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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作为《秦末风云》小说系列的第一部，老作家周天撰写的《刘邦前传》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小说从讲述刘邦的岳父吕公一家的命运开始。吕公是齐国开国君主姜太公的后代，出身冠冕世家，其二女儿吕须因为打抱不平，得罪了官商郝龙壮，郝龙壮乃与县令密谋，在公堂上棍打吕须，并关进牢房。从忍辱负重、后发制人，到周密策划、步步为营，经过许多艰难曲折，吕家残酷地杀了仇人全家。 全书最精要部分，当属吕家为了精密策划与实施复仇方案而作的“努力”。正因为吕家为复仇由单父县迁居刘邦的故乡沛县，才得以让刘邦真正走到了历史前台。吕公既为了实现复仇计划，也为了自己家族的复兴，选了民间豪杰刘邦、樊哙为自己的女婿，进一步从复仇上升到为“反秦”作准备。然而，吕公杀仇的这股暴戾之气，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秦代所流行的法家、兵家学说的残酷性。 作为一个专注历史的研究者，周天坦言，小说原本是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为了调整心态，放松情绪，写了自娱自乐的。“那阵子，我写完了《中国历代廉政监察制度史》，这是一部从权利制约的高度系统讨论、研究中国历史上军权制约与检查制度的学术著作。脱稿时，‘权力制约’还是一个颇有些敏感的名词，最终没能得以出版。因此，对中国封建社会中道德自律的发展历史的研究，也就暂时搁浅了下来。” 此时，他便想找个轻松些的题目来表达自己的一些思考，于是就写起了小说。这一写就是近十年的时间，“刚开始写小说，我并没有什么完整的设想和计划，甚至也没有写作提纲，只是一些模糊的想法。并且，说来也有趣，小说的思路却是从概念出发的。” 通常，小说写作忌讳“从概念出发”，这几乎成了一种定律。有一段时期，批评文学作品的概念化，也常以此贬之。周天对此不以为然。在他看来，文学作品的概念化，固然应该批评。但我们也要认识到，此类批评更是“文学为政治服务”的伴生物。比如现在，破除了这个框框，概念化问题就几乎不值一提了。“所以，研究文学作品的‘概念化’问题，找了个‘从概念出发’的源头，其实不过是那时期的文坛生态不便于找寻真正的根源，只好抓个替死鬼罢了。” 周天举例表示，象征主义文学中的许多作品，正是“从概念出发”的。“所以，如果我们认识与理解了象征主义文学现象的客观存在，那么，‘从概念出发’就不能一概否定。而且相当一部分寓言都是，先有哲学思考或者特定政治理念，后有形象的。只要那寓言既是形象的，又蕴含了深厚的人生哲理，能够得到士人与民众的普遍共鸣和回应，那么，他的‘从概念出发’，就无妨于他成为好的作品。” 基于此，周天并不讳言创作《秦末风云》系列小说，从某种意义上源于一些带有概念性的思考。写作《刘邦前传》，就与他道德自律的研究思路是密切相关的。在设想有关历史研究角度的过程中，他想到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官场风气与民众道德都极其败坏的历史时段，其中之一就是秦朝。由此，他认真地重新研读了有关秦代二世而亡的历史记载，以及汉初的思想家们对此的种种评价与总结。很自然地，小说题材便涉及到秦代何以二世而亡的内容。 于是，他把目光聚焦于秦末汉初这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最初，他写了“张良刺秦”的故事。因为，在所有秦末豪杰中，张良是最早自觉地“反秦”的人物。从张良行刺秦始皇写起，可以逐步带出刘邦、项羽等人。“然而，写到鸿门宴部分时，我发现我写的其实不是小说，而是近于历史报告文学的东西，也就是说，此前已写成的这八九十万字小说，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小说，而更近似于历史纪实结构。于是，我决定从宏观的秦代失政败亡的解剖着手重新构思。这样就写出了《刘邦前传》，并且改写出了《张良刺秦》和《刘项起兵》。” 近些年，国内多少作家涉足大秦帝国这段历史，很自然地，在一些场合，周天会被问到，自己的写作是否受其影响。对此，周天强调表示，自己并没有读过《大秦帝国》，也没有读到其他写秦国的小说。不过，他对当下这股风潮表示了关切和忧虑。“因为没有读过作品，我只能根据看到的相关资料做一个粗浅的判断。暂且搁下小说本身的艺术价值不讲，秦朝自然有它值得肯定的文治武功，但过于强调其强权、国力等法家思想的消极因素，以此为秦朝的暴政辩护，不免会产生负面影响。”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周天格外强调对传统文化中精华部分的继承和传扬。他认为，传统文化并非充满封建思想，恰恰相反，其中总结和平时期体制的，亦即法先王的诸学派，例如儒、道、墨诸家，往往是使人们聪明向上的、使人们的精神情操高尚起来的学问，传统文化中各学派自身的弱点与缺点，又可以通过相互过滤而消除弊病、相得益彰。“当然，学习传统文化，切不可只取其表。当下盛行的‘儒学热’就有这样不好的倾向。比如，强调儒学、道德对老百姓的规范作用，却忽视对官吏的约束力；在学校的道德教育上，也多采取不切实际而非循序渐进的方法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有所警醒。” 原载：文学报 2011年03月04日 原载：文学报2011年03月0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