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漱溟先生曾将他的治国理念归纳为16个字，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朋友相善，天下大同。这16字方针能否治理我们这个泱泱大国姑不多论，但他描述的这幅图景着实是个理想乐园、清平世界。他这段话的说出距今已经半个多世纪，看看今天的世道人心，怎不让人悲哀且无奈！ 但也不全是悲哀，我身边的朋友中就有这样的君子风、达人在，比如作家柳萌。 我与他相识于那个特殊年代的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那年秋天，癫狂血腥之风已经式微，内蒙古文化局邀请一些词曲作者集中于呼和浩特，试图创作一批歌曲。一天下午，诗人张之涛领来了初届中年的柳萌。看着他近视镜片后面苍郁的目光，盯着他满脸沧桑的纹路，我们这三个从不同路径因不同原因从北京发配内蒙古的朋友虽因初识的快乐笑语不断，还是吟出了心底的伤痕和暗影。后来从之涛处得知，柳萌原是“右派”，那时在《乌兰察布报》编副刊。既有这样的“前史”，虽初识不便详谈，其人生的坎坷泥泞也可想见。我那时在《巴彦淖尔报》编副刊，因比他小几岁而没进入右派行列，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心有灵犀”，从心理到情感都一下子缩短了彼此的距离。心理距离不远，路途距离却不近，从巴彦高勒到乌兰察布这近千里的路程怎能经常来往？我们只能互寄自己所编的报纸和各自的近作，偶有几行书信而已。 我们真正交往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就像大地还阳，那几年，我们这些从京城散佚各地的大小文人一个个走出冻土回到北京。我调入中国青年出版社，柳萌回到工人日报社文艺部。不记得是谁从谁的文章中找到对方已回北京的踪迹，于是就互通电话相约往访。让我至今难忘的是，一个星期日，他竟携嫂夫人爬上五层楼来到东四北大街我刚搬入的出版社宿舍。新家简陋，又无准备，妻子一下子为招待客人慌了手脚。那时民风俭朴，大家都穷，谁也没想到要去饭店宴请。或许是他看出了我们的慌乱，于是先自声明他们刚吃过饭，因为急于见面所以不请自来。就这样，他没感到唐突我已忘了愧疚，几杯清茶伴着我们回归故里的欣悦兴奋竟聊得忘了时间。之后，内蒙古的老友们一个个进京，李延龄、刘云山、田聪明、贾方舟、梁衡、徐泓、冯竝、查干、张凤柱、张善明、孙士杰……有的为官，有的从文。又之后，北京的老友也一个个复出，丛林中、胡思升、缪俊杰……几年后，又结识了王朝柱……这样，不管是我的朋友还是他的朋友，我们都相互引荐，互为友人，那些年几乎月月聚会甚或一个月两三次，大家都在盛年，大家都在自己喜欢的位置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谁也没想到岁月催人、命运还有什么灾难。 然而命运弄人，不久，我们俩的家庭都出了变故：他家嫂夫人是原河北师范学院(现天津音乐学院)音乐系毕业生，之后任职于河北唐山市某中学音乐教师，“文革”中，因背负柳萌兄的“右派分子老婆”罪名被整得死去活来。先还身无大碍，回京后团聚了、安定了，刚过几天好日子，神经系统却出了毛病；我家倒都健康，妻家却因出身复杂，家人多在海外，历次运动磨难多多，全家人怀着余悸去了美国。妻几次跟我商量也要带着孩子移民，这就把我推入犹豫的深渊：去？不舍这正待开辟的文学天地，更不舍离别十多年后刚温热的故都故土和年迈的父母；不去？自此妻儿长别谁知何年何月再团聚！一年多的迟疑后，我仍去留难定，妻则带着儿女去了美国。从此，我这曾经温馨的小家一下子残破支离，我也陷入了中年的孤独。或许因为有过相类的经历，柳萌总是比其他朋友有更细心的关切，过年过节或周末常常叫我去他家一聚。一天傍晚，他又打电话叫我去他家吃晚饭。骑车到他家时，他正在厨房做饭，做的是大米粥、烙饼并炒了几样家常菜，大嫂则正绕着钢琴散步。见长我几岁的老大哥如此忙活，我有些不忍地踅进厨房。他一见我，笑笑说：她又犯病了，又不肯吃药，只能把药放在粥里，待会儿你配合一下。我答应着，他的良苦用心不由得让我心生酸涩。 我们谈天说地地吃饭，尽量想将气氛营造得轻松些。 “这粥怎么有点苦啊？”嫂子吃了几口大米粥叨念着，将眼睛转向我。 “……这菜做得这么香，粥怎么会……”说着，我也喝了几口粥，之后笑望着柳萌说，“是，是有点苦，柳萌，是不是忘了搅锅了？” 柳萌心领神会：“咳，只顾炒菜，真忘了搅锅了……” 我俩互递了一下眼色，嫂夫人这才释然，继续吃粥。 几十年来柳萌对夫人的体贴呵护在文学界可谓有口皆碑。柳夫人在大学是学钢琴的，回京后，他们攒的第一笔钱就是为夫人买了一架钢琴。夫人得病后，在家里，买菜做饭洗衣收拾房间……都是他一人承担；外出，或疗养或宴请，他得牵着她的手——这一半是恩爱，更多的是怕她不慎摔倒。后来，文学界的活动越来越多，他总是预先声明：可以两人同去他即参与；若只能一人出席他则谢绝。就这样，夫妻相携走了几十年，夫人还是于2008年初夏离他而去了。