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柏杨，台湾著名作家，满族。原名郭定生。其父曾为了方便替他转校而将他易名为郭立邦，他自己自行改名郭衣洞。1920年出生于河南省开封，籍贯为河南省辉县。 柏杨一生饱经坎坷。幼年受继母虐待，17岁时全面抗战爆发，他考取河南省军事政治干部训练班。后由军政班保送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人员训练团，在武昌左旗营房受训，集体参加中国国民党。他没有接受过完整的小学、中学教育，曾经借了别人的证件考取大学，被查出并遭教育部永远开除学籍。20世纪40年代，柏杨辗转于沈阳、北平、上海等地，1949年他随恩师吴文义到了台湾。 柏杨到台湾后不久，就在1950年因为“收听匪区广播”而被判刑6个月。出狱后，历任教师等职。1954年在“救国团”任职，并于此时开始写作小说。1956年任“中国青年写作协会”总干事。1960年五月起，以笔名“柏杨”在《自立晚报》担任《倚梦闲话》专栏作家，这一笔名来自台湾中横公路隧道附近原住民部落的原名谐音“古柏杨”。1961年开始，在《自立晚报》以“邓克保”为笔名发表长篇小说《异域》，轰动一时。 1968年，因“大力水手”事件，柏杨被以“共党间谍”及“打击国家领导中心”的罪名逮捕，判处12年有期徒刑，1977年因为国际特赦组织等人权团体的要求才被释放，共被囚禁9年26天。 在狱中，柏杨完成了《中国人史纲》《中国历代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中国历史年表》三部书稿。出狱后柏杨专事写作，自1983年开始，着手译写“柏杨版《资治通鉴》”，以“整体规划，分期出版”的方式发行，至1993年72册全部完成。1985年，柏杨出版了杂文集《丑陋的中国人》，引发全球华人社会热烈讨论。 2008年4月29日凌晨柏杨在台湾病逝，享寿88岁。 思想观念：文化批评和历史反思 柏杨坎坷的人生经历，不但影响了他的性格生成，同时也影响了他认识世界的方式：耿直倔强的个性、反叛冒险的精神、逆向反省的思维、犀利深刻的目光，这一切再加上文化学养的积累，共同形成了深刻独到的思想观念。集中反映为文化批评（以杂文集《丑陋的中国人》为代表）和历史反思（体现在“柏杨版《资治通鉴》”中）两个方面。 柏杨的杂文创作数量巨大，1968年入狱前即有“倚窗闲话”系列10本，“西窗随笔”系列10本，出狱后又有数本杂文集问世。《丑陋的中国人》是柏杨杂文的集大成者，也最为集中地体现了柏杨思想观念的深刻性和独特性。 近十年的狱中生活，使柏杨对中国历史有了更深入的思考，也因此，柏杨对中国文化的反思有了更具历史深度的解读，并将中国文化中的这种“酱缸”特性与中国的国民性结合了起来。1984年9月24日，柏杨在美国爱荷华大学作了题为“丑陋的中国人”的演讲，并在随后的时间里，发表了一系列与这一主题相关的演讲。1985年，柏杨将这些演讲，与另外一些跟揭露和批判中国封建文化和中国民族性相关的文章一起，集成一册，以《丑陋的中国人》为名，交由林白出版社正式出版。书一出版，即在华人世界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和影响，并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讨论。 《丑陋的中国人》将中国人的“丑陋”归结为中国传统的封建“酱缸”文化，而这种“酱缸”文化，反过来又强化了中国人的“丑陋”。《丑陋的中国人》可以说既是柏杨入狱前反思中国文化成果的延续，也是他将这种反思结合“中国人历史”所进行的深化并将之国民性化。