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最近花时间将毕飞宇近年来的创作重读了一遍，很有心得，我对毕飞宇说，你有变化，你更“当下了”。他曾在一个文学演讲中将“世态人情”比喻为“小说的拐杖”。他说：“世态人情是要紧的，无论我们所坚持的小说美学是模仿的、再现的、表现的，无论我们的小说是挣扎的、反叛的、斗争的，世态人情都是小说的出发点，你必须从这里起步，你必须为我们提供一个小说的物理世界。”“世态人情不是一个多么高深的东西，这个貌似不那么高级的东西，特别容易被我们这些小说家轻易地丢掉。有些东西就是这样，有的时候不觉得，一旦丢掉，它的麻烦就来了。我特别强调一些基础性的东西，如果我们要使小说更加有生命力，我觉得世态人情是一根不可或缺的拐杖。这根拐杖未必是铝合金的，未必是什么高科技的产品，它就是一根树枝。有时候，就是这根不起眼的树枝，决定了我们的行走。”他说：“任何时候，小说只要离开了世态人情，必死无疑。”一个曾被人称为先锋的作家讲出这番话来是发人深思的。 正是这样的世俗情怀使毕飞宇保持着对现实生活的热情，体现出描写上的真切和对社会问题的敏感，这在他近期创作中尤其明显。 2009年，毕飞宇创作了短篇小说《睡觉》。作品写一位毕业不久的女大学生小美先是从事色情行业，接着被一位台商包养，并要她为他生一个儿子。金融风暴来临后，台商的包养费也打了折，小说中，小美在遛狗时遇到了一位同样遛狗的小伙子，这让她想起了自己大学时期的一场疑似爱情，小美不禁突发奇想，花钱邀请这个陌生的小伙子与她躺在草地上睡一次“素觉”。作品以轻灵的笔调叙述了我们这个社会已屡见不鲜的“二奶”现象，对小美来说，清纯的爱情已遥不可及，只能于回忆与游戏中怀想，而现实只剩下买卖与欺骗。小说并不止于一般的同情和批判，而在于对人心的深度洞察，台商要小美生儿子，小美却以避孕来“欺骗”，小美为之屡屡觉得对不起“先生”。这已是近乎病态的麻木的悲剧。 2007年，毕飞宇创作了两个短篇，《家事》和《相爱的日子》。《家事》是中学生题材，生动地再现了当前中学生的特殊生态，一种对家族关系的“戏仿”，他们是同学，又是“夫妻、姑嫂、叔嫂，连襟、妯娌和子舅”……近亲与远房，盘根错节，应有尽有。小说虽然写的是孩子们的游戏，但让人深思的问题却不少，升学的压力与生活的单一，独生子女的孤独以及由独生子女这一生育现状带来的血缘关系的单一化趋势，导致了人际关系的松散、家族生活的简化、人情的冷漠等等，在貌似轻喜剧的氛围中让人感到的是无奈与疼痛。 《相爱的日子》的两个主角是一对邂逅的男女大学毕业生，毕业即失业，他们只能在城市漂着，财富那么多，没他们一分，机会那么多，没他们一个，靠为菜场搬运等零工维持生计，蜗居在廉价的出租屋里，冀盼着没有希望的明天。偶然中，他们相识，除了做爱，连触及感情的资格似乎都没有，遑论谈婚论嫁。小说的结尾，女的只能考虑是否嫁个有钱人了。小说只写了一个二人世界，但折射出的问题同样丰富，作品中的场景与细节设计得非常精到，几乎每一处都让人产生联想，城乡的差别、打工者的命运、成功的压力、教育与就业的失衡、价值的倾斜、底层的艰难、出路与希望等等。相爱的日子是短暂的，相爱的日子其实并未谈及爱，许多读者可能对作品以大量的篇幅去叙述两人的性爱有些不解，其实毕飞宇在此中隐藏着一个深刻的悲剧，似乎惟有性爱才能确证两个人的存在，除了身体与性，他们一无所有。 以上这一回放足以看出毕飞宇近期写作的趋向，如果说以前的毕飞宇是关注现实的，那么近期的毕飞宇更关注现实了；此前的毕飞宇所关注的现实可能更为广阔，包含了历史的回望，而近期的毕飞宇将精力集中到了当下，他将自己的创作与社会保持在一个共时性的位置上，使得其作品对社会现实具有了更为直接的阐释功能。社会的许多现象得到了描绘，许多问题得到了反映，既有对弱者的同情，又不乏深刻的批判，这种对现实的近距离的观察如此坚定、一致，构成了毕飞宇创作中一个独特的阶段性现象。 这一现象值得深说。即使是一个人的转型也不会是偶然的，它必定与文学的整体走向，与社会的总体氛围相关。我想在此提出一个概念，即文学的“社会化”。我的基本判断是，文学开始进入一个高程度社会化时期。这一判断基于两个前提：一是社会与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走向开放，社会的公共领域不断扩大，人类活动的社会化日渐明显；第二是文学，不管是写作还是阅读，也在不断社会化，在媒体越来越发达，特别是互联网强大的今天，社会为写作与阅读提供了可以称得上是过剩的资源与空间，以前纯粹是个人化的“记事”行为，现在都在公共平台上进行。一方面，是社会矛盾的日渐突出，个人生活常常深陷茫然与危机，另一方面，则是人们对社会参与的热情、责任与可能性不断增大，终于在不知不觉间促成了文学对社会的新关注，相比起上世纪80年代的纯文学，90年代的零度叙事，当下的文学正以不同的方式直面现实，现场感明显提高，这就是文学的社会化。比如，现在什么问题最大？