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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人来到世上，由人群组建的社会就用各种手段和程式，规范着我们的人生。比如爱情，原本只不过是人作为动物受制于荷尔蒙作用下的一种本能，因为社会人文的需要，而被框范成一个名词，其中，是超我对本我、自我的约束和战胜，是社会性对动物性的覆盖，使人类每个个体要在一定的规定中完成其行为，构建其形式。然而，对于俗称爱情动物的女性来说，其人生却似乎是用爱搭建构架形成，用情延续存在，以至于女性的爱情史，成就了人类文明史不绝而绚丽的景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相同的内容和不同的表现。然而，爱情果真是一种非功利的纯粹情感之旅吗?美国华文女作家陈谦创作的小说，站在当代女性的角度，描摹出当代社会中的女人，以爱情的名义突围、找路、寻路和行路的历程。她要在跨文化语境中，深层次地呈现也反思女性的爱情。 工科出身的美国硅谷集成电路芯片工程师陈谦于2004年5月，出版了长篇小说《爱在无爱的硅谷》，2004年11月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覆水》。作品所体现的笔力冷静、老道，叙事结构严整而细密的特点，很难让人相信她只是初涉创作的新手。陈谦的小说，惯以人物的情感遭遇为视角，以一位女作家对世事人情的敏锐与犀利，细致入微、鞭辟入里地深入人物内心世界，准确捕捉和描摹人世间情感的错落与复合。她所讲述的故事，于是在一种无奈、决绝与幻灭的情境中，有着别样的绮丽与精彩。 陈谦的小说，常常从主人公追求某种平稳而幸福的世俗生活和人生状态开始。 《爱在无爱的硅谷》中的主人公苏菊是一位在美国硅谷担任编程设计的工程师，她的人生平淡而殷实。随着硅谷经济的起伏，她在其中忙碌着也获得着，加上有一位对她呵护有加，并且颇有经商头脑和能力的男友，苏菊在平静中享有生活的富足和幸福。 《覆水》中的依群是一个曾经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中国南疆小城里街道铁器厂的绘图员”，因为嫁给了大自己三十岁的美国人老德而彻底改变了人生。在老德的全力帮助下，她不仅来到美国因成功的开胸手术获得健康，而且“成为世界顶尖级学府加大伯克力的EE(电子工程)硕士、硅谷一家中型半导体设计公司里的中层主管”。 《残雪》中由于偏执的母亲对女儿丹文人生的介入与安排，使得无力反抗的丹文在压抑的心境中，生活得苍白而绝望，但是，她所存心底的反抗，终于在遇见胡力的时候，获得了自我的进发。胡力对于丹文就像是一根濒死时的救命稻草，他的才华不足以让丹文折服，而其“在海南岛建设兵团割过七年胶”的经历，让丹文觉得，“经历过那种磨难的人，内心一定积蓄着巨大的能量”，“她意识到，在她如今的生命里，只有胡力的能量，能够跟她母亲的抗衡”。于是．不能没有主心骨的她，没有顾及胡力的意愿而一把抓住了他。一相情愿地觉得有所依恃的丹文，不再害怕和畏惧母亲的压制。她终于按照自己的意愿考上研究生，义无返顾地离开母亲来到胡力的身边。 几部作品中女主人公的人生故事如果到此结束，都将以“从此，公主和王子一起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作结，陷入童话式平面而单层次的叙事。而缺乏文学的张力与魅力。比如在《爱在无爱的硅谷》中，如果仅仅渲染了苏菊生命中的一次出走，那么作者也不过是有着叛逆情怀的怀春女子，仅仅要在乏味的常态生活中，借取文字抒一回小女人的胸臆。但是，陈谦对人性的体认及对爱情的思考，使她不会仅止步于文学作品“抚慰”功能的实现，开始时的生活呈现，是为了以后特定的人世、人心的变迁有所铺垫。陈谦的女主人公们，都将在情感无尽纠葛中受尽磨难。 我们看到，起初苏菊们的人生，虽披以爱情甚至婚姻的庇护，却仅是依赖于各自现实背景与条件或主动或被动的选择。苏菊曾在初到美国辛苦打拼，每天以“三明治夹花生酱”度日的时候，与利飞亲密无间、相濡以沫；依群因为先天性心脏病而根本无以考虑人生前途、出路时。把大自己三十多岁的老德视作救星而感激涕零地委身；丹文则因为胡力能救无力摆脱母亲控制的自己于压抑之中，而决然全身心扑赴，等等。