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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上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曾提出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问题。其时，中国社会爆发了异常深刻的思想冲突，“父与子”的矛盾也非常普遍和格外突出。鲁迅撰文指出，“中国亲权重，父权更重”，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孩子只是“父母福气的材料，并非将来的‘人’的萌芽”，这样的父亲只是“孩子之父”，而不是“‘人’之父”。因此他认为，中国需要教育培养“‘人’之父”的“父范学堂”。 他说，觉醒的人，应该摒弃长者本位与利己思想和权利意识，树立义务思想、责任心和“以幼者为本位”的道德，“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他认为，西方人以为孩子是“成人的准备”，中国人以为孩子是“缩小的成人”，都是一种误解。子女其实是“即我非我的人”，父母须是指导者、协商者，却不该是命令者，他们应以天性的、无我的爱，牺牲于后起新人，使其既有“独立的本领和精神”，又有“广博的趣味”和“高尚的娱乐”，从而成长为“人类中的人”、“独立的人”。 与上个世纪相比，当下的中国社会的嬗变天翻地覆。“父与子”的隔阂、两代人的差异成为突出而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并以“代沟”方式持续显现。鲁迅提出的命题及其见解并未过时。也许，在当下“全球化”时代，由于经济、政治、文化、心理等因素的缠绕，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前所未有地复杂化、尖锐化了。 几年前，当中国台湾作家龙应台辞去台北市文化局长一职，回到儿子身边时，儿子安德烈已长成一个十八岁的小伙子，坐在桌子另一端，有一点“冷”地看着妈妈。她这才发现，自己和儿子中间隔了一层厚障壁。儿子“爱”她，但不“喜欢”她。“我的可爱的安安哪儿去了？”她走近儿子，儿子后退；和儿子聊天，儿子问“谈什么”。在极不适应的伤心之中，她感到：“十八岁的儿子，已经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人。” 仅仅有爱，是远远不够的。龙应台意识到，爱，可能是不喜欢、不了解、不沟通的盾牌。失去了小男孩安安的母亲，痛下决心，以勇气、智慧和耐心，放空自己，从头学起。于是，他们母子俩用了三年时间互通书信。这便是通信集《亲爱的安德烈》一书的由来。 虽然，母亲是这一行动的主动倡导者，但对儿子的隔膜和无知，使她成了被动的因应者，安德烈不光有故意调侃、玩世不恭，而且口吻不无教训的味道：妈妈，你跟我说话的语气跟方式，还是把我当十四岁的小孩看，你完全无法了解我是一个二十一岁的成人。你给我足够的自由……你一边给，一边觉得那是你的“授权”或“施予”，你并不觉得那是我本来就有的天生的权利……你的儿子不是你的儿子，他是一个完全独立于你的“别人”！ 我想，对于龙应台和中国绝大多数父母来说，安德烈的这一“独立宣言”不啻于“狮吼”吧。这位曾在中国台湾文坛刮起“龙旋风”、手中的一支笔所向披靡的社会观察家、文化批评家，在儿子的“修理”与抗辩面前，只好节节败退，似乎只有招架之功。她只好放低姿态，老老实实地承认：“成年人锁在自己的惯性思维里，又掌握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力，所以他太容易自以为是了。” 几个回合下来，事情还是在向着她预想的轨道及目标前行。安德烈渐渐敞开了心扉，母子俩做着自由放松、随意坦诚、无拘无束、没有边界的对话。他们就亲子关系、自由与责任、民族和国家、民主和公民、人生和成功、爱情与失败、流行与经典、平等与正义、环境与生态、积极道德与消极道德，进行了极有意义的探讨。虽然充满了探寻、追问、碰撞、反诘、争辩、质疑和交锋，虽然凸显出生活态度、价值观和人生哲学的差异，虽然母子俩未必完全认同对方，然而，他们之间毕竟由此而进入了对方的世界和心灵。 实际上，这已不是母子间一般的简单的书信往来，而是一场极有价值的深度对话，一场具有不同民族、文化、时代背景的两代人之间的人生课题、社会课题和文化课题对谈。读一读龙应台母子对话，也许会打开一扇门。 原载：《中国青年报》2009-02-25 原载：《中国青年报》2009-02-2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