是与任何中国古代军旅文学传统都判然有别的。“战士”意象的开掘，是由于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使然：这一时期艺术作品的抒写对象，往往更偏重于普通士兵而不是其他，尽管这里的“士兵”可能是被大写的，甚至是经过了某种提炼和概括的。诗人李瑛有一部诗选的书名即为《战士万岁》，能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对“战士”意象的不断书写，或许是响应当时文学要走向大众(工农兵)的号召的结果，但这看似政治化的指引，其实造成了千年军旅、边塞题材文学作品中军人形象审美的一次乾坤翻转：忠君的将领或是殉葬的士兵，变成了具有现代国家意识和国防观念的军人，有强烈的使命意识，主动的献身精神，而不再是悲叹徭役之苦，思乡厌战的小我。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边疆书写”中，也出现了对边地自然地理风貌的全新打量，“江山如此多娇”式的乐观明快，取代了“胡天”、“暗云”、“狼烟”一类沧桑凄怆的意象。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的繁华之梦中，亦不缺乏军旅文学的醒目作为，“边疆书写”的内涵，随着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时期，真正意义上的“边关意识”和真正意义上的“边疆书写”，主要都发生在西北和西南的一大批军旅作家那里，尤其是当时创作实力雄厚的大西北地区。唐栋有《兵车行》，李斌奎有《天山深处的大兵》，李镜有《冷的边关热的血》，一度拥有边塞诗人之冠的周涛，则以向昆仑山致敬的诗集《神山》获得全国新诗奖。这些小说家和诗人的作品，开始对边疆地区军人的生命体验进行细致表达，在“牺牲”、“奉献”的大主题下，也把笔触深入到个人内心世界。刘白羽在为唐栋所写的一篇序言中，指出了文学对和平建设生活中悲剧问题表现的必要性，因为唐栋的《兵车行》提供了这样的例证，而李镜则把目光投向了不久以前的西部历史：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在河西走廊的蒙难，是历史的悲剧，似乎也是地域的悲剧——严酷的自然成为西路军女战士们香销玉殒的可怕帮凶。在西北、西南地区的军旅作家那里，“边疆书写”一度十分发达，是否与这些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相对滞后有什么关系不得而知，但是，与荷戟独彷徨的朱苏进等沿海地区军旅作家不同，西北和西南的军旅作家在“边关意识”、“边疆书写”方面的确是充分自觉的，甚至可以说到了固执的程度。最具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在成都军区和兰州军区，上世纪80年代中期差不多同时创办了《西南军事文学》和《西北军事文学》两份文学期刊，这两份以鲜明的地理概念来限定“文学”表达内涵的刊物，似乎对“边疆书写”有刻意强调的意味，20多年来的确也在为这样的表达而乐此不疲，发表了不少优秀作品。 1949年以后发生于东北、西南和南海的数次边境战争，对军旅文学中的“边疆书写”有一定的催生作用，早期有影响的是《西沙之战》(张永枚)，后期则有《麻栗坡》(简宁)、《南殇》(蔡椿芳)等，其中尤以周涛的长诗《山岳山岳，丛林丛林》最具代表性。在这首充满了现代意识的作品中，战争的怪异气味，和边境的地理迷瘴交织于一体，“边关”的意象，既近又远，既清晰又模糊。也许是诗人有意为之，也许是一场太切近“现代”的战争，已经消解了我们与边疆之间距离的缘故？ “边疆书写”中一个重要的审美维度，就在于对时间和距离的感受：时空的邈远，离人的音讯和样貌，万里之遥的戍守之地，之间其间的相互思念和牵挂，可以说既是致命的消磨又孕育着希望，这在情感表达中往往会带来复合性的震撼——人们恐怕都不喜欢别离，却由衷地喜欢赠别之辞、思念之歌。蔡琰的《胡笳十八拍》，简直让人柔肠寸断，但是谁会乐于接受她那样的命运现实？从阅读来看，或许正是“此在”与“遥远”的对峙，构成了军旅文学中“边疆书写”的古老价值？即使是在具有现代意识的“边疆书写”中，荒蛮不毛之地，甚至无人之地的极端生存体验，也会因为地理空间上的天然阻隔而显现出特别的观察价值，“边疆书写”的意义系统，因此暗含着对时空或者是“遥远”的某种规定性，有如今天的某些所谓探险记、“行走”散文之类。 至上世纪90年代，“边疆书写”的式微已基本成为事实。小说不太多见，因此无可举证，深度的变化发生在周涛、王宗仁、裘山山等人的散文写作，特别是在周涛的一系列长篇散文中。在像《蠕动的屋脊》这样的散文中，周涛的观察对象是喀喇昆仑山和生活于其上的边防军人，他一面对窒息生命的“屋脊”抒发自己的主观性体验，一面对守边军人们的人性秘密甚至弱点予以谨慎的揭示，大体上还原了人与自然、军人与国家之间的某种真实关系。裘山山对西藏军人生活状况的表达看上去几乎是不由自主的，她曾经数十次从成都进入西藏，饱受高地之苦，写值守边防最前沿的将士们的生活点滴，见证他们为“义务”而付出的巨大代价，她敬畏地把西藏称之为“天堂”，从而使自己的“边疆书写”带上了近乎凄美的色彩。在王宗仁最近获得鲁迅文学奖的散文集《藏地兵书》中，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是出人意料的：某个在青藏高原上长期任职的军分区副司令员，在闲暇时以寻获红柳根茎制作根雕为乐趣，不想，长此以往，对驻地一片藏族人的栖居地造成生态损害，他病逝高原之际痛悔不已，向被迫迁徙别处的藏族人真诚道歉，并交出自己的根雕，希望作为高原生态保护的反面例证。王宗仁执著于对青藏线沿途兵站及汽车运输部队及兵站生活的悉心刻写，但他讲的故事并不满足于简单称颂什么，而是要在一种地域化的视野中透视“流水”般来来往往的戍边军人，他对青藏线的观察长达50年之久，他似乎认为，以“当地”的眼光来看待进出西藏的各色人物，尤其是军人时，更为确切一些。 正如我在本文开始所提及的，信息的全球化，实际上既消解着“中心”，也消解着“边缘”，在这个愈来愈“平”的世界里，国防意义上边关犹在，但地缘政治问题或意外的“热点”问题，往往使得军事活动、军事角力已不完全局限于边境。也就是说，在今天，任何地点都有可能成为前线。这就可能使军旅文学写作中的“边疆书写”再度成为一个未知数。不过，任何文学现象的出现与消失，都是和特定的历史进程、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变化紧密相关的，“边疆书写”既非必然也非绝对需要，军旅文学写作中“边疆书写”留给我们的遗产，肯定是会让我们继续受益的，就像那些已成绝唱的古代边塞诗一样，会不期然提醒我们，去体会一种始终在“遥远”处的生命之美，去品味奇异的世界之美。 原载：《文艺报》2010年12月29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12月29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