“民生”最大，社会变化剧烈，阶层起落明显，贫富差距加大，多种矛盾突出，这些问题在文学中正在得到反映，文学亦已开启了“民生工程”，只不过文学的民生工程并不是实践层面的。在一个日益技术化的社会，文学已经学会如何恪守自己的领地与责任，它的社会化虽然紧密地与社会现实相关，甚至与社会热点一一对应，迅即地对重大事件作出反应，对重要的社会思潮进行深度剖析，但它常常体现为理性的批判、道德的诉求、情感的慰藉、精神的追问与灵魂的安顿，我称之为社会关怀，所以，我将毕飞宇近几年的短篇命名为“社会关怀小说”。 如果要寻找这一局部的变化的标志的话，那应该就是2005年的《彩虹》，它是毕飞宇社会关怀小说的开端。 倘若硬要用一些明确的概念去概括的话，《彩虹》关心的是儿童问题和老年问题，而这老少问题又关系到家庭问题。在作品中，老夫妻之所以境况凄凉，小家伙显得那么孤独寂寞，都是因为他们各自的家庭未能给他们提供应有的关爱。为了表现这一主题，毕飞宇将目光聚焦到家庭的两类特殊成员上，即老人与孩子。在现代社会中，家庭的生产功能大幅度萎缩，生产与生活资料的生产已基本不再以家庭为单位。生产力与消费者的再生产亦即下一代的繁衍在今天的社会也呈下降趋势。《彩虹》中的老铁是上一辈人，有三个子女，但“小绅士”就只有他一个了。由于生产场所的社会化和社会流动的增加，家庭正由大趋小，老铁这样的家庭，如果换在农业社会时期，可能是三代同堂，如今的四个星散东西，相隔五洲。生产场所的社会化最简单的变化不但使家庭生产者不可能在家庭中从事生产，而且造成了生产者与非生产者的分离，比如父母大都不可能带着子女在工作场所劳动，所以，在作品中，当父母亲忙于“挣钱”时，“小绅士”只能一个人待在家里。 许多社会学家认为，家庭的现代变化本来是有利于家庭成员中的老人与孩子的，但情形似乎并不如此。毫无疑问，随着物质生产的丰富和社会保障服务体系的建立健全，传统家庭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都可以得到解决，比如可以通过社会购买，《彩虹》中的“小绅士”的教育就是通过家庭教师(社会购买服务)来进行的，而老伴吴积藻病后的困难也可以通过技术(电梯、电动轮椅)来缓解。但是对于他们来说，生存的欲望、情感的慰藉、人性的需求是多种多样、丰富变化的，并不是每种诉求都可以通过购买、技术以及社会化的方式得到解决。 老铁夫妇退休之后无所事事，按传统的说法，这时应该从社会退回家庭，含饴弄孙，享受天伦之乐，但现在儿孙都在国外，而且从作品描写的细节来看，祖孙的沟通已十分困难。老铁除了推着老伴走走，便只能无所事事地待在29层的高楼。虽然，从理论与理想上讲，建立在血缘与经济共同体上的家庭成员最具情感交流的真实性、同一性、相关性、亲和性与安全性，儿女是老人情感依托的最重要的来源，可惜这一来源正面临着枯竭，因而老年也越来越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孤独，并不止于老年人，还有儿童。《彩虹》中的“小绅士”没有自己富有童心与童趣的生活，他也是孤独的，这种孤独既是显在的——他只能一个人待在高楼上，变着花样舔玻璃窗、磕玻璃窗；这种孤独又是隐性的、深层次的——他小小的年纪就被成人化了。他的穿着是成人的，说话也是成人的，思维以及对人际关系的判断也是成人的，总是以冰冷的、陌生的、戒备的心理对待他人。比老铁更可悲更值得同情的是“小绅士”对这些似乎并没有什么自觉的意识，老铁的孤独是被自我感受到的，而小男孩的孤独则是麻木的。但不管自觉与否，在现代家庭模式中，他们都是被抛弃、被忽视、被误读的群体，也是靠自身无力改变命运的弱势的一方。一个有限的短篇，竟然将这弱势的两极都写到了，老少相遇，并不是为戏剧性的情节，更重要的是表达他们的孤独无助，因为都有了孤独，才会促使他们走到一起，因为无助，他们才相互帮助，这道老少间架起的“彩虹”没有任何诗意的美丽，而是干涸中的相濡之沫。这样的结构，这种弱者的相遇成为毕飞宇近期社会关怀小说的重要特色，《睡觉》中的小伙子与小美，《家事》中的三个高中生，《相爱的日子》中的两个在城市挣扎的无业大学生，包括《推拿》中的盲人们，当这个社会的弱者只能相拥取暖时，希望还在哪里？ 也许，希望还是有的，否则这样的写作就失去了意义和价值。毕飞宇在谈到这批小说的创作时说：“我是写小说的，我的立场很简单，那就是批判与怀疑。我不认为我的批判与怀疑有多大的作用，但是，写小说的人就是这样，他在本质上是一个弱者，他有悲观的倾向，他对伤害有一种职业性的关注，然后是批判——与其说这是责任，不如说这是神经类型，小说家的气质与心智决定了他们只能这么干。一个小说家最大的困惑也许就在这里：即使他认为路必须是这么走的，他也要质疑，他也要批判的。”所以，并不是儿女情长，倒是批判，有时更体现了一个作家的人道情怀。 原载：中国作家网2011年02月22日 原载：中国作家网2011年02月22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