柏杨对中国文化（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基本是持一种反对和批判的态度，在他看来，“酱缸”文化是“圣人”“为当权派发明的畸形哲学”，它导致“权势崇拜”、“个体主义”与“个体人生观”以及“僵尸崇拜”。它既表现为一种文化体系，也表现为一种政治体系，并最终表现为一种思想、观念和心理体系。 柏杨对于中国封建文化和民族劣根性的批判，除了以杂文的形式直抒胸臆之外，也借助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寻找其历史根源。柏杨选取中国政治文化的最典型文本《资治通鉴》，作为自己重新认识和解释历史的载体，对这套集中体现“中国权力游戏的教科书”，进行完全不同于原书中“臣光曰”的新解释，对中国历史进行了彻底颠覆和解构。针对“本来就是皇家的史官或代言人”的司马光，柏杨认为“维护帝王的立场，是他的本分……哀哀无告、受苦受难、辗转呻吟的小民疾苦，全被隔绝在他们的认知之外”。因此，在“柏杨版《资治通鉴》”中，他一反司马光的历史观，站在其对立面，对历史进行重新“叙事”。司马光用帝王年号，柏杨就用公元纪年；司马光要注意到帝王的谥号、避讳，柏杨则坚持直呼其名；“臣光曰”持论平稳持重，“柏杨曰”议论则慷慨激昂……以“现代意识”贯穿对中国历史的批判和解释，成了“柏杨版《资治通鉴》”除“白话”外最大的特色，柏杨以一个具有现代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的立场和笔墨，“重写”了“中国人的历史”。他希望通过颠覆式的历史书写，揭示中国历史的黑暗，批判中国旧有的历史观念，打破旧有历史“格局”，以史为鉴，以达到反传统文化、正世俗人心、有助于建立民主、人权、法治的现代社会的目的。 文学追求：人生思考和艺术探索 柏杨最初走上文学道路时以创作小说著称。20世纪50年代他最早的短篇小说《人民》《红灯笼》和长篇《蝗虫东南飞》虽因意识形态立场带有一定政治色彩，但这种政治色彩在其后来的创作中逐步淡化，柏杨更注重用艺术形式表达对社会历史的思考。 如果说在文化和历史层面，柏杨思想的深刻性集中体现在他以决不妥协的精神，对中国传统封建文化和帝王历史进行反思和批判的话，那么柏杨在文学上的独特性，则体现为他始终以一种探索精神，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不懈追求。 柏杨的文学追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他借助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在作品中灌注独特的人生思考；其次，他在作品中持续地进行艺术探索和实践，呈现为多种艺术形态的并陈。 柏杨在文学作品（主要是小说）中的人生思考，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对现实人生困苦的反思；对爱情本质和意义的探究，以及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咀嚼。第一类的作品，以短篇小说集《挣扎》为代表。柏杨在《挣扎》中塑造了一群为了有尊严的生存，与丑陋现实和不幸命运不屈抗争的人物形象。他们中既有为了逃避伤害人的尊严的社会而“逃脱”在山上与兀鹰搏斗的明圣（《兀鹰》），也有为了生存永不言弃并且鄙视放弃挣扎和抗争的康沁（《相思树》）；既有因生活所迫而犯罪的魏成（《一叶》），也有在大陆是少年得意的大学教授，辗转到台湾后却做了十年小职员惨遭解聘，只能另找人生出路，“低头”却不“屈服”的大维（《进酒》）。这些人物虽然经历不同，命运各异，但他们在社会底层为了生存与挫折抗争、与命运搏斗的精神却是一致的。在这些人物身上，很显然投射着柏杨对人生的思考。 柏杨一生在爱情上波澜起伏，对于爱情，他有与众不同的看法。