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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当代台湾文学思潮，人们常以“现代派”和“乡土派”的二分法加以描述。近来，有人注意到由官方所主导的所谓“三民主义文艺”也应以尊重历史的态度承认它的存在。［①］然而，对于时隐时显地贯穿于当代台湾文学全过程的又一重要脉流——人文主义思潮，却尚未有人论及，本文试图对此脉流加以勾勒，以弥补台湾文学思潮论述中的不足。 一、《文学杂志》与梁实秋人文主义理念 当代台湾文学的人文主义脉流，早在５０年代就已萌生。当时推动这一思潮的是夏济安创办的《文学杂志》。该杂志具有如下鲜明特点： 其一，远“政治”而重“人生”的倾向。在创刊号中，编者就开宗明义地赋予刊物以“文学”的定位：要办得让读者认为它“还称得上是一本‘文学杂志’”［②］。这一表白，实际上是针对着当时甚嚣尘上的、早已沦为反共政治附庸的所谓“战斗文艺”而发的。而在刊物存在的４年（１９５６年９月～１９６０年８月）间，其发表的作品基本上符合其宗旨。 《文学杂志》正是在反对和避免沦为政治工具或藏入象牙之塔的两个极端中，建立起文学描写人生、发掘人性的主要方向。它认为，对丰富复杂的“人性”的挖掘，是文学存在的价值之所在。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则需通过人生的观察和描写，展现个人内心上和人与人关系间存在的微妙复杂的种种状态。为此，夏济安强调中国作家通过了解旧文化以摸透“中国人的脾性”，才能对善、恶有现实的认识，知晓人心活动的来龙去脉。［③］夏志清认为：“人心的真相，最好放在社会风俗的框子里来描写。”［④］出于这种人生和人性的要求，夏氏兄弟针对中国文学的传统格局，提出了加强人物的心理描写、刻划善恶难分的复杂性格等艺术准则。 其二，提倡朴实、理智、冷静的作风。甫创刊，编者就表示要“苦干、硬干、实干”，推崇“作家的学养与认真的态度”，宣称不想标新立异，只想脚踏实地，用心写好几篇文章：“我们并非不讲求文字的美丽，不过我们觉得更重要的是：让我们说老实话。”［⑤］当然，在这种朴素文风后面的，是一种理性、节制的人生哲学。而它的出现，显然也是针对“战斗文艺”的浪漫文风的一种反拨。 其三，表现出融汇中、西的“中庸”色彩。一方面，《文学杂志》积极地介绍西洋文学作品及其观念，常以欧美文学为参照系指出中国文学的某些缺陷和不足。另一方面，刊物大量发表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的论文，并明确表示要“继承数千年来中国文学伟大的传统，从而发扬光大之”，“孔子的道理，在很多地方，将要是我们的南针”。［⑥］ 上述特点充分体现了《文学杂志》的人文主义倾向。细究之，这种倾向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与五四中国新文学中的一个支脉——以《新月》为代表的留美留英自由派知识分子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而梁实秋堪称其中影响最大的一位。无可否认，《文学杂志》的上述特点都和直接师承于本世纪初美国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梁实秋的文学观念，有着太多的明接暗合之处。或者说，它们也正是梁实秋数十年一以贯之的文学理念的基本内容，只是梁实秋表述得更为系统和完整。 梁实秋以抽象人性论为基石建构其文学理论体系。他反复地强调：“文学的终极目的是人性的描写刻划。”［⑦］“伟大之文学家能洞悉人生的奥妙，能澈悟人性之最基本的所在。所以文学作品之是否伟大，要看它所表现的人性是否深刻真实。文学的任务即在于表现人性，使读者能以深刻的了解人生之意义。”［⑧］而适合于处理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正见出了文学与科学的区别。这里明显可见白璧德的影响。梁实秋曾指出白璧德为学不从形而上学入手而是着眼在实际的人生，直接的研讨人性。［⑨］另一方面，又可见《文学杂志》与梁实秋的关联。如梁实秋认为文学既以描写广博人生、深邃人性为己任，小说创作就须格外注意有意义的故事描写和人物的心理刻划等。