那么，当人生的境遇发生不同的甚至巨大的变迁，当生命出现有更多的选择和可能，当人生“仓廪实”并“知礼节”时，她们的情感城堡中还能水波不惊、波澜不兴吗?作者陈谦在此处显现出她作为一个女性作家独到的深刻与犀利，无功利的爱情不是社会支持下，男人、女人相遇甚至结合唯一的理由，这是人类社会中的常态；但社会支持下的爱情和婚姻，在个体生命获得更充足的条件回归本体时，也同样脆弱而易于冲决。这一切在陈谦为主人公设置反差巨大的考验与境遇下，于时间的流程里得到体现。 在与利飞同居时安静而知足的苏菊，同时也是一位以“舞台剧的观念”观照自己生命中人与事的女性。追求“有动感、有灵性、有激情”的“艺术”性情，一直蛰伏在苏菊的深层意识中，让其心灵深处的双足并未全盘落地。苏菊之与利飞的同居关系，在初来美国时最艰难的打拼中，是甜蜜和温暖的。可是当物质方面的充裕和成功，将利飞塑造成一个真正的商人时，他不知疲倦地在财富上的追逐和热衷，就在美国梦已经满足了的苏菊的心中，变得不堪重负。虽然能为她提供着一份平淡中的殷实和承担，利飞的理性和所给予的平实，对于心灵要求突破原来生活重负的苏菊来说，都必然会在她“庸常”的定位中，丧失掉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具有才情和不羁风格的画家王夏的出现，是苏菊在物质和心灵的需求间进行矢量转换的触媒，使渴望突围的她，有了可以寄托的对应物。王夏所带来的未来可能从此不同的希望，使苏菊像飞蛾扑火般地放弃了利飞和生活当下的一种踏实和富裕。苏菊最终决定的出走，是一个知性女人无以拒绝的心灵之旅和命运之劫。放弃“利飞”——物质利益的代表元素，意味着追求心灵契合的苏菊对人生物质层面利益的放弃。 而依群那令人羡慕、全球化时代“丑小鸭变天鹅”的故事，也并没有在老套的大团圆结局里完成叙事。随着年龄及健康、学位与地位等的位移与改变，将原本存在于依群和老德之间性关系的缺陷，越来越凸显出来。原先最虔诚的感恩和忠诚，也难以填平他们之间越来越大的裂纹。不和谐音和生命偶尔但不停歇的悸动，带来了两人人生交合程度的降低。在这里，中国文化中的“存天理”——人要懂得感激和回报，就时不时地要出来“灭人伦”——必要时应克制所有为人的冲动与欲望。依群的妈妈就是作为一个榜样性的人物，经常地要站出来提醒时而因得意而失态的女儿，对应着恩人老德的站位，回归到谦卑而低调的生命状态。然而，生命本我中存在的难以掌控的力量，使得依群对与老德的共同生活不断倦乏。依群没有随“老德”——古老的道德一起老去的心，必然要出现第一次脉动与突围。 那么，仅仅作为丹文挣脱母亲羁绊的筹码，胡力真能够享受着丹文全身心的照顾与付出吗?当丹文因为怀孕打胎被学校发现勒令退学．她从此更把人生所有的希望，全部放在胡力的身上。一边是奉献，一边是索要。她不断地诉说“我都是为了你”、“我现在只有你了”、“为了爱情”，“我、我、我”就成为丹文把母亲给她、而她又转嫁到胡力身上的枷锁和桎梏。在爱的名义下无尽地对他“好”，使胡力感受不到爱的喜悦与幸福，于生命的窒息中，他渴望呼吸与自由。所以，胡力要为自己的人生进行选择与决定。最终，“胡力”——意谓胡乱之中抓取到的力量，考取了美国大学的研究生，并在给丹文所要的结局而与之完婚以后远渡重洋。 正如有些评论所指出的那样，陈谦似乎在作品中表现的是当代版的“娜拉出走”式的主题，但是，透过她的“娜拉”故事，作品的深刻之处却是在她进一步地发现和揭露：缺少社会支持的爱情，也不是男人、女人能够终身厮守的基础。 显然，陈谦的主人公是具有当代文学中“雷雨”型人物的性格特点的，她们敢爱、敢恨，甚至不惜走向决绝。如苏菊放弃了与利飞在一起的富庶而优渥的生活，奔向了不知所终处的“迷失者”(Loser)王夏；始终以对社会群体及理念的遵从、依附获得安全感的依群(望文生义地延伸)，也在与职业顾问、风度翩翩的艾伦相遇时，心动神摇差点红杏出墙；而丹文更是在胡力三年后通过异地离婚的形式办理手续，摆脱她的制约后，以“我不为什么，我只想到美国去，我要的是他当面给我一个why”为信念，考取美国的学校，从而一路偏执地追索，直至她自己陷在冰天雪地的莫城郊外不知去向。这其中的女主人公在她们各自的出走或被出走中，依然没能追逐到理想中的爱情。 像《爱在无爱的硅谷》中的苏菊，她没有从此在一种眩晕的快乐中，追随王夏海角天涯地幸福着，因为这部小说不是描写一种浪漫，帮助现实中不会和不能做梦的人做梦，也不是让苏菊的人生从此悲惨，而使小说《爱在无爱的硅谷》成为现实主义者的警世恒言。