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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原理研究是文艺学方面最为基础最为重要的工作；同时，又是前人做过最多最充分工作的领域。惟其如此，要涉足潜泳于这种基础理论的研究方面，需要有相当大的勇气和信心，也需要有相当宽广的视野和敏锐的理论洞见。这样，才能独辟蹊径，在已经有路的地方走出新路来。亦惟其如此，有些人对于文学原理研究有些畏惧，面对先贤们汗牛充栋的研究成果，感到自己没有再去钻研的决心和必要，甚至以这样的研究不再时髦为托词，而将基础理论研究轻轻放过了。也有人认为，在商品经济兴起和大众文化勃兴的当下社会，文学已经彻底边缘化了，文学不再是人们常去触摸的精神消费品，人们已经被电视和网络所俘虏，大家的眼睛不可救药地粘在了各式各样的屏幕上，但就是少有人去闻文字发出的墨香。对着精神欲望化、欲望视觉化这样的“后现代景观”，有些人感到茫然：文学创作的内驱力在哪里?文学研究的兴奋点在何方?更遑论文学原理的研究!但更多的人坚信，文学虽然在变化，甚至也一度媚俗、消匿，有时难免遭到戏弄，沦为灰头土脸的灰姑娘，但文学永远不会消失，永远会以不同的方式渗入人们的精神脉络中。从原始的口头文学到后来的纸质文学，再到今天的电子文学，文学的载体变了，但文学的品格不变。所以，只要文学还存在，就应该有人去询问它、诊断它、解剖它，研究它。 因此，同样有些人不撞南墙不回头，不去赶一波接一波的学术时髦，对当今各种“后……主义”、“新……话题”的话语戏拟的狂欢抱着冷静而客观的态度，致力于不懈地钻研文学理论的基础问题，执着耕耘于理论建设的园地，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湖南师范大学的赵炎秋教授就是这众多学者中的一个。他对“形象诗学”这个文学理论的基础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在文学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赵炎秋先生在关于文学形象的研究上主要对形象和文学的本质联系以及形象自身的细部问题两个方面进行了深刻而入微的论述，新见迭出，予人很大的启发。 1.形象与文学的本质联系。赵炎秋先生重点清理了对文学本质的传统看法的局限，表明形象与文学之间具有本质性的联系。他通过总结指出，历史上关于文学本质出现过四种观点，即形象论、情感论、形式论和语言论。他并且清晰而缜密地分析了四种看法的局限性，指出形象论与情感论之间并无根本的差别，形式论与语言论亦在本质上保持同一。艾不拉姆斯在《镜与灯》中指出，每一件艺术品总要涉及四个要点，即作品、艺术家、世界和欣赏者。[1]赵先生指出，在四要素中，“只有作品才是最重要的”[2]。而从作品的角度，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和形象的画面，只有两个基本要素，一是形象，一是语言，两者一直是文学理论的核心问题，历史上关于文学本质的看法实际也只有形象论和语言论两种。他认为，从作品角度来分析文学的本质，只能认定其本质在于形象而非语言。因为现代语言论文论的理论基础是不牢固的，在解说“现实是语言的建构”这一语言论最重要的观点时是不足以服人的；也放弃了意义维度和真理维度这些人类精神生存上赖以安身立命的方面；同时割裂了文学与生活的联系。所以过分强调语言对文学创作会发生不利的影响，语言论也不能够解答文学的本质问题。 在如此层层剖析的基础上，赵先生提出：文学的本质在于形象[3]。这是赵先生对文学形象问题的基本观点和逻辑核心。我认为他提出这一结论的理论进路是相当清楚且令人信服的。形象是文学之为文学的内核。文学是美的，而美必然是形象的。文学是语言魔方构造的形象系列，没有形象就没有文学。文学——准确地说，优秀的文学——必然是一个令人喜爱的关于形象的世界。文学必然是用形象来揭示生活。从《诗经》古老河边徘徊的好逑“君子”，到痞子蔡现代网络中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从奥林匹斯山的众神和特洛伊城的鏖战，到尤奈斯库的“秃头歌女”和那把“椅子”，文学以其形象的画廊见证了自身的存在及其价值。 2.形象自身的细部问题。赵先生从文学的本质在于形象这个结论前进，转入对形象内涵的探讨。文学形象诚然有虚构性，但作为文学主体和核心的形象，其实质是生活。准确地说，形象就是指形式化了的生活。而所谓文学形象，就是指通过语言形式化了的生活[4]；生活通过语言的形式化即是文学形象。他还吸收西方新见，譬如苏珊·朗格的观点，细致地分析了形式化的主要过程在于主观化、简化、情感化、变形、定型、物化等六个阶段。 其次，赵先生还对现代西方的形式主义文论和语言论文论的语言观进行了批判，指出文学语言的特性不在于“陌生化”、“以自身为目的”、“符号指向自身”或“多义性”，而在于“构象性”。他还吸收英伽登等人的文本结构理论，指出形象的内部结构可分为语言、语象、具象和思想四个层次。这是对中国古代的“言——象——意”的创造性阐释，其中尤其是对语象和具象的分类，颇能给人启发。文学形象首先只能是语言编织的形象，然后才是心中的具象。他并对形象的组合原则和组合方式进行了细腻的论述。他也对形象评价标准问题进行了说明，指出基本标准是原型、信息、思想和表达四个方面。不仅如此，他对文学形象的意义也展开了讨论。