［（１０）］这一思想，在夏氏兄弟的论文中也频频表现。 从文学描写人性的基本信条出发，梁实秋一手反对“工具论”，一手反对“纯艺术论”。一方面，他认为文学家具有不受任何主义、阶级、政治集团约束的独立性，其心目中不含有固定的阶级观念，也不自动地担负对民众的使命，［（１１）］并宣称：“凡事宣传任何主义的作品，我都不以为有多少文艺价值的。”［（１２）］因此他固然不能认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而对于国民党当局以“三民主义”来统一文艺作品的企图，也甚不以为然。［（１３）］另一方面，梁实秋认为文学既取材于人生，当然不能没有深厚的道德性，在真善美三者中，文学当最注重“善”；而“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使人们把文学做了娱乐消闲之用，从广大的人生退到“美”的陶醉那样的牛角尖里去，其结果是“晦涩、堕落、纤巧、空虚”［（１４）］。由此可知，《文学杂志》反对文学沦为政治宣传品，又反对文学脱离人生的倾向，仍是和梁实秋的观点一脉相通。 梁实秋的“人性论”其实有两个要点。一是基本人性不变，“无分古今，无间中外，长久的普遍的没有变动”；二是人性不同于兽性，“人有理性，人有较高尚的情感，人有较严肃的道德观念，这便全是我所谓的人性”。［（１５）］从这出发，梁实秋所提倡描写的人生和人性，乃是倾向于常态的而非畸形变态的。他从白璧德有关人生三境界的说法中得到启示，认为最普遍的人群乃介于禽兽和圣贤之间。因此“人性”是“二元”的，即包括着欲念和理智两端。人之所以为人，即在以理智控制欲念，以道德——内心的一种抉择节制的力量去制约兽性。［（１６）］“人在超越了自然境界的时候，运用理智与毅力控制他的本能与情感，这才显露人性的光辉。”［（１７）］而在这标准下所创作的文学才具有永久的价值。当然，这并不是说文学创作绝对不可把变态的人物作题材，重要的是作者能保持一个冷静的态度，自己不卷入这罪恶的旋涡。 与描写常态人生和普遍人性相适应，梁实秋倾心于古典、理智、节制的文风。他认为，古典主义者所注重的是艺术的健康，健康是由于各个成分之协调的组合和合理的发展，制裁的总枢纽便是理性。［（１８）］文学的效用不在激发读者的狂热，而在引起读者的情绪之后，予以和平的宁静的深思的一种舒适的感觉。文学固然可以发泄极丰烈极壮伟的情感，但在抒泄情感之际，自有一个相当的分寸，须不悖于常态的人生，须不反乎理性的节制。这样健康的文学，才能产生伦理的效果。［（１９）］无疑梁实秋的这些理念同样给予《文学杂志》相当的影响。《文学杂志》对朴实文风的提倡，乃至夏志清对于以冷静态度去处理变态人物题材的张爱玲作品的推崇，显然都有其渊源。 梁实秋文学理念的第三个特点，在于其融汇中、西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受白璧德影响甚深。他承认白璧德“若干思想和我们中国传统思想颇多暗合之处”［（２０）］，其强调西哲理性自制的精神，孔氏克己复礼的教训，释氏内照反省的妙谛，影响所及，“使我踏上平实稳健的道路”［（２１）］。梁实秋在五四全盘反传统的文化主流下，对中国传统文化仍持审慎、保守的态度，希望在吸收西方某些先进思想的同时，注意挖掘和保持儒家文化的某些固有美质，如提倡个人克制和遵循道德准则，追求人性的均衡等。《文学杂志》的中、西并重的办刊方针，显然又和梁实秋如出一辙。 由此可知，梁实秋到台湾后，虽然因较少介入实际批评而似乎不再是文学思潮浪尖上的人物，但他那一以贯之的人文主义理念，在台湾文坛仍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并非仅代表个人，而是代表着中国现代新文学的一个脉络对当代台湾文学的重要影响。至于为何是作为支脉的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人文主义”而非作为主流的左翼倾向的“人道主义”出现于５０年代的台湾文坛，实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原因。夏志清在《文学革命》等文中，颇为清晰和深刻地勾勒了五四到３０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的谱系脉络，同时也表明了自己的文学脉承。