在八宝山向遗体告别那天，他一见我，我们就双泪长流，互相绞住了彼此的手……他的背有些驼了，体重一下子减了。我担心他的健康，每次见面或通话，他都说：放心，我遭的难多了，能挺得过。他果然挺过来了，他不断见报、出版的作品就是明证。我猜想，他是将对生命的体验、对世态人生的观察拌着绵绵回忆和思念充作了生命的动力。 其实，他不是没有个性。朋友们大都知道，他的火气一旦发起来会烧得人无处躲藏，而且无论对上对下、尤其是对上，否则就不会从审查胡风案起就烧到他这个当时仅仅十几岁的年轻人，更不会成为后来的“右派”分子。在我们的交往中，他也曾发过这样一次火儿，那是因为一篇稿子。一天，他在电话中代《北京晚报》一位编辑朋友向我约稿，写好后我就寄往报社。可一个月过去了还没见报，此时，《中国青年报》文艺部主任富强向我约稿，因一时腾不出手，就将《北京晚报》的稿件说给了富强。他听后笑，说：那就给我们吧。我犹豫，怕犯“一稿两投”的忌。富强说，既然他们一个多月都没发出，责任就不该在你。我想想也是，于是将底稿给了富强。富强麻利，两天后即见诸报端。这下惹了大祸，第三天，柳萌的电话就打上门来：硕儒，你怎么能这么办事？电话那头传来他高声训斥：……人家晚报已排好版，你却先在中青报发出，一个文人总不能一稿两投吧……我让他训得火辣辣的，正要解释，他“啪”的一声挂断了电话。我让他弄得又愧又气，愧的是触犯了他重友情、重承诺的操守，气的是他不该不问青红皂白就对我如此武断呵斥。我狠狠吸了两支烟，决定从此不再理他。就这样，我们开始冷战，一年多的时间中断来往。事也凑巧，第二年暑期，分别在三个单位的柳萌、富强和我正好同时去北戴河疗养。先是在海滨遇到富强，没待多说什么，他就笑眯眯地问：“两位老大哥还在冷战？”我一时不知就里，他接着说：“和柳萌啊。他也正在这里，怎么样，见见面吧。事情是我惹的，你们总不见面，我也……”我理解他的心情，笑了笑也就没说什么。可还没等我笑完，柳萌已从对面走来。三人见面，谁都无言，可三张笑脸却借着蓝色的大海炎热的阳光化解了一年多的冰冻。 不打不成交或许还真有道理，因为人与人从矛盾的发生到解决更能了解彼此的心性脾气，从而可以少些猜疑多些理解。自这次不快后，我和他都更珍惜我们的情谊、呵护彼此的痛痒。早在这之前，为了能顺利去美国与妻儿团聚，我曾经绕道西非希图顺利获得入美签证，未料到了多哥首都洛美市还是遭到美领馆的拒签。妻的八叔在那里颇有声望和实力，以为在那里获签的机会总比北京多，我于是困在洛美。人届中年，无事可做，尽管生活优渥，那闲在异乡的日子还是逃不脱飘零孤寂的苦涩。在那“家书抵万金”的日子里，朋友中柳萌的信最多也最牵动我思乡的情愫。他在其中的一封信中说：“北京已到冬天，太冷不好出门，坐在屋里伴着暖气的‘咝咝’声读书，忽然想到远在非洲的你……”那时的西非虽到了雨季，仍是酷热难当，听着外面“啪啪啦啦”的疾雨声，想到北京冬天的风声雪飘、灰色胡同里寥落的行人、房间暖气的温馨……我不禁流出了眼泪，恨不能马上飞回北京，与柳萌兄促膝长谈。阔别经年，当我回到北京与他谈起那种感受时，他笑了笑说：“我知道，你舍不得北京，舍不得这些朋友……” 家庭格局已定，不舍也得走。1997年春节前夕，妻替我办好移民美国的手续后，带着已经长大的儿女来京接我了。那时，父亲已离世8年，早已病弱在床的母亲或许是经不起这大喜大忧，竟于正月初五撒手人寰。大悲之中行程在即，为送我远行，朋友们各个都要设宴饯行，我无心情，时间又紧，只好要求大家一起道别。于是作家王朝柱定了太阳宫饭店一座大厅，由他张罗操办这次告别宴会。他还别出心裁，买了一本大型纪念册，要每个人都为我写一段临别赠言，柳萌写的最简单，曰：朋友永远是朋友。 他最重朋友之谊，视友情高于一切。尤其到了古稀之年后，无论文章或闲谈，他总是说，人之为人，情字第一。官职再高，总有下来的时候；财富再多，总有散了的时候。得意忘友情，到老来孤独凄寂没人理，等于慢性自杀。我相信这是他在漫长坎坷的人生路上悟出的道理。正因为这种遵循，他才朋友遍天下，朋友们也才为他传统文人身上的君子风所吸引，各个尊他为忠厚兄长。我移民美国后还是他的书信最多、情意最浓。他在1999年深冬的一封信中告诉我：“延龄(李延龄，时任财政部副部长)走了，没想到我们之中这么好的一位朋友竟走得这么急……临行前他还那么渴望看看桃花，可惜时在隆冬，无处可寻……”字是墨写的，我却从中读出了泪水，悲沉的泪水。我抑制不住流出眼泪，即刻禀笔写了一篇长长的纪念文字，连载在美国的华文报纸《侨报》上。这是对延龄的纪念，可落笔时，国内众友人的身影无人不在我的眼前，因为柳萌在信的末尾写道：“我们都一年老似一年，希望大家都健康地多做些事……” 十多年过去了，柳萌兄虽偶有小恙，但仍是精神矍铄、创作丰盈，特别是他三卷本文集的出版，更为他的创作做了一个阶段性总结，即：一个真诚的生命，一种率性的为人，一杆朴实的文笔，缕缕深邃的思考。 原载：《文艺报》2011年02月14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2月1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