这种讨论不是狭隘的，而是围绕价值学、发生学来进行，立论视野相当开阔。他还就文学形象的创造与接受展开了论述。这种全方位的关于文学形象的立体观照，十分清晰地展示了形象的实质和内涵。 就这样，赵先生从宏观把握和微观剖析两个角度，建构了一个以“形象”为核心的诗学体系，对“形象”这一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作了深入透彻的表述。对于赵先生关于文学形象的诗学研究，我还想着重指出以下三点： 首先，就研究态度而言，赵先生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踏实作风和不懈精神是值得提倡的。 诚如人们所说的，理论研究难，基础理论研究更难，而要在基础理论研究上作出突破更是难上加难。但赵炎秋先生迎难而上，在这难上加难的方面，辛勤探索，最终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文学形象是喜欢拾掇西学语汇，开创各种新话题的学术“新锐”们不屑于去追问的“过时”问题，但赵先生明确指出“文学理论的基础问题永远不会过时”，因而对文艺学领域这个相当关键却又颇为“陈旧”的话题投入了十年之功(1994年到2004年)。童庆炳先生在评价赵炎秋教授关于形象问题的研究时说：“能以十年时间坚持就一个学术问题进行不懈的探索，打破砂锅问(纹)到底，不到长城非好汉，这种精神我觉得还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值得提倡的。”曾繁仁先生也说，这充分反映了赵炎秋教授“对于学术真理的执著追求、不轻易放弃己见、不随意跟风的学术风格”[5]。确实，赵先生这种踏实钻研的科研精神是值得现在如我这般浮躁的学术后辈来学习的。 其次，就研究成果的价值而言，赵炎秋先生通过对文学形象深入而全面的剖析，为文学理论的核心问题——形象——建立了一个完备的体系。这是对文学理论研究的一个贡献。 关于形象的这样翔实而系统的研究，这在国内是我所没有见到过的，国外情况不太清楚，就我阅读所及，只知道有俄国瓦·费·佩列韦尔泽夫(1882—1968)的《形象诗学原理》[6]。佩列韦尔泽夫接着普列汉诺夫的思想，采用普氏社会发生学的因果方法来讲文论。就佩氏此书的篇幅、结构和所论内容来看，佩氏与赵先生在对于形象问题研究方面是颇为不同的。佩氏论述了形象的构成以及形象与语言的关系等等方面，还主要采用了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形象问题。但他对形象问题的研究不如赵先生对形象的诗学探讨那般系统，也没有后者那种就每一个问题进行历史梳理的清晰理路。赵炎秋先生对关于形象的每一个问题几乎都给予了相当周密的论述，其研究给人一种视野博大开阔、立论基础厚实、行文环环相扣、见地精辟高远之感。 最后，就研究方法而言，赵炎秋坚持了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理论和事实相结合。赵先生以深邃的历史视野，对不管是传统还是前沿的理论问题，都来了一番认真扒梳清理，譬如分析形象论、情感论等关于文学本质看法时，他首先对历史上的各种理论进行了解剖式观照，从而提出了许多鞭辟入里的见地。他在研究中既有对历史长河的鸟瞰，又游弋于理论的天空，吸纳各种西学资源，譬如英伽登的文本结构理论、荣格的原型理论，展开了对西方种种前沿理论譬如索绪尔语言论、德里达和巴特的后结构主义、朗格的艺术符号学等的批判，见地新颖高远，发人思考。 赵先生在贯穿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原则的同时，也做到了理论和事实的结合，资料的收集和整理相当丰富可靠，立论是从事实出发的，而不是从观点出发的。他以其深厚的西学功底和广博的西方文学知识，厚积薄发，旁征博引，据此，理论是扎实可信的，而事实也得到了理论的提升。 总之，赵先生通过对文学形象问题的全方位透视，在文学理论的基础问题的研究方面，其深度和广度开掘到了令人可喜的地步，与国内已有的研究成果相比，明显有了很大的跨跃。因此，其研究既能给人丰富的知识，又能予人有益的启示。文学是人类共有的精神财产，也是人类需要的精神食粮。形象是文学活力和魅力的源泉，研究透它，必然加深我们对文学的热爱，也让文学更真切地走进我们。 注释： [1](美)艾不拉姆斯著，郦稚牛等译：《镜与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2][3][4]赵炎秋：《形象诗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第106—116页、第131页。 [5]赵炎秋：《形象诗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序言”。 [6]宁琦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 [作者简介] 何林军，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6年第2期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6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