他认为主导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留学生大致以留日的或是留美、英的为分野，形成“激进派”和“自由派”的不同的两类。占据主流的是留日学生，他们格外倾心于俄国文学，对其表现的社会同情心及摆脱传统枷锁、改革社会现状的倾向产生强烈共鸣（周作人是一例外）。相对而言，留英、美的中国学生其兴趣多浸淫在浪漫文学和维多利亚文学的氛围中，虽然他们也关注到杜威、罗素等的实用思想，易卜生、萧伯纳等的问题剧，白璧德、摩尔的人文主义思想，但其势不彰。由于这传统所代表的一切与当时中国急待解决的问题无直接的关系，其影响实在有限。 在五四即开始分流的这些中国知识菁英，在其后的发展中，留日派大多与共产党有较紧密的关系；而留英美派则与国民党有较密切联系，或标榜超越二者的自由主义道路。因而，到了１９４９年，前者较多地选择了共产党而留在大陆，而后者中则有不少追随国民党到了台湾。《新月》成员梁实秋本身即是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重要代表，而夏氏兄弟显然也是这一派的文学、文化观念的承续者。他们将其文学理念带到台湾，并以此掀起了当代台湾文学中第一波的人文主义潮流。在大陆，这种文学理念难敌左翼文学的强劲冲力，在台湾，它和国民党鼓动的政治性、宣传性的“战斗文艺”也多所抵牾。它最初作为后者的反拨而出现，并当后者自我衰败时，取而代之成为当时台湾文坛的重镇。在５０年代的台湾文坛，它一方面以人文主义冲淡了文学的极端政治化倾向；另一方面则是使文学应以“人”为中心，描写人生、人性的观念得以深入人心。如果说前一作用是显见的，那后一作用则是深远的。特别是夏志清等通过对张爱玲等具体作家的评论表达其人文理念，对一些年轻作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连续的影响力。它并且作为当代台湾文学与中国现代新文学的密切关联的例证之一，而具有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 二、人文主义和现代主义的纠葛 正当以《文学杂志》为中心的人文主义脉流出现于台湾文坛时，另一反拨“战斗文艺”的思潮——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也正在酝酿和发展，并在６０年代压过“战斗文艺”和人文主义思潮而成为文坛主流。 总体而言，人文主义作家对现代派文学持否定的态度。这首先是由于哲学观念、人生态度和文学理念等均有显著的区别，前者以健康、理性、均衡、道德等为标帜，后者以唯美、颓废、虚无、非理性等为特征。同时，也因为二者的西方文学渊源不一样，即人文主义作家仍和五四知识分子一样取法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以前的西洋文学，而现代主义文学却更多地与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文学有紧密的关系。如夏志清赞赏的是文艺复兴至２０世纪初倡扬人道主义或个性主义的文学大师，像但丁、莎士比亚、易卜生、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并常将著名的现代主义作家如艾略特、乔伊思等与之相比较，指出后者不如前者。至于年轻的所谓“失落的一代”，其赶时髦、商业化的庸俗堕落倾向，更让夏志清大摇其头。这种趋向的出现，与“西方文明已经变质”［（２２）］有很大关系。“科学愈进步，人显得愈渺小，已往一切宗教、哲学肯定人类尊严的信条，一条条都不能成立。而没有这些信条的支撑，艺术家要创造‘伟大’的作品就非常困难。”［（２３）］显然，夏志清认为文学如果抽去了肯定“人”的尊严的人文主义内涵，必然走向退化乃至堕落，现代派文学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这里显露了夏志清的也是台湾人文主义脉流的一个重要观念及这一脉流对西洋文学的选择性的借鉴关系，也表现出它与台湾现代派文学的根本区别。如现代派诗人洛夫就宣称：在现代艺术思想中，人是空虚的、无意义的，人的生活只是荒谬。