作为一个富有才情的女作家，她所塑造的王夏，是作为现实主义甚至被称为物质主义者的利飞的对照物出现的。他将自己的物质生活尽量简约不被羁绊，顺着自己的心灵和性情去活，从而担当苏菊在物质和心灵的背离状态下，朝向精神的一个对象物。苏菊放弃了利飞，放弃在硅谷优渥的生活，追随王夏到了新墨西哥州。作为“追梦人”的她，如果王夏不辱“使命”地在注重精神层面生存的同时，还能将适度的物质人生有机地结合进自己的姿态，苏菊的偏向性灵的飞翔应该可以姿态优美。然而，飞翔的背景偏偏是物质极大丰富的20世纪的美国社会，在物质主义和意识盛行之下，王夏“loser”的角色，就显得格外突兀和不合时宜。除了对生存背景的漠视而不顾物质生活的实存，还有在现实和理想的极端背离中无奈但渐成自然的对自己才能的漠视，以及对生存和人生价值现实衡量的罔顾，于是，王夏成为处在生活层面却没有生活的物质和精神双重的“迷路者”，没有生活也就无以归属和存在。作为一个飘忽在人世间的“非”人，他只能通过不断地对自己生活状态和处所的逃离，才能够通过形式的实现，获取自己存在的支持。既然无有自恃的生命，王夏如何能给他人以爱或幸福，何况是一份地久天长的承诺?而苏菊活在用网络科技支撑起美国社会最新经济增长点的硅谷，她起初的美国梦，也不过是要在这个能够公开和公正地用物质的富足，体现和衡量人的价值的地方，获得人生实现。“饱暖思淫欲”，她所谓的“艺术”和自怜自艾，无非是人在生活平台上因为物质富裕产生新的失衡时，对心灵矢量缺失的注目和需求。王夏于是与利飞一样，在另一个矢量上不能承担苏菊的爱情。他始终不过是一个逃亡或消逝中的夏天。激情是短暂的，苏菊的爱情却需要长久而世俗的、包括既存事实的支持。当他们俩爱情的结晶——胎儿流产的时候，正是他们错位爱情流产的体现和担当。爱情不能负担世俗之重，同样也不能承受心灵和生活双重失重之轻! 而《覆水》中依群虽然为艾伦所欣赏和喜爱，仅仅因为他们两人各自具有家庭的事实。为了—个社会要求和规范下需要忠诚的丈夫角色，艾伦舍去的还是生理和性情上的冲动，还是社会在此情形下不予保护的依群，从而维护了世间所谓正经的人伦。依群的爱情于是在社会因素的多向作用中，失去位置与认可。 《残雪》中的丹文相比于胡力来说，胡力是出走者，她倒更像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固守者的角色，只是因为自己对爱情认定的偏颇，而剑走偏锋，将自己的婚姻和人生，都逼向了一种死路。丹文在三个女主人公中所谓爱情的悲剧，是注定了的。她把爱情作为对抗母亲强权的力量而缔结和攀附，又错误地把爱情当成一种要求，不间断地向对方施压和求取回报。当最终失去社会命名的婚姻，她只能在社会变迁、文化环境发生巨大改变时，失去一切支撑的力量而以死亡告终。她其实始终没有懂得，所以也就没有付出或得到爱情。爱情在丹文的故事里。只是个被扭曲、被偏执地极端化的人生行为，没有存在的基础和价值。 爱情的不纯粹、不纯粹的爱情在变化的时代面前的脆弱、纯粹的爱情在社会中基础的薄弱、以至爱情被曲解地执行等等，这些不可言说的因素使得所谓爱情，在陈谦的小说里有了不可言说的定义和不可明说的形状。对于有着“雷雨”性格的主人公，她们大开大阖的情感动荡与取舍，同样成为不稳定的因素，促使存在于一定社会环境并被要求的爱情，无法得以完善与完美，而只能走向幻灭。随着苏菊对“有些人是要不起的”接受，她回归于平常生活；依群在老德死后母亲的离去里，似乎懂得了所谓的爱情就是平凡中的默然付出；作为个例，丹文的最后离去，留给胡力的一份空间，于是他不惜改名逸林而在平淡的生活中从容自处。于是，所谓“平平淡淡才是真”成为作家陈谦对爱情的最后定位与阐释。女主人公们都在走出或没走出的情境中经历着，在社会规定与个体选择相结合的情境中经历着，在既定的历史、社会、文化和时代的环境里，被复杂地既定而经历着。于当下多元文化环境下，爱情于是就是人生一种复杂的境遇，人们在经历着然后找到其平淡处的真义和深情。 原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7/02 原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7/0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