柏杨在集中了他最优秀爱情小说的短篇小说集《秘密》的《序》中表达了如下感慨：“宇宙间最奥秘难测的莫过于人生，而人生中最惆怅难遣的莫过于爱情……我想借着《秘密》探讨一点什么，不知道办到办不到，但这至少是我对人生和对爱情的一种思索和一种凝望”。 《秘密》中的爱情故事，基本上都是爱情的悲剧。《峡谷》写的是爱情与背叛和死亡的关系；《秘密》则对爱情能否经得起考验深表质疑；《龙眼粥》写的是美好爱情大概只能在梦中和迷狂状态下才会出现；《沉船》则写到了爱情经不起世俗欲望的诱惑和脆弱的本质……在形态各异的爱情故事中，柏杨向人们揭示出他所理解的爱情本质：爱情是美好的，也是脆弱的，它的本质是悲剧性的。很显然，柏杨以其饱经沧桑的人生经历，洞穿了爱情的浪漫外表，对爱情的真正实质，有着自己的独特判断。 在作品中涉及重大历史事件，是指柏杨出版于1961年的长篇小说《异域》以及于1982年出版的《金三角·荒城》。在《异域》中，柏杨通过对一支国民党军队在大陆失败后历经磨难自黔滇撤退至缅北的描写，呈现了他们“在穷山恶水的异域里，继续抗争求存的经过”。在表现这群军人异域“传奇”的同时，柏杨将对他们悲惨结局的揭示与军中腐败的现实相结合，1953年萨尔温江大战打响时，孤军几乎全军覆没，而此时“李弥将军飞返台湾，其他高级官员都去了泰国和香港”，对此柏杨写道：“写到这里，我有说不出的积郁和忧伤，我们真正是一个没有亲生父亲的孤儿，在最需要扶持的时候，每一次都遭到悲惨的遗弃”。在20世纪60年代的台湾，写出这种想法，需要多少直面历史和敢于直言的勇气？ 柏杨在文学世界中，除了借助艺术形象表达深刻思考之外，还不断探索创新，开拓文学的艺术世界并形成自己的特色。20世纪五六十年代，现代主义在台湾日渐壮大，柏杨的小说虽然以现实主义为主要创作手法，但现代主义的文艺思潮，对他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并在其作品中留下印记。《异域》是小说还是报告文学的讨论，看上去是由体裁模糊所引发，但换个角度思考，这种讨论本身或许正反映出柏杨在小说创作上的“不守规矩”——打破体裁边界，不正是一种艺术上的实验和创新吗？在小说所要求的“虚”（虚构）和报告文学所要求的“实”（真实）之间“出入”自由，不正体现了柏杨在艺术上的“不拘一格”吗？ 在小说集《打翻铅字架》中，柏杨以“夸张得令人发笑的叙述方式”，对台湾社会不同阶层人物的各种心态，进行毫不留情的讽刺。其中，有对无病呻吟的新诗人、假道学、软骨头，也有对日常生活中小人物的讽刺。柏杨却将惯用的杂文笔法代入其中，为他的小说艺术风格，打上了辛辣锐利的烙印。 除了打破题材界限，将夸张讽刺的杂文笔法代入叙事形成特有的文体风格之外，柏杨还在《古国怪遇记》中，将神魔、历史、文学等因素熔为一炉，通过对《西游记》和其它传统典籍的引用和改写，建构出一个似真似幻、亦古亦今的世界。小说原名《云游记》，以《西游记》的主要人物和基本框架为原型，“却又超越时空，突破真幻虚实，把许多历史、文学人物写进小说里”，小说中不同时空的人物并置，现代意识风行，小说的时空是平面化的，小说的思想是现代化的。在具体手法上，柏杨还利用语言的谐音（“英译的谐音”、“闽南语的谐音”），予以“借古讽今的嘲谑”。种种艺术手法的综合，使《古国怪遇记》成为集科幻、后设、荒诞、神怪等小说类型于一身，带有明显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特征的小说。 在20世纪50至80年代的台湾文学中，柏杨以深刻的思想观念和独特的文学追求，书写了台湾文学中“传奇”的一章。这个文学“传奇”和柏杨的人生“传奇”，互相说明，形成一种“互文性”，并从中映显出一个反叛、倔强的知识分子形象。 原载：《文艺报》2008-7-26 原载：《文艺报》2008-7-2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