［（２４）］夏志清甚至认为台湾的现代派是比西方现代派更为下等的东西，因他们只是滥芋充数、拾人牙慧之辈，以时髦、怪异的文字和意象取代或冲淡对人的生命的热爱。［（２５）］ 必须指出，对现代派文学的否定和对政治工具性文学的否定，构成夏志清文学批评标准的两个重要支点。如张爱玲就因自外于“革命文学”和某些新派作家所热衷的“意识流”而为夏志清所赞许。而这一标准的建立，实际上包含着丰富的人文思想内涵。夏志清曾引用周作人《人的文学》表达了一种对灵肉关系的认知：“人是有灵肉二重生活的；灵肉本是一物的两面，不是对抗的二元；而古人的思想，却以为两元分立，永相冲突。这种灵肉二元的思想，表现于文学上，也成了两派。崇尚理性的文学多为政治与宗教服务，抑压人的情性。描写人类本能的文学，则每每流于色欲、暴力和幻想的渊薮中。不幸的是，这两派文学中的任何一派，都不能把人性的全面刻划出来。”［（２６）］显然，夏志清等倾心于一种灵肉结合的人文主义理想。而某些现代派文学因侧重于描写人类本能的东西而与人文主义格格不入。 然而，夏志清等所否定的，只是台湾现代派文学中的比较激烈的一翼。对现代派文学中比较温和的一翼，即围绕着《现代文学》杂志和“蓝星诗社”的一批现代诗人和小说家，夏志清不仅不予贬责，反而多加褒扬。这些作家有的本身与夏氏兄弟有着十分紧密的渊源关系。如白先勇、王文兴等《现代文学》作家群，即为夏济安的关系亲密、受影响甚深的学生。受时代环境和老师的影响，这批年轻学生不像五四时期的学生特别兴趣于俄国的文学，而是将眼光主要投向了欧美。只是与其老师不同，这些外文系的学生更多接触本世纪晚近的现代主义文学，并加以吸取或仿效。当然，人文思潮和温和现代派的亲和，不仅因人事上的关系，更在于文学观念、创作倾向和内涵上的契合。首先，这些温和的现代派持有较浓郁的人文主义理念。如覃子豪在与纪弦的论争中提出的新诗六大原则就包括诗对人生意义的强调。夏志清在对具体作家创作的评论时，也以作品含容的人文内涵作为评判标准之一。如对于於梨华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夏志清指出作者所表达的真实，是“建立于人与人间有情感连系可能的基础上”［（２７）］；书中主角乃当今欧美作家作品中绝少看到的“充满人情味的人物”，“还没有传染到在欧美流行的现代病，那种人与人隔缘的绝症”。［（２８）］他们接受人伦关系的限制，有他们的寂莫，但在寂寞中更能回味一生几度和自己的亲人灵犀相通可宝贵的片刻，体验人生的真谛。显然，小说人物的灵肉调和、重情重义的生命情态为夏志清所欣赏。 此外，温和现代派在理智和情感、传统和现代、中国和西方等关系问题上所采取的不偏执一端的“中庸”立场，也显示了与人文主义脉流的某种血缘关系。如余光中承认：他从梁实秋那里得到了“上承传统旁汲西洋”的提示，这成为他日后遵循的综合路线。［（２９）］夏志清则对余光中所采取的这种“中间路线的现代传统立场”加以赞许，指出若与同期诗坛中绝大多数晦涩兼且了无生气的作品相比，余光中的诗确是清楚易明又严肃得多，而且还充分表现出中国文学传统上那种喜好自然、朋友、家庭、乡国的特色。［（３０）］在诗坛论争中，余光中“对中国诗、亦即对整个中国文化前途显出衷诚的关注”，一方面不断非议某些现代派诗人的无知、“主义狂”，情感方面的麻木，漠视人生各种价值等，另一方面，对那些固封自守、紧拒涉猎西方文化的“传统派”也不放过攻击和讽刺。［（３１）］除了余光中外，白先勇也因着一方面保持着尊重传统的保守气质，另一方面敢于吸取西方文学技巧力创新境而得到夏志清的好评。［（３２）］显然，５０年代由夏氏兄弟和《文学杂志》所代表的人文主义脉流，在６０年代现代主义文学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似乎隐而不彰。其实，它乃融入温和的现代派这一脉络中，继续在文坛繁衍和延续着。 三、“三民主义”对“人文主义”的收编 ７０年代乡土文学主导台湾文坛时期，人文主义脉流在文坛格局中的位置又有了新的变化。 从文学渊源上讲，台湾乡土文学既承续了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的传统，也接续上了中国大陆五四以降现代新文学的传统。而这两个本来就密切关联的传统的共同点，即都以人道主义的现实主义为主流，关心着弱小者的命运，着重描写被压迫和被剥削阶级的悲惨生活及反抗。或者说，也们承续的是五四时期留日派知识分子所薪传下来的、视解决挣扎于饥饿线上贫苦民众的生存问题重于解决知识阶层关注的人权、自由问题的传统。在此乡土文学的强大潮流下，着重于“人性”描写的人文主义脉流，自然隐而不彰。然而在“乡土文学论战”时期，它却以另一种方式在文坛上显露。 作为论战导火线之一的，是彭歌发表的《不谈人性，何有文学》一文。针对王拓提出的对社会上低收入的人赋予更多同情的说法，彭歌认为，一个人是好是坏，应该从“人”的价值来衡量、评鉴，以收入的高低而不以人的“善恶”为标准的说法，很容易陷入“阶级对立”的错误，使文学出现暖昧、苟刻、暴戾、仇恨的面目。后来侯健更对此理论加以阐释和论定。他认为：“文艺的内涵，应当是超越时空的普遍不变的人性……文艺的首要关切是人性，是揭发人性的弱点，发扬人性的光辉，其黑暗面是全人类的黑暗面，而不是特定的个案……”［（３３）］显然，这种论调正是梁实秋一贯坚持的抽象人性论的翻版。如果承认论战中反乡土文学的一方其实是国民党当局所主导的，那上述情况说明，台湾的人文主义文学脉流，这时已与官方文艺路线有着某种程度的结合，或者说前者的理论观念，已有部分为后者所收编或利用。 其实，这种“收编”至少在６０年代中期就已开始。１９６５年所谓“国军第一届文艺大会”正式发动“新文艺运动”。会议的《宣言》抨击中国现代新文学从近代西方文艺思潮“引进了各种有害的病态思想，几乎将中国青年带进了一种充满偏激、狂乱、矛盾、苦闷、近乎世纪末的迷雾中，而失去了对国家、对个人前途的信心”［（３４）］，字里行间影射着当时正值高峰的台湾现代派文学。为此，它提倡发扬中国儒家文化的“中和精神”，遵循孙中山融汇中西文化之所长的原则，倡导以伦理、民主、科学为内容，讲求独立、平等、自由、博爱、和谐、并容的“正大光明的三民主义的新文艺”。［（３５）］《宣言》写道：“人是一切的根本。新文艺运动的目的，就在提高人性的尊严，在谋求人群的幸福……因此，新文艺也可以称之谓‘进步的人文主义’。”［（３６）］此后，这一论调反复出现于官方有关文艺政策的文件中。如１９６７年１１月通过的《当前文艺政策》除重弹旧调外，并将“确定文艺创作应以服务人生为主旨”、“建立清新、雄健、温厚、明朗的风格，表现光明，消除黑暗”、“使思想、信仰、力量融贯于作品之中……以照耀人性的光辉，启示生命的意义”等列入其“创作路线”中。［（３７）］官方的这些倡导，由于纳入了文艺政策的范畴，被置于所谓“复兴革命武德精神”、“强固雪耻复仇精神”等要求之下，［（３８）］失去了文学描写人和人生所固有的勃勃生气，因此并无法掀起真正的人文主义的创作潮流。更为要害的是国民党当局此举具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它从强调文艺的战斗性转向强调仁义平和，乃是因它觉得台湾的局势已渐能控制，为了维持社会的安定和其统治的稳定，它希望更多的歌舞升平、宣传仁爱的文艺，反对描写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作品，因前者更符合统治集团的利益。 人文主义脉流与官方文艺路线相结合共同反对较多揭露阶级矛盾和社会黑暗面的乡土文学，正显示了标举人文主义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其政治上的以及文学理念上的弱点。由于与最广大的人民大众保持距离的贵族倾向，使他们的文学并未能时时与时代俱进。想在阶级社会中躲避政治，提倡抽象的人性论，最终却还是被纳入了政治的范畴，成为政治的工具。这说明，在政治、思想斗争比较激烈的时候，想要走中间路线，专致于描写温馨、平和、善美的“共同”人性，是行不通的。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重复了自由派知识分子本世纪前叶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以及现代文坛上的历史命运。 人文主义脉流难敌乡土文学的强大势力，而其部分文学理念先后被“收编”入现代派和所谓三民主义的文学理论中，因此其本身在７０年代隐而不彰。然而，这一脉流仍是存在和延续着。如由朱天文姐姝等一批青年学生组成的“三三派”，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他们心仪于夏志清所概括的张爱玲小说的“苍凉”风格，为文并不苛求悲剧性的冲突或故事情节的曲折，只以清纯的笔调，写出常人的生活和性情，特别是年轻学子的温馨、友爱、充满生活情趣和希望的人生。当然，由于规模较小，这一脉流与其它思潮相比，难免为人所忽略。 在７０年代一息仅存的人文主义脉流，８０年代以后却获得了再次崛起的契机。这时的人文主义文学带有与以前不同的新特点。除了与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渊源关系已疏远外，更主要地表现在其诉求焦点由“非政治”向“非物质”的转化。它更多地针对着日益严重的器物文明的荼毒，从人与自然、人与科学、人与宗教以及人的自我修养等多方面入手，刻写人生和人性的真谛，表达对现代人的生存处境和生存质量的关怀。限于篇幅，将另文论述。 人文主义脉流在当代台湾文学中的存在，一方面进一步证明了台湾文学的每一脉络，实际上都和五四以降中国现代新文学（其中某一或某些脉络）有着密不可分的对应传承关系；另一方面，又显示了台湾文学有别于中国文学整体的某种个性特征。它使台湾文学具有较强烈的人性挖掘主题，影响所及，不仅人文主义文学如此，其它流派的文学也多少带有这种特色。人文主义文学脉流在当代台湾文学发展中的不可忽略的重要意义，也正在于此。 注： ① 古远清：《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武汉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６２～７１页。 ②⑤⑥ 《致读者》，《文学杂志》创刊号，１９５６年９月。 ③ 夏济安：《旧文化和新小说》，《文学杂志》３卷１期，１９５７年９月。 ④ 夏志清：《张爱玲的短篇小说》，《文学杂志》２卷４期，１９５７年６月。 ⑦⑧⑨（１０）（１１）（１４）（１５）（１７）（１８）（１９）（２０） （２１） 梁实秋：《梁实秋论文学》，时报文化出版公司１９８１年版，第５４０、３４０、４９１、５３６～５３８、２４５、５２４、５２５、８、１１８、１１９、１１、５页。 （１２）（１３） 徐静波：《梁实秋——传统的复归》，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１２３、１１２页。 （１６） 梁实秋：《文学的境界》，《文学杂志》１卷２期，１９５６年１０月。 （２２）（２３）（２６）（２７）（２８）（３２） 夏志清：《文学的前途》，纯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６０、５８、１７、１５５、１５５、１６３页。 （２４） 洛夫：《〈天狼星〉论》，《现代文学》第９期，１９６１年７月。 （２５）（３０）（３１） 夏志清：《人的文学》，纯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５５、１５６、１５５～１５６页。 （２９） 余光中：《文章与前额并高》，《联合文学》３卷７期，１９８７年５月。 （３３） 侯健：《过去一年的文艺批评》，１９７８年１月７日《联合报》。 （３４）（３５）（３６）（３７） 转引自周锦《中国新文学史》，逸群图书有限公司１９８２年版，第７６６～７６７、７６８、７６９、７７１页。 （３８） 蒋介石在“国军第一届文艺大会”上的１２项“精神指示”之第二、第十项，转引自周锦《中国新文学史》，第７６４页。 （责任编辑：贺秀明） ^^ if (WebAddress == "") {document.write("浙江天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lse {document.write("浙江天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document.write(" 版权所有"); 浙江天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原载：《厦门大学学报》1995/03 原载：《厦门大学学报》1995/0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